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国佳士得公司拍卖中国圆明园文物鼠首兔首风波，引起了中国舆论的外交攻势。此事折射21世纪中法关系新的发展路径。中国的舆论外交必须着眼于大国外交和文化外交，避免过度的网络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努力争取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
关键词：舆论；外交；文化；国际关系
【写作年份】2009年
【正文】
近日，法国佳士得拍卖行不顾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强烈反对，执意拍卖昔日从中国劫掠的圆明园鼠首兔首文物。并且，法国媒体对中国的强烈反应亦表现出漠视，鲜有大幅报道，只有《世界报》在拍卖结束后发表了一篇评论。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纽约时报》显得隔岸观火，给予比较客观中立的报道。佳士得对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制裁发表了不痛不痒的声明。而纵观中国国内舆论，中国外交部和国家文物局多次发表强硬声明，中国国内的律师团赴法展开诉讼，民间舆论和旅法华人也多是抗议之声。不过，也有部分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发出了另外的声音，主张冷静、理性对待。
这个舆论事件，其实反映了近来中法关系仍然存在的僵局。尽管法国政府先前派出前总理拉法兰访华，释放和解信号，法国还是显然并不轻易做出大的让步。拉法兰说，中法关系的核心是西藏问题，中国予以否认。国内外评论多认为，萨科齐之所以一意孤行，是为了标新立异，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国际赢得声誉，在国内争取民心。
中法关系陷入低谷，目前看来法国损失颇多。一是中国刻意冷淡法国，取消外贸订单，二是法国在华企业受到中国民众不同程度的抵制。在经济学家看来，在此金融危机时刻，法国甘愿得罪中国这个目前最富有国家，实属不可思议。当然，萨科齐也会认为，法国在经济上并不依靠中国，而中国的就业问题却依赖于对法出口，中国在高科技进口方面也有求于法国。与法国对华的强硬态度相比，深陷金融危机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近来对华关系却在朝向合作共赢方面发展，英、德等国也是如此。为什么二流强国的法国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与中国交恶呢？
回顾二战以来中法关系历史，或许可以找到答案。在两大阵营对立时期，法国是唯一一个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从戴高乐、蓬皮杜到希拉克，中法关系可谓密切合作，鲜有波澜。究其原因，不在于法国的宽厚仁义，而在于其国际利益考量。法国曾经产生声名赫赫的拿破仑帝国，也产生过世界社会主义先驱的法国大革命，在文化上，产生过法国民法典，诞生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还有雨果、巴尔扎克等大文豪。可以说，法国是个骨子里充满高贵和优越感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即使当它处于相对劣势的时候，也仍然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因此，戴高乐可以凭数千人的军队，在英国的庇护下重振法国，也可以不顾美国的不满，执意与中国建交和发展友好关系。一句话，法国在国际事务上不愿做附庸和小跟班，而是始终维护其大国心态。
法国的这种心态，与其并不很强大的经济、军事国力相比，看起来便显得有些执拗。在北京奥运会期间，特别是在奥运火炬在海外传递期间，法国是抵制最为强烈的国家。对于西藏问题，至今也仍然如此。鉴于法国这种性格和行事习惯，很难奢望法国在西藏问题上轻易向中国低头。法国的这种国家心态，其实也是法兰西民族的心态，而并非萨科齐一时心血来潮。这也就是为什么佳士得敢于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而拍卖圆明园鼠首兔首。当然，佳士得这样做还由于它充分评估了有关国际公约和法国法律。但是，这场惊动中法关系的特殊拍卖和巨额成交价格绝不主要是法律和商业问题，虽然这对拍卖方和买家也包含商业利益，但据称拍卖方的控股股东长期支持达赖集团，这显然包含了政治目的。
由此就不难得出另一个结论：在法国看来，中国已经成为又一个世界强国。尽管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我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不高，国内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从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方面，中国还是已经成为屈指可数的世界大国、强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将不得不学会以一种新的姿态面对国际关系。既要具有世界眼光，顾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又要继续韬光养晦、埋头搞好国内建设。在处理中法关系的时候，要研究法国的心态，懂得法国与强国打交道的习惯的做法是反其道而行，以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和国际地位。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国际舆论传播中正确应对中法关系。
就此而言，中国政府和民间在圆明园文物拍卖问题上的主流舆论显然有些偏差。纵然中国实行全民舆论总动员，通过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乃至海内外华人的抗议，以及政治冷遇和经济制裁，试图以无比强大的国家意志和民意使法国屈服，结果可能是不仅劳而无功，反而事与愿违。法国既非经济强国，也非经济弱国。况且法国经济对于中国的依存度确实不是关键性的，不像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债务人。而且法国也不像美国讲究实用主义，而更多地讲究文化价值观。虽然西藏问题在我们看来纯属中国内政，源于达赖集团图谋分裂，但在法国看来，达赖集团多年寻求国际支持，法国自以为有责任帮助达赖。这种认识的差距不可能短期内消失。所以，无论我们用历史耻辱的诉苦和义愤，还是政治压力和经济惩罚，都是无济于事。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国在文化上和国际关系上的这种执拗。这其实与中国以前的情况颇有些类似。中国自晚清以来虽然屡遭强国欺凌，但中国始终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新中国曾经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但中国没有屈服，较量的结果是中美关系的全面改善。中国和法国，在这方面确实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当初弱小的中国敢于针对美、苏两强展开舆论交锋，是源于民族自信心。今天的法国敢于公然挑战中国的底线，是源于文化习性和国际地位的考虑。
显然，目前中国政府和民间对于法国拍卖行的态度，还是基于百年前的屈辱和弱国心态。尽管历史和事实固然如此，但是今天的中国，在世界和法国人的眼中已经今非昔比，不再可能赢得上世纪法国人给予我们的那种友好和同情。中国政府和民间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面对世界的警惕、不安和质疑。对于这些，中国如果只是一味辩解、反驳和指责，无疑会加剧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情绪。当然，我们可以谴责百年前法国侵略中国的丑行，但不要忘记，13世纪中国成吉思汗的铁骑也曾经到达多瑙河畔。因此，过度纠缠于历史并非明智之举。毕竟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大国心态的舆论外交对于中国确实是个全新的考验。因为中国虽然总体上很强大，但国内发展很不均衡，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所以，中国自己仍然认为自己并不是强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其实，也不是说强国就没有内忧外患。对外部世界而言，中国譬如一头睡狮，虽然看起来并凶猛，但其经济总量如庞大的大象体积，使自己成为一个相对强大的邻居。中国的崛起虽然是和平的、善意的，但在现有国际关系中，强权即公理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而其他国家有理由担心强大的中国可能成为强权的一方，也是国之常情。而这确实不以中国自己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所谓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国际认识的体现。中国应当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彻底消除这样的观点，也没有必要将之视为有害而总是试图反驳。对于这种国际关系中正常存在的某种轻度敌意，不要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应当泰然处之，通过自己的恰当言行进行对话、加强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地减少敌意。而如果动辄就以网络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对别国的批评和指责进行压倒性反击，并不能使他们信服，而只能越来越增加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敌意。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应当在国际舆论传播中学会良好的说服技巧，赢得人心。
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作为一个日渐成熟的世界强国，中国确实具有比以前要多的国际责任。目前，中国很担心所谓中国责任论，认为中国还不到承担更大、更多国际责任的时候，或者认为这是西方刻意要削弱中国的伎俩。但是，客观地看，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以及未来仍然可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需要世界各国的协作，当然也就需要在国际事务和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譬如，当美国和法国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需要自由的世界贸易。在这样的利益矛盾面前，中国需要同别国协商，需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共同建立新的世界贸易秩序。例如，今年1月，温家宝总理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并访问欧洲四国，强调国际合作应当金融危机；2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亚非四国，重申中国加强对非洲的援助和减免穷国债务。但是，当西方要求中国拿出外汇储备救助西方金融体系的时候，中国政府和民间认为这显然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和责任范围。不过，中国巨额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现在越来越成为国内讨论的一个话题。这些钱无法在国内消费或投资，而在海外投资显然对于中国扩大内需是不利的，也容易受到国内民众的指责。可是，如果这些外汇投资到海外，可以增加外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流动资金，扩大外国的就业，反过来也可能增加中国的出口和拉动就业。这种权衡，需要国际间的贸易磋商和利益互换，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但这些问题显然会成为国际讨论的话题。当然，中国的国际责任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责任，也包括文化方面的责任。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我们其实应当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国的文物流失海外，纵然可以看作是一种损失，但也不妨看作是一种长远的期得利益，是中华文明遍布世界的证明，具有更大的潜在的文化遗产价值。外国人肯花高价购买和收藏中国文物，使之流传后世，与我们自己花钱保存，在世界文化遗存的意义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反而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加强对流失文物的合作研究和文化普及，对于中华文明的世界传播就更是弊大于利。
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当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时候，一些内政问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外交问题。这如同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日常发生的民事交往和民事纠纷一样。譬如台湾问题、东突问题乃至藏独问题，就像你家的孩子跑到别人家去玩不愿回来，或者跟你闹别扭，你不得不和邻居为此进行协商。这些问题事实上已经跨越国界，不再单纯是内政问题。国际社会尽管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执掌，但形成了不少共识和规则。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既要坚持主权原则，又要适应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规则，或者开辟新的共识和规则。虽然西藏问题不是中法关系的核心，但法国以西藏问题为由头，明确表达它对于中国内政的某种期待，本质上仍然是希望与中国对话、交流，以此显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因此，在西藏问题上，中国的舆论外交可以展示更多的灵活性，以法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减少误解和分歧。
中国无疑将会是21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主角。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巨大、政治改革和精神生活秩序的重塑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浴火重生。为了破解中法关系僵局，以及在世界上重新树立中华文明的崇高地位，中国将必须考虑确立何种价值观而能够为世界各国所基本认同，从而能够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与世界和平，为可持续发展努力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乃至在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中发挥必要的影响。这其实是中国舆论外交的根本任务。
2009/2/28
【作者简介】
阚敬侠，法学学士、民法学硕士、新闻传播学博士。
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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