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外国直接投资的引入依据和风险

　　论文摘要 国际投资一直是国际公法有关国家责任的中心议题，更与国际经济法密不可分。明确外国直接投资的概念、利弊、理论依据和现实需要，关注国际投资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全球经济的复苏，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发展中国家 跨国公司 经济发展

　　一、全球投资趋势和发展中国家现状

　　201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小幅涨至12.4万亿美元。这种温和的增长，主要归功于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提升。包括市场拓展在内的强健经济基础，稳定的盈利增长和对公司资产的乐观估值，使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跨国并购的价值翻倍。外国子公司，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其利润的增加提高了再投资收益。随着更多的国际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这些国家的投资以维持成本效益，力图保持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竞争力。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之间的区域FDI一直在快速增长，到2010年首次吸收了一半以上的FDI流量。在主要新兴地区，如东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都可以看到FDI的强劲攀升。同年，有赖于国际资本市场的改善，盈利能力的提高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健康增长，FDI内流量增长了7%，高达19万亿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相对快速的经济复苏和较为旺盛的内需，FDI内流量增长了12个百分点，为574亿美元。

　　东亚、南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者，同样也是FDI外流量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作为FDI的首要来源，资本流出增量均超过十亿美元，分别达76亿和6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在广泛行业和多个国家，积极收购海外资产，持续他们的抢购风潮，对外总投资量已超过日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涉足于其他复苏势头强劲、经济前景上佳的新兴市场的投资。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2011年至2013年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中声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正成为举足轻重的投资者，而且这种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继续保持。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4/fontbr />二、外国直接投资的定义

　　“投资”作为国际投资法的基本要素，尽管在以《国际投资争端解决公约》（ICSID Convention）为代表的国际投资条约等国际投资法律渊源中，没有得到详细准确地界定，但是学者们一般认为，任何金钱或具有经济价值的其他形式资产的投入，长达不固定期限或五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就是投资。外国投资，狭义来说，则是指在一个国家以外获取资产的行为。这些资产可以是金融资产，如债券，银行存款及股票，也可以是所谓的直接投资，涉及生产资料所有权，如工厂和土地。 拥有控制企业运营的股权，也被视为FDI.

　　三、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依据

　　发展中经济体将引进FDI作为发展的一项重点战略，既有宏观经济层面的考量，也有微观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因素。

　　（一）弥补国内低值储蓄

　　生产率和生产力低下，反映在国内储蓄上，就是资金匮乏，实际收入水平低，形成“贫穷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储蓄不足，回流至低实际收入的投资量小的结果。FDI能够提供额外资源，补足国内资金缺口。本国资源与外部资源相结合，可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促进发展，提高实际收入和就业率，有利于全社会收入的合理分配。因此，FDI在补充国内资源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解决外汇缺乏

　　不利的贸易条件，支出与经常账户的逆差，出口能力下降，是导致外汇不足的一部分原因。这些原因又都可能源于长时期过低的资本投资。在此种情况下，民众的购买力过小，投资的动机便不复存在。这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个阶段，通过贸易和资本流动，可以使在发展中经济体投资的微弱诱惑，和在发达经济体中投资的强诱因得到平衡，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超负荷增长。这也是国家依靠出口创汇和资金流动，特别是FDI，通过进口以积累资金的一种方式。

　　（三）顺应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发展的需要

　　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是管理和社会的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刺激经济，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运行。事实上，社会的基金应该着力刺激经济有创造性的部分。除了增加生产要素的数量，有必要提高作为经济主体的人的质能，并持续推进生产性活动。

　　（四）满足不同产业的选择偏好和宗旨

　　鉴于其在GDP中的大比重，须大力支持重要的传统经济部门并予以改造。政府加大对传统经济领域的投资力度，也往往由此背负起沉重包袱。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工业、原材料、农业和采矿业皆隶于此列。困难时期，这些国家必须从质与量方面维持或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以保障或扩大其市场份额。例如，2005-2007年，因为石油需求的增加，竞争日趋激烈，石油出口国不断扩大投资，与其过去在石油市场预定份额的一贯行径背道而驰。市场的快速变化引致的迫切投资需求，往往要通过国内渠道解决。如果工业部门的需求和产量增加，直接或间接地给原材料生产商造成扩资压力，投资融资导致债务增加，为保证国内储蓄，国内或国外市场销售再添负担，而进口增多引发新的外向型依赖。同时，由于竞争激烈，没有足够的利润支持投资，又令债务上涨。在这种情况下，FDI是唯一的出路。

　　综上，低国内储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整体失衡，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具有特定需求和社会政治目标的部门，是吸引FDI的四个主要出发点。从更笼统的角度来说，外债也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而特定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以缩小落后差距，降低利率，减少经常账户赤字，抑制国民产值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改变消极影响购买力、有效需求和产量的收入分配不均，提高资本效率。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看，所有这些因素共同造成资本稀缺而亟需FDI的表征。

　　四、FDI作为发展中国家外部资金来源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复苏倚仗的是结构性（长期）和周期性（短期）相结合的拉动与推动因素。在发展中国家，GDP高增长预示着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周期性拉动），而政策框架则被认为应对未来冲击的韧性更强（结构性拉动），特别是在亚洲地区。量化宽松和利率降低造成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过剩，驱使其在发展中国家以相对较高的利率和回报率展开投资（周期性推动）。虽然FDI引致外部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复苏方兴未艾，鉴于FDI的波动性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悖离，国家必须慎之又慎。

　　首先，资本的激增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面临的不稳定性更高，直接对本国货币汇率升值形成压力。发达经济体的低利率环境不能无限期维持。2009年以来，FDI作为资金流入的主要来源，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可不谓是一个昭示着稳定性和对生产性投资长期回报信心的积极信号。不甚乐观的是，本阶段发达经济体对波动性组合和特别像银行贷款这样的其他资本要素风险敞口极大，FDI作用相对不大显著，全球经济复苏因而可能更加脆弱。

　　其次，近年来FDI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愈发不稳定，尽管它较之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如商业贷款和贸易信贷），波动性比仍然少得多。有人认为，这是其成分更易的反映，例如，从股票转换到债务，其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更加敏感，由此引发了危机。所以，涉及其他类型资本的FDI稳定性假设，需谨慎处理，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诸如巴西、韩国和南非等国，都经历了FDI流入量的飙升和狂跌。FDI也很可能包含某些短期剧烈变化的资金流，或称“热钱”。当下，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无论是组合投资，银行贷款，还是FDI，所有外国私人资本流动，都对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因此，考虑到几年前的危机，危机后的经济回升的特质和其固有的脆弱性，应成为发展中国家密切关注的两个议题，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意义便由此凸显。ODA不容易受到震荡波及，但是，发达国家未能实现设定的满足受惠国核心发展需要的目标，ODA的有效性亦已受到质疑。

　　五、启示

　　从上述分析延伸，不难理解发达经济体热衷向海外转移资本的理由。正如迈耶（Meier）所说：“一个国家惟有能经受当下的极不平等，才能赢取未来更多的公平和更大的产能。”在诸多经济理由中，最核心的必然是外国金融资本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跨国企业放眼外域，确保原材料和能源资源的供应，开拓新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在此阶段，吸引FDI是最重要和最普适的经济政策，也是发展自身的关键。FDI与贸易自由化、私有化、国际化和全球化同行，发展中国家的FDI，更是始终机遇与挑战并存。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应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根据多种基本理论和政策，积极借鉴和使用更精良和更具协调性的经济手段。抓住国际投资的回暖期，充分借助利用国际投资法的有关框架协议，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