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将对房地产市场加强财税调节，并确定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据悉，财政部已经原则同意重庆开征商品房房产税，具体实施方案由地方政府制订，方案或于今年一季度出台。据悉，重庆房产税税率或为1%。
暂且不论开征房产税能否抑制房价，单是重庆开征房产税的理由，就存在严重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财政部已经原则同意”，是重庆市开征房产税的合法性理由。但问题是，从税收法定的原则看，不要说设立一种新税种，哪怕是一种旧税种税率或者起征点的变化，都要在法律层面上有合法性依据，而不是一句“财政部已经原则同意”就能站得住脚的。
我国《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涉及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的事项必须制定法律。虽然第九条对这一条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变通，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但这种变通还停留在行政法规层面，而且不允许“被授权机关将该项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
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房产税暂行条例》涉及房产税，但该条例规定，居民非营业用房产免征房产税。现在欲向非营业用房产征收房产税，相当于增设了一个新税种。《立法法》的规定意味着，设立这样一个新税种，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二是国务院根据授权制定行政法规。拿这两条来衡量，重庆市即将开征的房产税，可以说一条都不满足，因为“财政部的原则同意”只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连一个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府规章都算不上，遑论行政法规。从法理上讲，重庆市开征房产税的程序，违背了基本的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之所以作为公共财政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因为税是建构权力和权利关系的核心内容。税收的重要性正如美国霍姆斯大法官所言，“税收是文明的对价”。但同时，税之于权利或者权力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难怪马歇尔大法官曾经在判决中语出惊人地讲，“征税的权力是事关毁灭的权力”，提醒公众要时时警惕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征税，对经济生活造成的不必要影响或者对纳税人财产的不正当“入侵”。
事实上，涉及到税的问题，决策的层级越低，决策的科学性就越差，因为从本质上讲税是一种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必须通过科学的论证和完善的民主决策程序才能作出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涉及税的问题上必须坚持税收法定原则的原因。法律出台过程的博弈足以对税的征收提供一个底线的保障，即便其可能不那么完美，但也不至于出现“毁灭性”的问题。可问题是，一旦法律的严苛规定被虚置，税收法定原则就会被架空，所谓的底线保障也就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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