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多起刑事案件舆论广泛关注，尤其是在网络舆论空间，有人对此表示担忧：舆论监督力量正在突破底线，直接对司法的专业判断形成强力干预。笔者近年来一直为司法专业化、职业化论辩，但不敢苟同上述看法，因为它忽略了舆论发生的背景。
近些年来，民意审判、尤其是网络舆论审判，确实是一个显著的事实。面对一个案件，各种各样的评论哄然而起，更有很多热心者基于媒体报道，有时基于网络报道，进行法理、法律、司法性的分析、推理，并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网络上总能广泛流传。如此汹涌的舆论巨浪肯定会对检察官、法官的判断产生影响。有可能审理媒体关注的这几个案件的法院、法官，现在恐怕已经能够感受到巨大压力。问题是，在中国语境下，这种舆论压力对司法是好是坏？
讨论这一问题，站在纯学理角度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在法治健全国家，这确实是一个值得从学理进行细致入微分析的问题。但在中国，将舆论压力置于司法制度现状中观察，就没有那么应当小心处理的微妙之处。
舆论的关注首先是因人而起的。人们会因为同情某个人、某一类人，而关注某一个或某一类案件。观察目前舆论正在关注的案件，都具有这一特征：与富人发生纠纷的穷人，与官员发生纠纷的普通民众。这些当事人引起了舆论制造者和参与者的同情。当然，这些案件也都具有比较强烈的戏剧性，其关键仍是当事人的命运。
但是，这些当事人的命运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又与人们的担心联系在一起。也即，人们看到，在这些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地位的落差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社会结构趋向极化的时代，公众普遍担心，处于弱势的当事人可能在司法过程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样的担心，恰恰凸显了舆论在当下中国语境中对司法的影响，并不像某些法律代言人所说的那样负面。
舆论对个案的关注具有多重指向：首先，公众确实关心处于弱势的当事人的命运，但在这种关心背后，人们关注的其实是司法体系、乃至广义的政府执法体系的公正性、可信性问题，从公安机关到检察机关再到法院有时还包括看守所、监狱。
讨论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一定不能忘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的司法制度仍然处于建构过程当中。乍看起来，这话有点古怪。中国不是已经有一套完整的司法体系了吗？但是，恐怕所有人都承认，这套司法体系是不能让人满意的，它还达不到现代国家的司法体系的程度。也因此，三十年来，政府一直在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而且，这样的改革不像英国、日本乃至中国台湾、香港地区那样是细枝末节性质，而是牵涉到基本原则、基本法律、基本司法架构、基本程序。
既然司法体制的状况如此，则在发生某些戏剧性案件的时候，舆论大规模介入就是自然而然的反应。这样的介入，利弊兼有，但权衡利弊，可能利大于弊。
就个案而言，舆论大规模介入固然给司法过程中的每个部门、每个人员施加了巨大压力，妨碍其运用法律的专业理性进行判断。但反过来，这种压力在很多时候也给这些部门及其人员提供了一个保护，使之能够运用法律的专业判断。因此，当下中国司法体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司法人员受行政化之苦，无法独立行使职权。强大的舆论压力很可能让他暂时不受不合理体制之约束。
当然，舆论干预能否真正起到解放检察官、法官的作用，也得看检察官、法官能否作出明智的反应。比如，尽可能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律师，公开审理，及时通报案件进展，在起诉书、判决书中详尽地说理。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则最终结果如何，都可被公众接受。假如人们可以接受网络中非专业人士的分析、判断，那更为高明的专业判断，公众应当乐于接受。人们没有理由应当匆忙地假定，舆论是非理性的。
由这样的个案处理，积少成多，舆论干预也就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司法体制的积极力量。舆论大规模介入案件，其实也是以另一种方式呼吁司法改革。如果司法管理当局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通过制度变革，使司法制度趋向良性化，则公众对个案的处理也就不会过于焦虑，围绕着个案的舆论风暴自然就会逐渐弱化。
因此，舆论过问个案甚至舆论进行审判，在中国语境中有其必然性，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可以容忍的，从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角度看，甚至不是坏事。重要的是，承办具体个案的司法机关、人员及整个司法体系能否对此作出及时而明智的反应，并加以有效利用。 （秋风）
出处:《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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