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华北农村彩礼现象的原因及影响探析

　　论文摘要 在一个华北地区的村庄，“彩礼”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该村用于结婚的彩礼过高，已经成为沉重的负担；其背后，是彩礼的意义正逐渐发生变迁；农村的舆论环境更是造就了村民的攀比心理。高额彩礼现象的不断激化导致代际关系间的平衡已经被打破，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了代际间利益冲突和矛盾，集中体现在农村养老问题上。

　　论文关键词 农村 彩礼 原因 代际关系

　　彩礼在我国农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结婚就意味着要向女方或女方家支付彩礼，这是中国传统婚姻一直的流传习俗，它始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制，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在建国后一段时间更是受到严厉的批判，而在改革开放后却又再次兴起，并且在农村地区愈演愈烈，出现了“高额彩礼”，“为付彩礼，全家背债”等现象。

　　这一现象，不能简单地视为封建糟粕，当年这种种社会变迁都没有打断彩礼的延续，便可知彩礼在中国传统婚姻当中的重要地位。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看，彩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高额彩礼”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是农村社会转型，传统文化传承发生断裂，一些现代化的元素逐渐渗透到农村后，以一种传统习俗表现出来的，“高额彩礼”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的原因，并对农村的其他观念和态度产生影响。

　　河东村位于河北省Z县西部山区，由于村庄位于安固里淖大河之东而得名。目前仍有人居住于河东村的人家大概是四十多户。但年轻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留下来大多是留守老人和小孩，属于非常典型的我国华北地区农村“空心村”现状。

　　一、逐年递增的彩礼现状

　　彩礼，是我国传统婚姻的风俗形式。从文化的角度看，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的角度看，彩礼是男家对女家的一种经济补偿，是农村用于保持劳动力和物质基础的平衡的一种方式，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站在社会学的角度，彩礼更是构成婚姻关系缔结的重要一环。但是在河东村的调查过程中，原本只是婚姻过程其中一个环节的彩礼，却成为了左右一段婚姻的重要指标之一，并且可能是影响一个家庭整体经济状况的因素。

　　（一）彩礼的一般表现形式在河东村，一户人家中有男性到适婚年龄后，他的父母就会开始委托媒人张罗，媒人有了相应的对象介绍后，男方就会写一个帖子给女方，表示希望和女方相处，这个帖子叫做“允帖”。男女双方相处一段时间后，如果双方都较为满意就开始谈婚论嫁，商量彩礼和嫁妆等问题。双方关于彩礼的沟通都是通过媒人完成的。一般来说男方给女方的金额，村里都会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数字，这个数字一直在不断增长，而且男方支付的实际礼金不能小于这个数字。如果女方有更高的要求，也会通过媒人提出。这个约定俗成的彩礼到底包括什么？河东村村民普遍认为，大家一般认可的彩礼不仅包括现金还有实物。

　　当我问及为何要了礼金还要实物呢，一位家里的婆婆说道，给媳妇的礼金并不一定都是她本人拿着，有很多是给了娘家人；但东西是媳妇自己可以牢牢攥在手上的。于是近十年来，现金数量在不断增长，从最初的三千、五千演变到现在，少要两三万，多则十几万；而实物也在逐渐变化中：从十年前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大型家电，到五年前的“要车”，即结婚要给媳妇一辆摩托车，再到现在的“要房”（到县城置一套房），实物的价格有了明显的增高。（具体见表一）实物大都会以“大干折”i的形式折成现金给予女方。礼金和实物的数额都是结婚前要讲好的条件。媒人了解了女方的要求后，就会和男方家庭进行沟通，男方如果觉得数额不够合理，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讨价还价。但是由于考虑男性在选择伴侣上的困难性，所以一般都会依女方要求给彩礼。

　　女方谈妥礼金后，就会询问男方是否需要嫁妆，需要些什么。但这时女方并不要求完成男方的要求，即也可以不给嫁妆，而且女方嫁妆多数是用男方的彩礼钱购买。双方一旦对彩礼问题达成协议，男方就会再发一个帖子给女方，称为“小帖”，让女方的直系亲属和媒人一起到男家来。这时“小帖”成功，双方订婚。男方会先支付一部分礼金给女方家庭，当地人称其为“见面钱”。这一部分钱大都是由女方家长掌握，用于置办新娘的嫁妆。而在选好结婚时期之后，男方家长会将另一部分的礼金钱直接交到新娘手里，这部分钱通常称为“买衣服钱”。而实物的干折钱大多会在新婚夫妇置办新房和家具时给他们。

　　（二）高额彩礼带来的沉重负担从上文可以得知，彩礼并不是一笔小数目。据调查，当地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在七八千左右，除去基本开销后几乎所剩无几。所以，儿子结一次婚就很有可能要折腾完父母的所有存款，如果该户人家还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彩礼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基本上都要靠借债来满足女方的彩礼要求，一般家庭就要还好几年的债，严重的则直接致贫。

　　在对七户当地近十年结婚家庭的调查发现，只有一户人家付出了五千元，相对较少的彩礼，其他六户家庭的彩礼数额都超过了三万元，其中有五户家庭目前仍然欠债。在访问中还了解到有一户人家是因为直接付出了十三万彩礼而直接致贫。由于这户人家本身情况就不太好，付出的十三万彩礼导致该家庭负债累累，只好搬离此地，全家进城打工还债，所以无法获得其欠债数额。当地村民安土重迁的思想比较强烈，这样弃房弃地的行为极有可能是因为经济上的严重压力。高额的彩礼使许多家庭不胜负荷，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更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当地人都默认一个现状，那就是：彩礼不涉及儿女，都是由父母承担，债也是由父母背。儿子是否帮助还钱只是“良心”上的问题。有趣的是，新郎们尽管与新娘一样有着夫妻独立的渴求，却不敢在明面上在家产的索取上讨价还价，通常是由新娘扮演着“自私”、“霸道”的争取者形象。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4/fontbr />二、彩礼逐年递增的原因透析

　　（一）彩礼逐年递增的缘起：彩礼意义的变迁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注重的是亲子关系与家族关系，而非夫妻关系与姻亲关系。婚姻只是作为一个延续香火的方式而存在。传统农村以大家庭为存在方式，夫妻因为没有离开大家庭而不具有独立性，彩礼的意义只是弥补女方家庭的劳动力损失；改革开放后，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步进入现代的商业社会，家庭关系的重心正在由亲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大家庭亲属成员的数目大大减少，核心家庭不断增多，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势力出现明显的衰落趋势，家庭姻亲联系逐渐强化。此时，彩礼便不仅是给女方家庭的弥补，更是核心子家庭的经济资助。

　　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媳妇嫁入男家就属于男家的人了，所以彩礼的支付主要是当男方支付彩礼时，主要是对女方家庭丧失劳动力以及将媳妇养育成人的补偿；又或者，是姻亲双方能够达成结婚协议的一种凭证和手段。而现如今，大家庭渐渐式微，小夫妻们成家单过已经成为了主要趋势。所以，当男方父母付出彩礼时，他们都十分清楚这笔钱不完全是女方家长的要求，也是小夫妻们开始新生活的需要。高额彩礼的付出也就是成为了男方父母对儿子和媳妇的经济资助。

　　如今在河东村，新婚夫妇结婚后便与父母分开单过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年轻夫妻为了建设自己的小家庭，必须最大限度地争取利益，维护自身权利。于是彩礼便成了他们最快速最直接的经济资助。其直接结果就是相当数量的“夫妻家庭”出现导致彩礼的支付转变成了提前的分家，所以彩礼数自然水涨船高。新郎新娘在彩礼支出中积极参与，但新娘家没有从彩礼中受益，所以这时候的彩礼并不是家庭之间的财富流动，而是家庭内部转移，即儿子以这种方式提前继承的家产，最终成为新婚夫妇的共有财产。除彩礼之外，新郎家还会以新房以及新房内的家具用品等形式为新婚夫妇提供直接资助，这些实物资助的家产传递性质就更加明显，由此可见，新郎家婚事消费的最终受益者是新婚夫妇。所以彩礼不再像原来那样是婆家为建立姻亲关系的手段，更像新婚夫妇要求分割家庭财产的手段，是对父母家庭遗产的一种预支。

　　（二）舆论压力造成了彩礼的不断上升河东村的农民生活在一个较为封闭的群体环境中，他们看重周围人的看法和反应，总是尽可能与周围环境相适应。所以村庄舆论有着非同寻常的规模，村民们几乎每天都在大路边上围成圈子，议论别人家里发生的事情。结婚送彩礼自然是村里的大事，每家嫁娶所花费的金额村民们都会通过闲聊来了解。这样一来，大家都会了解到现在彩礼的“行情”，男女双方在谈论彩礼问题前也都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彩礼数额心知肚明。同时，虽然人们在闲聊中对巨额的彩礼（比如付出十三万而导致破产的那户人家）会加以嘲笑，但是主要舆论的走向是人们对支付高额彩礼和举办风光婚礼的羡慕，以及对“一毛不拔”的彩礼支付数额较低者的嘲笑。

　　这种中国人典型的“要面子”、“想长脸”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而这种心态反映在消费行为上，就会形成攀比心理。在村落内部强大的舆论下，老人们总是希望自己儿子的婚礼办得体面上档次，而年轻一代也有这种攀比心理，希望自己的彩礼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于是为了攀比，农民之间互相竞争，为了彩礼可以节衣缩食，压缩生产开支，甚至不惜举债。高额彩礼虽然压的他们喘不过气，但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三）适婚者条件分化导致彩礼数额的差异在河东村，高额礼金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并不是家家户户都需要付出数额夸张的礼金，甚至有些男性结婚，家里不用出彩礼。这些差异的产生，适婚女性条件的不同自然是原因，而在此地，另一个原因显得更为明显，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婚龄男性条件的分化。

　　一些条件较好，外出读书或打工的男性，他们基本都是从外地寻找对象。这样寻找到的对象一般条件较好，而且彩礼要求不高，甚至有些不用彩礼。他们的婚姻大多建立在自由恋爱的基础上，并没有受到农村的地方性习俗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家庭也往往不需要付出高额的礼金，日子过得比较宽裕。

　　还有一种是留在村子的或是经济等一些条件不是特别优秀的男性，他们的交际面比较窄，只能通过媒人介绍认识本村或者是邻村的姑娘，那些姑娘的条件往往也不太好，但是往往开出的礼金比较高，他们也不满意，但是也别无选择。由于他们的条件并不好，家里条件也不宽裕，付出高额彩礼后，家里境况就每况愈下了。而且这样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促成的包办婚姻中，当事人的个人理性选择和只希望完成婚姻大事的家族理性选择之间有着强烈冲突，虽然当事人往往会委曲求全，但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婚姻往往不会幸福。

　　所以婚龄男性在人力资本、家庭财富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出现显著分化，导致在上述方面有劣势的男性的经济条件和平均条件之间的差距变得很大，选择婚龄女性的范围也变化很大，从而迫使那些条件不够优秀的婚龄男性需要呈送高出平均水平许多的彩礼，高彩礼婚姻由此而生。

　　三、高额彩礼的影响：代际关系失衡

　　在河东村，“彩礼”早已不只是一项中国传统婚俗，它超越了原本所具有的意义，对每一个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婚姻资助理论认为，彩礼是一种代际间的资助。当一个新型家庭建立，这种长辈们对新郎和新娘的资助体现了代际关系在婚姻交换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当这种主动的“资助”被迫变成了沉重的“负担”，这种变味的“祝福”折射的，是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

　　中国传统家庭中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一直是家庭所具有的功能，也是家庭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不仅是一种血缘关系所决定的自然行为，一种无私的代际间利他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行为也是一种利益行为。所以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抚养与赡养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投资与回报的行为：父母对子女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资助是一种巨大的恩情，同时也属于是一种投资，而子女对父母年老时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赡养也就变成了理所应当的回报。虽然这种观点包含了一些功利的因素，但是，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子女赡养父母的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通过投资和回报，两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实现了一种平衡。

　　但是从本文所调查的村落来看，由于“高彩礼”现象的不断激化，这种平衡已经被打破。随着彩礼的数额不断高涨，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但是调查显示，受访的家庭中没有一家子女负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逢年过节给父母两三百块钱已经算是十分孝敬的状况，有一家的三个儿子成婚以后都没有回来看过父母，也没有给过父母一分钱，年近八十的老两口还要下地干活养活自己，生活过的十分窘迫。原本父母对子女的养育和资助，以及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分别作为天平的两端使代际关系得以顺利延续和发展；而现在新婚夫妇们享受着高彩礼给他们带来的新生活时，沉重的彩礼负担却让父母余下的生活不得不面临背负债务和无人赡养的悲惨状况。

　　父母依然遵循着传统的形式对新建立的家庭进行资助，但子女却为了维护自身权益，不愿再履行应尽的义务回报父母。在“高彩礼”的影响下，两代人之间的投资与回报关系不断失衡，使得代际关系中父母对子女似乎有无尽的责任，而子女却只对父母尽极其有限的义务，原本温馨和谐的代际关系在“利益”的驱使下被逐渐侵蚀成了不平等的态度，为农民生计和家庭养老等问题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