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全球化”这个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颇为常见，它似乎成为了推动世界前行的源泉。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资本流动加快，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交流和沟通，世界因此展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大融合局面。然而在鲍曼眼中，此繁荣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嬗变。全球化并不是万能钥匙，它对某些人而言，是“幸福的源泉”；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它却是“悲惨的祸根”[1]。全球化的时代，流动的自由导致了时间和空间的压缩，拉动着整个社会向着短暂的、多变的和不稳定的方向发展。正是社会的这种不稳定性导致了社会成员在需求上的不稳定和多变性；而同时，时空的压缩，技术上的飞速进步，让这些需求迅速得到满足，而需求的迅速满足又更进一步的促成了消费者新的欲求的产生，从而形成了一个欲望和欲望的实现都不断加快的循环。在这个进程中，生产的决定地位逐渐丧失，消费成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消费者消费的目的不再是满足自身需要，而是为了欲望被满足的快感。而这样的一个社会，便是鲍曼所讲述的消费者社会。
2 鲍曼眼中的消费者社会
对于消费者社会，鲍曼认为它是现代社会继“生产者社会”之后的另一个阶段，是侧重于消费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社会没有生产，而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今日社会塑造起成员的方法首先并主要有消费者角色的义务所决定的”[2]，消费者社会不断的按照消费者的角色去塑造其成员，并且凭借全球化过程中流动的自由所带来的即时优势，不断地对其社会成员提供即时的、变更的消费品和服务，从而不断的刺激其社会成员的消费欲望，使其消费行为不断的发生。
传统而言，我们是先有需求，而后得到满足；而在消费者社会，需求与满足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过来，“满足的前景和希望先于被满足的需要，而且将永远比现有的需要更加热切诱人”[3]，得到满足的憧憬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需求，即欲望刺激着消费，整个消费者游戏的旨意不在于物质有形意义上的财富的积聚，而只是在追逐一种实现其欲望的快感。而人们这种被欲望牵引的消费观，这种看似几乎上瘾的购买行为，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深深根源于社会带给人们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人们还没来得及适应其前一个变化，随之而来的变化就已产生。而此时，购物便是唯一方便可行的出路，它可以带给人们短暂的确定性。购买行为充斥着我们所有的生活，购买的不
只是商店的商品，还包括赢定爱情的方法、应对困难的方法等，需要购买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对于消费者而言，在享有所谓“选择自由”的同时，陷阱是无穷无尽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周旋于如此多的陷阱之间，这中间其实有很大部分人无法为自己的消费行为买单，这样便出现了分层。
3 消费者社会的分层
鲍曼把消费者社会中的消费者比喻成航行中的水手，而把消费者社会当做其航行的海域。对于水手而言，海域是开放的，他们可以自由航行，但由于各自的船的质量、水手的技能、海上的风暴等众多的因素的不同，导致了水手间不同的命运。有的水手能顺利到达目的，功成名就，但是有的却无缘终点，而且通常是，这个海域越开放，水手之间的差距就愈大。消费者社会也是这样，市场对于每一个消费者而言都是相同的，但消费者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却是不同的，他们消费的技能也是有差别的，加之金融风暴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后现代消费者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消费社会也逐渐分裂为三个不同的阶层：旅游者、流浪者和中间阶层。
处于上层社会的消费者群体，他们掌握着流动的自由，他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鲍曼把这一群体界定为旅游者。凭借所掌握的资源，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停留或前行，一路绿灯放行，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经历与财富，并且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对于旅游者群体而言，空间已经丧失了其束缚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空间其实都很容易被穿越，他们只生活在时间之中，全球化可以说是完全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大型的跨国公司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他们能够轻易地跨越地理界限，在成本低廉的地方兴建工厂。等到这个地区资源用尽，又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个地区遗弃，重新在新的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建立自己的企业。他们所到一处，不仅能够得到当地人民和政府的欢迎，有时甚至还能享有政策优惠，尤其在发展中国家。
而对于处在下层社会的群体，鲍曼把其界定为流浪者。由于缺少全球化社会中稀缺的资源——流动的自由，他们无法自由移动，流浪者被束缚于沉重的空间之中，空间钳制了时间，时间对其而言是空的，不产生任何意义和价值的，“他们只能消磨时光，正如他们慢慢地被时光消磨掉”[4]。他们在社会中也没有话语权，他们有时甚至连自己想定居的地方都保不住，被迫迁往更为偏僻的地方。即便有的人受到旅游者生活的引诱，主动迁移，寻求更多的资源，但结局却往往是令人失望。不同于旅游者，流浪者到达一个地区，并不会为该地带去更多的资源，反而被认为是影响该地发展的不良因素。因此，他们到处遭人白眼，旅途中充满了屈辱和无奈。在中国，很多农民为了能够改变自身贫困的状态，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开始了进城务工的流浪之路。由于知识水平低，并且缺少资本，农民工只能从事一些收入较低、工作也更为辛苦的职业。他们处于城市生活的底层，处处招人白眼，被保安门卫当做密切监控的对象，他们也没有良好的医疗保障，只能伴随着城市化的浪潮到处流浪。
除了旅游者和流浪者两极，在消费社会中还存在着一大批消费者，他们游离于旅游者和流浪者之间，这里我把其称为中间阶层。鲍曼认为“这些人不太清楚他们目前的处境，更不清楚目前这样下去到底能否见到第二天的曙光”[5] 。没有旅游者的自由与风光，也没有流浪者的束缚与无奈，表面上中间阶层比二者的生活都要稳定，但实质上他们比前二者都承担了更大的风险。旅游者拥有大量的资源，他们抗风险的能力较大；而流浪者本身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已经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损失；但中间阶层不同，他们拥有部分资本，比流浪者拥有更多的选择权，而选择通常是带有风险的，不像旅游者那样有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因此中间阶层每做一次选择实际上都是以自己的大部分资本做赌注，他们很容易因为某次失败的选择而一夜之间沦为流浪者，却很少因为某一次选择就上升到旅游者阶层。因此，中间阶层在消费社会中承担着更大的风险。正如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到来之时，一些行业的大公司面临倒闭，而政府在此时出手救市，大大减低了很大一部分旅游者——上层人们的风险，华尔街很多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在获得极大利润的同时全身而退；而对于买了公司股票却没来得及脱手的中小股民，他们却不得不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后果买单，在其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无数家庭一夜间倾家荡产。在为旅游者定制的这个消费社会中，始终有一套保护旅游者的规范；但是中间阶层以及流浪者阶层，却一直都处于无保护状态。而掌握着一定资源的中间阶层，必定承担着更大的风险。
4 消费者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鲍曼一再强调：“流浪汉是旅游者的另一个自我”[6]，这正是二者关系最本质的地方。“旅游者和流浪者都被塑造成了消费者，可是流浪者是有缺陷的消费者；他们其实并不精通消费之道，还作不出种种老练的选择”[7]，旅游者只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抓住了契机从而成为胜利者；而相反的，流浪者则由于不精通消费之道，从而成了社会运行中的淘汰者。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全球化的进程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特征，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为二者角色的变换提供了可能。旅游者一次失败的选择与投资，很有可能让他丧失所有财产，成为流浪者；而流浪者不懈的努力或者一定机遇下，也有可能成为旅游者。也正是这样一种角色互换的可能性，让二者在对待对方的态度上有了截然不同的反应。
在流浪者心中，旅游者是他们的榜样，过上像旅游者这样的生活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他们试图利用政治等手段在全球化的光环中沐浴些许阳光，但是其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冲突不仅没有修复分裂，反而更进一步的加大了差距，最终只能归结于命运使然；而在消费者心中，流浪者简直就是他们的噩梦，看到流浪者，仿佛就像看到了作出另一选择的自己。他们害怕有一天也会变成流浪者，于是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流浪者的出现，修建贫民区，修建监狱，似乎想要把所有的流浪者都从他们的世界中移除，不厌其烦的想建立一个没有流浪者的“乌托邦”——“没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游者社会的乌托邦”[8]。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的，
因为只要旅游者的存在，就必定会有掠夺，就必定会有与之对应的被掠夺的流浪者；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流浪者的困难生活的存在，才使得旅游者的自由生活越发显得惬意。一旦流浪者消失，旅游者也无所谓旅游者。
而对于中间阶层，鲍曼并不没有做过多的论述。而以下则是个人在他对旅游者和流浪者的关系分析基础上推导而来。类似于旅游者与流浪者的关系，旅游者其实也是中间阶层想要成为的对象，但相比于流浪者，这种可能性虽然更大，但这种想要改变的愿望却没有如此的迫切，毕竟这中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而中间阶层对于旅游者而言，他们并没有产生像面对流浪者那样的恐慌，毕竟中间阶层是经过“改良”过的流浪者，与面对流浪者相比心理反差相对较小，也不至于特别的排斥。而流浪者与中间阶层，二者在社会生活中接触更多，联系更为紧密，二者转化的可能性也相对更大。对旅游者的生活，流浪者其实并不了解，反而是中间阶层，流浪者看到的更多的是赤裸裸的财产，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今中间阶层首当其冲的成为了穷人们仇富的对象。
5 在分裂中前行
由于自身资源的差异，以及对“消费之道”精通程度的不同，消费者社会渐渐呈现出三个阶层的区隔：旅游者、流浪者和处于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的存在只是相对存在，理论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但事实上，真正两极之间的转换，即旅游者和流浪者之间的转换其实很少发生，而二者与中间阶层之间的转换却更为频繁，并且更多还是为自上而下的转换，所以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分裂现象也越为突出。
由于所占有的流动性资源的不同，在各自眼中的全球化也不尽相同。于流浪者，全球化代表着一种掠夺，一种被迫流浪的无奈；于中间阶层，全球化则意味着机会的增加，选择范围的扩大，但同时也意味着选择风险的加大；而于真正受益的旅游者而言，他们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即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不断融合，空间距离的不断缩小，世界仿佛是一个大家庭。而在这个图景中，后现代现实中的分裂以及矛盾却被大大模糊了。三者眼中的世界是各不相同的，而二者之间的交流也是完全中断的，不同的阶层之间似乎没有了值得交谈的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消费社会的这道裂痕。
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全球化耀眼的光环所笼罩，全球化背景下消费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在经历全球化的过程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旅游者一路绿灯放行，流浪者一路红灯止步”[9]，旅游者掌握着大量的“流动的自由”，他们周游世界，随心所欲的攫取资源；流浪者便是资源被剥夺的承载体，他们被世界排挤，被迫地流浪和迁徙；而中间阶层，他们终日在巨大的抉择和风险之间动荡不安，难以确定。说到底，全球化中受益最多的还是社会的一小部分阶层——旅游者。全球化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总是那么生机勃勃，其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分裂与对立，社会差距不断扩大，而这便是鲍曼为我们指出的，也正是被后现代主义所掩盖起来的后现代现实——我们在分裂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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