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陪审制度是宪法的设计者们努力创造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但同时又坚持进一步防止司法专断而设置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它的功能在于防止为消灭仇敌而进行的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和提防那些容易受更高当权者影响的法官。于是，在我国，随着司法威信急剧下降，加强审判监督力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推行以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为原形的陪审员制度也成为我国审判制度改革中的一股潮流。然而，“照猫画虎反类狗”的教训在我国改革中实在不是一二例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有着相似名称的制度所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往往迥然不同，本案提供了由美国陪审审判制度运作的全过程，本文对英美陪审审判制度增加一点背景介绍，试图提供一个“虎”的原形，并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加以对比，找出“猫”和“虎”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差异：
（1） 当事人对陪审审判程序的选择权。
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的一个最核心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在于，陪审审判是一种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象有权选择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一样，当事人也有权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而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在刑事审判中他还有权选择供认犯罪而完全免予审判，即诉辩交易）。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际需要作出自主判断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程序，从而使不同审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选择中得到过滤。比如，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可能使审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却比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要复杂得多，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成倍于法官审判。如果当事人认为陪审团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总是帮助好人，或者当事人认为不值得为案件付出昂贵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可以放弃陪审审判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设置，在实践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组成合议庭常常是法院根据在册法官是否够用而决定的。对于是否接受由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当事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换言之，陪审审判是强加于当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种“权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义务。即使当事人认为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比由法律外行参与审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为他安排的陪审审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美国陪审团成员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保障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法官从选民民单中摇奖式的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双方辩论后排除；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条件异议”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与此同时，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我国的陪审员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与美国法院中的司法辅助人员差别不大。他们在法院辖区有某种身份，比如法学专家，或某种有代表性的模范、先进人物，或曾经有过正规、非正规司法经历的退休人员，经法官“选拔”、聘任之后，即作为法院常设的编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额报酬。参与具体案件审判，也是由法院临时指定的，不过没有随机产生程序。这些陪审员之所以能够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或在当地的威望。如果经过人大常委会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那么，这些把陪审员身份作为一种荣誉、奖赏或把参加陪审作为第二职业机会的人，这些没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选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会中行使与法官同样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职业责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论，他们滥用权力的危险性岂不比法官大得多？
（3） 陪审员的审判权力。
以陪审员身份相对独立性为基础，法律赋予陪审团以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力。陪审团与官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称为verdict，而法官的判决称为judgment 。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对事实加以认定(find)，法官就原告胜诉或败诉的金钱数额作出相应判决(decide)以为执行依据。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不顾陪审团判决的判决（“judgement n.o.v”），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性的权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审团的裁决无效而裁定重新审理，但无权直接作出判决。初审法院对于上述动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上诉法院的严格审查，审查以最有利于初审胜诉方的原则进行，亦即假定陪审团裁决完全正确为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陪审团有关证据的结论具有终局性。法官与陪审团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这种明确职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约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合理分配资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当性的价值——陪审团以普通人的智识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而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显然也具有更高正确率。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与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与陪审员之间没有职能分工，在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评议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而形成判决。这种与美国陪审团权力设置和权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异可能导致两种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断事实方面，陪审员受到习惯于法律思维的专业法官的诱导而把事实问题纳入法律的框架，从而与陪审审判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陪审审判的原理在于，正义应当是普通公民关于正确与错误观念的体现。同时，以牵制法官权力为己任的陪审员们由于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处于劣势，反而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而成为合议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实纳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为了使身为法盲的“同事”——陪审员——能够真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官在整个审判特别是合议的过程中须得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律的规定和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依法”行使适用法律的权力恰恰是对审判权“合法”的滥用，无论对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正因如此，加强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建设的思路便“历史地”朝着陪审员专业化方向发展，媒介热情地报道某陪审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的感人事迹，真是对陪审制度的莫大讽刺。如果自学速成的陪审员可以比经过法律院校多年专业培训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那我们不妨思忖片刻：这是否意味着，要么是国家法学教育彻底失败，要么整个社会的“公正”取向有问题？
（4） 陪审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尽管中美两国陪审审判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性地妨碍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有与之相应的适用范围。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为对象，选择与之相应的程序，那么，严格、复杂的审判程序问题与重大、疑难的案件相适应，伴随着巨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和相应的司法收益；反之，简易、宽松的司法程序应当与大量简易、小额的案件需求相适应。美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投入大、时间长、代价昂贵，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标的大、赔偿额高的民事侵权纠纷；而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除与专业合议庭同样适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决某种类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社区邻里纠纷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监督司法、确保公正，不如说在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这种制度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陪审制的内在机理与改革家们倡导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样本的美国陪审审判制度完全不同。
不妨回头看看与我国法制传统有着亲缘关系的德国混合法庭制度，或许可以为改进我国的陪审审判制度提供另一种参考。与美国相同的是，德国以随机性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保障了陪审员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判时不受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划分的限制而与混合法庭中的法官共同评议。于是，德国以混合法庭审理的案件受到广泛而全面的上诉审查，并硬性要求法官对评议意见制作书面意见以供上诉审查之用。这种上诉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而且，陪审员在合议庭中所占的比例与案件的难易或重要程度成反比，越难、越重要的案件陪审员成份越少，高等法院以上的案件不适用陪审员。在德国上诉制度中出现越简单的案件上诉的法律容许度越大且上诉率越高的奇怪现象，尽管没有结论说，简易案件适用陪审审判是导致案件判决错误率高的直接原因，至少可以说，德国的陪审审判并不与判决质量成正比，陪审审判的结果也远不象美国那样不易质疑。
最后，当我们考虑借鉴国外陪审审判制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一个重要趋势，即，民事纠纷日益呈现出技术化、专业化特点，陪审审判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机率越来越小，无论是居于大陆法系代表地位的德国还是英美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干脆取消了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陪审团审判的制度，美国对于陪审审判方式也进行了较大改革。在美国，陪审审判制度的存在价值与其说具有实质性或现实性，不如说具有更多潜在价值或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当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或者与相对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宪法为他设置了一种他可以选择利用的制度，使他可以在自己可以信赖的被认为代表百姓说话的陪审团面前陈述故事，获得正义。如果我们适用陪审审判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工作负荷，变相地扩大法院编制，将这些“代用法官”参与审判的诉讼程序强加于无可选择的当事人，我相信，引进陪审制既不会增加我国司法的正义性也不会增加判决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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