企业家认知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影响的实证研究

　　摘 要：以江苏、上海、浙江110家中小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和Wilcoxon秩和检验两种方法，检测了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创新动机、创新素质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创新动机以及创新素质对家族企业管理开放度有显著的影响，且企业家家族取向程度低，目标偏好于事业，创新素质高，家族企业管理开放度就高；反之，则管理开放度就低。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创新动机以及创新素质对家族企业所有权开放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家认知；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一、引言
　　
　　从我国众多家族企业成长的历程中发现，许多家族企业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但还是停留在较为原始的古典企业模式状态。为此，许多学者针对我国家族企业成长中的“制度锁定”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为流行的是“文化决定论”。从文化角度对家族治理锁定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存在一些疑问（董志强 等，2004）。如果说家族治理与我国文化中的信任缺乏、重视血缘关系等特征相联系，那么为什么在西欧这样一些拥有较高的社会信任以及血缘文化淡漠的地区，也存在大量的家族企业呢？与属于儒家文化范畴的日本相比,英美两国的传统家族文化具有高度的同质性,然而无论是家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还是家族企业演化过程中选择的路径,英国和日本反而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周生春 等，2004）。这说明传统家族文化并不是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有少部分学者从企业家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储小平（2002）提出“企业家控制权情结”，认为企业家对控制权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家族企业的管理变革。熊毅（2004）认为是家族企业家特质因素导致家族企业的治理锁定。企业家特质因素包括家族企业家对事业的追求精神以及家族企业家通过“干中学”而获得经营能力的提高。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家应是推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初级行动团体”，是家族企业实现制度变迁的一个关键条件。因此，从企业家视角探索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规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现有的基于企业家视角的研究显然还很肤浅，且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企业家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机理还是一个“黑箱”，企业家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着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本文将从企业家认知的视角，对此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和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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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企业家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理念支配下产生的。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也是一定观念支配的结果。柯林斯等（2002）十分重视理念的作用，把核心理念作为实现跨越，成为高瞻远瞩公司和保证公司基业常青的核心与灵魂。而企业家的价值观是其创新理念的核心部分，是企业家所持有的反映其需要，对其有用和有意义的，使其产生意愿、向往和追求等动机倾向，以及影响其待人处事态度的关于主客体关系的价值观念。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创新价值观是家族企业家对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及制度创新效果、阶段、行为方式等的认识。它在家族企业制度创新行为构成中起到一种判定和筛选制度创新意念、欲望、创意的作用，是构筑制度创新目标的基础。
　　家族企业家创新价值观的形成是内外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家庭、教育、社会交往和个人生活实践等等。其中，传统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家创新价值观的影响与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最为密切。当企业家受到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很深时，其创新价值观就必然带有强烈的家族取向（family orientation），即在企业内部是家族优先（family first）；当传统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家创新价值观的影响作用很小时，家族企业家在主导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就会有较弱的家族取向，而表现为较强的企业取向（firm orientation），即在企业内部是企业优先（firm first）。有强烈家族取向的企业家会对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产生恐惧。他把家族企业的成长看作是对家族控制的威胁,企业的决策权力集中在家族成员手里，股东都是家族成员（Ward,1987）。他追求的是家族愿景(family vision)，通过企业来实现家族价值观，以及家族更美好的理想和未来，在这里，企业是为家族服务（Ward,1987）。因此，这样的企业家往往不愿意引入外部股东和外部职业经理，以避免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被稀释。坚持企业取向的家族企业家则更加倾向于推动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Dunn等 (1996) 曾指出，具有这样取向的家族企业为了促进企业的成长，会积极从外部资本市场融资。同时，只要符合家族企业发展的需要，企业家也会积极引进外部职业经理。在这种情况下，家族是为企业服务（Dunn,1995）。由此，我们得到假设1。
　　假设1：当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是企业取向时，家族企业容易实现制度变迁；当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是家族取向时，家族企业不容易实现制度变迁。
　　（二）家族企业家的创新动机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创新动机是家族企业家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是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行为发生和持续的主要原因。企业家为什么要推动家族企业制度的变迁，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是基于企业家自身的需要。那么，企业家的需要是什么呢？熊彼特（1990）认为刺激企业家创新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创新能给企业家带来丰厚盈利的机会，特别是创新在短期内(创新被普遍模仿以前)能带来超额垄断利润；二是创新的成功，能凸现企业家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满足渴求成功的欲望，这种欲望、事业或“荣誉感”是企业家积极进取的内在动力，是—种强大的精神支撑。也就是说，企业家的目标偏好，不仅包括对物质方面的追求，而且包括对成就、荣誉的追求，包含财富偏好和事业偏好两方面。但是，不同的企业家对二者追求的强度是不相同的。有的企业家更偏重于财富的追求，对事业的成功偏好相对较弱。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家把经营企业主要当作获得财富的手段。有的企业家对事业的成功偏好相对较高，而对财富的追求相对较弱。他们把经营企业主要看作实现自己理想、获得成就感的途径。前后两个类型的企业家分别可以称为财富偏好型企业家与事业偏好型企业家。
　　家族企业家的两种不同目标偏好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有很大不同。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对于财富偏好型企业家来说，获得财富是相对重要的目的，而经营家族企业只是获得财富的手段。因此，他们对企业所从事的领域并不是非常关注。换言之，只要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他们可以从事任何一个领域的活动，因此，他们更关注各种获利机会的寻找，而不是通过有效制度变迁来整合各种资源。而对于事业偏好型企业家来说，他们的经营领域相对集中，为了在固定的经营领域获得竞争优势，他们必然会努力实施制度变迁，整合企业内外各种资源，以赢得市场竞争的制高点。第二，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是一种创新行为，而创新是不确定的，带有很高风险。比如，家族企业引入外部股东，就存在控制权争夺的风险；引入外部人力资本，又存在泄露家族企业机密，或无法使其和家族成员融合成一个整体的风险，等等。财富偏好型企业家作为风险规避者，他们会对家族企业制度的变迁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不会轻易推动家族企业制度的变迁。事业偏好型企业家是风险偏好者，他们创造价值的方式不仅仅是通过机会识别，而更多地通过创新，是创新导向的。因此，他们在推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方面会更为大胆，他们会根据家族企业成长的需要，主动推动家族企业制度的变迁。由此，我们得到假设2。
　　[8]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 />　　假设2：事业偏好型企业家控制的家族企业容易实现制度变迁；财富偏好型企业家控制的家族企业不容易实现制度变迁。
　　 （三）家族企业家的创新素质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
　　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不仅受到家族企业家创新价值观与目标偏好的影响，而且还与家族企业家自身的创新素质有关。在推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家族企业家的创新素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制度变迁的成功与否。创新素质主要包括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两部分。从知识素质角度看，家族企业家拥有的丰富管理知识与管理经验将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创新家族企业制度，减少制度变革的阻力，使新的制度能较好地促进家族企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家拉坦(1994)指出，“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从能力素质角度看，家族企业家创新制度的能力表现为在家族企业进入成长阶段后，能够敏锐地观察到家族企业创业阶段企业制度的缺陷，精确地捕捉到制度变迁的时机，并能提出科学合理的制度变迁方案。同时，在家族企业制度变迁过程中，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有效地降低各种变革阻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3。
　　假设3：当家族企业家的创新素质较高时，家族企业容易实现制度变迁；当家族企业家的创新素质较低时，家族企业不容易实现制度变迁。
　　上述假设可以用图1来表示。
　
　　
　　三、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上海、江苏、浙江三地的家族企业。共发放调查问卷280份，收回有效问卷110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39.3%；填写问卷的人员均为样本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且属于家族成员）。样本企业员工数量平均为186人，最多的家族企业有1845人，最少的为25人。企业创立时间平均7.87年，成立时间最长的家族企业为14年，最短的是5年。行业分布主要是制造业、餐饮业、建筑业以及房地产业。家族拥有企业股权比例平均达到74%，最少是37%，最多是100%。高层管理人员中非家族成员的比例平均达到41.56%，最少是0，最高是80%。
　　（二）变量测量
　　1.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有三个，包括企业家创新价值观、企业家创新动机和企业家创新素质。创新价值观用企业家的家族取向程度来衡量。家族取向的测量指标来源于李新春（2004）等的研究，原有指标一共20个，笔者从家族所有、家族管理、家族控制三个角度选择了六个指标：（1）企业的股权不应该出售给家族以外的人；（2）企业的关键性岗位应该由家族成员担任；（3）为家族成员提供就业机会是企业主的一个义务；（4）家族应该在董事会中拥有多数投票权；（5）企业的管理继任者应该从家族成员中选择；（6）家族参与管理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每个测量指标都通过Likert 5点记分法来进行度量，1表示一点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测量家族企业家目标偏好的指标来源于刘新民（2003）的研究，其中测量事业偏好型企业家有四个指标。包括：(1)增强个人的才干；(2)证明个人的能力；(3)承担更多的责任；(4)迎接挑战。测量财富偏好型企业家也有四个指标。包括：(1)增加个人的物质财富；(2)增加获得收入的机会；(3)维护我个人的安全；(4)保障家庭成员的未来生活。每个测量指标都通过Likert 5点记分法来进行度量，1表示一点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企业家创新素质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这里主要测量其中与制度变迁相关的创新素质。由于缺乏现成的测量指标，笔者根据现有的理论研究设计几个指标，并请有关专家进行评价。新制度经济学家非常强调社会科学知识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对于家族企业家来说，是否拥有丰富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将对其能否有效地推动家族企业进行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用“具有丰富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作为衡量企业家知识素质的指标。家族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才可能完成制度创新过程，根据芮明杰（1997）对管理创新主体的研究，用“对环境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及时找出实际存在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深知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即使遭到阻挠和非难，也不改变初衷，总是一往无前，直至成功”、“敢于面对常人无法忍受的困境，大胆探索，不怕失败，直至取得突出的成果”三个指标来衡量家族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素质。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指标测量家族企业家发现问题的能力，第二个指标测量家族企业家克服制度变革阻力的能力，第三个指标测量家族企业家实施制度创新的意志强度。每个测量指标都通过Likert 5点记分法来进行度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我们计算出衡量能力素质3个指标得分的平均值，用平均值表示能力素质的高低，然后用知识素质得分和能力素质得分相加，用相加后的总分来表示家族企业家创新素质的高低。
　　2.被解释变量
　　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本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制度变迁两个维度，前者可以通过家族企业所有权的开放度来反映，后者可以用管理的开放度来衡量。因此，这里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一个是所有权开放度，我们用“家族成员拥有的股份比例”来测量，比例越高，所有权开放度越低；另一个是管理开放度，用“高层管理人员中非家族成员的比例”来测量，比例越高，管理开放度越高。
　　（三）分析方法
　　采用SPSS11.0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并通过计算alpha系数来分析测量的可靠性。在分析“企业家创新价值观”、“企业家创新素质”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时，由于前两组数据是定序数据，后一组数据是定比数据，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来检验其关联性。在分析“企业家创新动机”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时，因为“企业家创新动机”是定类变量，根据企业家是财富偏好型还是事业偏好型将被解释变量的指标分为两组，用Wilcoxon秩和检验来判断企业家创新动机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四、研究结果
　　
　　（一）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家族企业家创新价值观得分最高是4.67，最低是1.67，平均得分3.12。可以看出，家族文化对企业家经营家族企业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不同家族企业家受其影响程度有高有低。这说明，在研究家族文化对家族企业组织制度演变的影响时不能一概而论，既要考虑文化演变的动态性，又要考虑企业家价值观形成的复杂性。家族企业家的创新动机包括财富偏好和事业偏好。其中，财富偏好得分高于事业偏好得分的企业家有45个，最高得分是4.50，最低得分是3.50，平均得分是3.98。事业偏好得分高于财富偏好得分的企业家有65个，最高得分4.75，最低得分3.75，平均得分4.28。可见，以目标偏好为依据，企业家确实可以分为财富偏好型企业家和事业偏好型企业家两类。把企业家的能力素质和知识素质结合起来看，平均创新素质得分是3.01。其中，能力素质平均得分3.62，反映企业家对自己的能力比较有信心。而知识素质平均得分为2.41，说明大多数企业家认为自己不具备丰富的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
　　被解释变量包括“管理开放度”和“所有权开放度”。其中，管理开放度平均得分41.56%，说明由于企业发展的需要，多数家族企业都已经开始引入一定数量的职业经理。所有权开放度平均得分74%，说明在大多数家族企业里，家族成员在企业中都居于绝对控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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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子分析结果
　　通过因子分析（见表2），创新价值观6个指标可以提取出家族取向1个因子，alpha系数为0.8067。本文计算了衡量家族取向六个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并用平均值来表示企业家家族取向的强弱。创新动机8个指标可以提取出财富偏好型和事业偏好型两个因子，alpha系数分别为0.7892和0.7646。本文分别计算了衡量财富偏好4个指标和衡量事业偏好4个指标得分的平均值，并用平均值来表示财富偏好和事业偏好的强弱。创新能力素质提取一个因子，alpha系数为0.8268。
　　（三）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1.企业家创新价值观、创新素质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企业家家族取向、创新素质与家族企业所有权开放度、管理开放度分别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见表3），可以发现，家族取向、创新素质与所有权开放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小，且不相关的概率均大于0.05。因此，家族取向、创新素质与家族企业所有权开放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家族取向、创新素质与管理开放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11和0.659，且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因此，家族取向与家族企业管理开放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家家族取向程度越高，管理开放度越低。创新素质与家族企业管理开放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家创新素质越高，管理开放度越高。
　　
　　2.企业家创新动机与家族企业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
　　将所有样本根据企业家的创新动机是财富偏好还是事业偏好分为两组，通过Wilcoxon秩和检验（表4），可以发现，财富偏好型企业家经营的家族企业所有权开放度与事业偏好型企业家经营的家族企业没有显著的差异（P=0.311>0.05），而企业家的创新动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开放度影响则非常显著，且事业偏好型企业家经营的家族企业管理开放度要高于财富偏好型企业家经营的家族企业。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创新动机以及创新素质对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假设只得到部分的验证。一方面，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创新动机以及创新素质对家族企业管理开放度有显著的影响。当企业家家族取向程度低，目标偏好于事业，创新素质高时，家族企业管理开放度就高。另一方面，家族企业家的创新价值观、创新动机以及创新素质对家族企业所有权开放度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与理论研究的假设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不一致，最主要的原因是家族企业所有权的开放并不是完全由家族企业家决定的，它受到我国金融制度环境的严厉约束。制度环境限制了家族企业所有权制度的变迁空间。在目前我国上市门槛很高，民间股权融资市场缺乏，且法律保障不力的条件下，家族企业家主导家族企业进行所有权变迁的范围是有限的。制度环境决定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在一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家族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也是一定的，家族企业家只能在这有限的制度空间里进行制度变迁的选择。因此，家族企业家的决定作用，主要是在可能的制度变迁空间中是否选择或选择哪一种，作为自己企业的制度变迁方式。而企业家认知与管理开放度之间的理论假设之所以得到实证上的支持，是因为与所有权相比较，家族企业家在控制权和管理权方面具有更大的可选择性，毕竟让一个非家族成员进入董事会或者担任管理职务，与改变所有权结构相比更容易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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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志强，蒲勇健. 2004. 私营企业“家族治理”锁定现象的经济解释：基于“law matters”假说的解释与政策启示〔J〕. 江苏社会科学 (4).
　　刘新民. 2003. 不同类型企业家对创新方式选择的差异分析〔D〕.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博士论文：108.
　　拉坦. 1994.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M〕//科斯,阿尔钦,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336.
　　李新春，任丽霞. 2004. 民营企业的家族意图与家族治理行为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6)
　　芮明杰. 1997. 管理创新〔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45-146.
　　周生春，王明琳. 2004. 市场、技术、规制与家族企业的演化：一个对家族文化决定论的质疑〔J〕. 浙江社会科学(5).
　　熊毅. 2004. 家族企业成长中的企业家特质变动与企业治理〔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6).
　　熊彼特. 1990. 经济发展理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72-173.
　　柯林斯，波勒斯. 2002. 基业常青〔M〕. 北京：中信出版社：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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