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此时提笔反思一起一年前杀死了六名警察的刑事案件，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这件事，如果不重新提起，除了杨佳的父母和那六个无辜遇害的警察的家人，恐怕很多人都已经把它淡忘了。
然而，遗忘就意味着漠视，意味着对这起事件背后所浮现的社会情绪的麻木不仁。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它所报复的对象不是哪个特定的结有私仇的个人，而是警察这个特定职业的群体。
这也不是一起孤立的刑事案件，而是与万州事件、池州事件、瓮安事件等一系列群体事件一样可以进入历史记忆的社会事件。尽管这些事件之间看似没有联系，事因也各不一致，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特征，这就是民众对社会的高度不满和对官方的极不信任。这正是需要引起我们全社会尤其是官方深刻反思的地方。
我们知道，杨佳原非一个行为不良的青年，此前更没有任何犯罪前科。相反，生活中的他还是一个安分守己，具有一定的道德感的人。朋友和邻居们回忆他从小就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虽然有点倔强，阴郁，不爱说话，但乐于助人。平时在楼道里，看见你提着很多东西，他会给你让道，或者问问用不用帮你提。这样的人，谁能相信他有朝一日会杀人呢？
杨佳杀人，确实有他性格愤激的主观因素。换作他人，从一开始就配合警方的盘查，即使是明显感到警方的选择性执法带有歧视的嫌疑，也默然承受，那么，也就不至于有后来的一连串的后果。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但是，杨佳是杨佳，他人是他人。杨佳有杨佳的生活经历和现实遭遇。有些遭遇只要有了一次就足以改变一个人一生的信仰和生活态度。这些遭遇和经历不能复制。那么，我们又怎可期待杨佳不成其为杨佳呢？
毛泽东曾经说过，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父母很早离异，本人长期失业，这些固然会给杨佳带来一些心理上的阴影。然而，要不是他母亲无端被人打伤而上访并起诉多年无果，要不是他本人曾经在山西太原火车站无辜遭到警察殴打，要不是上海警方执法盘查留有瑕疵，要不是他被带回派出所后声称遭到警察殴打，而上海警方对此事的调查和善后处理难以取得他的信任，要不是这一系列的遭遇让他感到社会极不公平，要不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所作所为让他彻底绝望，杨佳又何至于杀人泄愤？
在这起事件中，上海警方的执法瑕疵是有迹可寻的。从现场录音分析，当时巡逻警察要求杨佳出示租车证明，杨佳应该是出示了的。只是双方距离较远，警察没有看清，而且是十月初的晚上，视线不可能清晰。这时警察说了句“你拿着纸这么远，我能看得见吗？”接着，杨佳回了句“你看不见执什么法啊？”兴许是这句话让警察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他要杨佳靠边，警民对立的情绪由此进一步加剧和升高。如果警察当时主动上前接过租车证明看一看，那么，是否还会出现后来的一连串的事情呢？未必吧。警方最后还不是通过这纸租车证明，了解并核实杨佳的车子的确是租来的吗？再说，如何完善和加强自行车的登记管理，也是警方自身有待改进的地方。难道向一个公开经营的租车公司租来一部无牌无证的自行车，过错在于租车的人吗？警方何不从源头上加强管理，要求厂商给所有的非机动车打上编号，商家在出售时一并给予车辆上牌？经验表明，社会上很多无谓的冲突往往都是政策和制度不够完善所致。
至于警方将杨佳带回派出所后有没有如杨佳所说，因为他与民警继续争执引发冲突，有七八名警察对他有推搡、殴打的情况，这也是无法排除人们疑问的地方。警方的通报称，当晚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接到杨佳投诉后，派员到派出所了解情况，证实没有人对他有人身侵犯。如果是这样，那么，何以有消息透露：当时杨佳和民警们发生了误会，杨佳说自己只是举起手做了一个防护动作，民警却以为他要反抗，将他按倒在地。又有权威人士称：当时确实发生了肢体冲突。为了息访，警方两次派人去北京做杨佳工作，并跟杨佳商量给予他1500元的赔偿。但杨佳不肯罢休，坚持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和当时电话费1万元的要求。且不说杨佳的要求是否过分，关键是警察有没有殴打杨佳？如果警方不能以全程录像作为证据消除社会的疑问，单凭警方自己的一个调查说没有，那么，人们就会宁可相信杨佳所说的情况是事实。否则，就无法解释，杨佳的委屈和仇恨何以如此之深，以致他一定要预谋刺杀上海闸北的警察？难道他不知道他的这一行为的后果是死刑？
我们官方的很多调查，如果没有社会舆论的介入，初次结论往往都是自证其是。“周老虎”事件中的陕西省林业厅是这样，“躲猫猫”事件中的晋宁县公安局是这样，“偷菜”事件中的南京市儿童医院也是这样，“钓鱼执法”事件中的浦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又是这样。这些地方和部门的官员们或许以为，只要拥有了公共权力，同时也就拥有了真相的发布权和诠释权。我说咋样就咋样。区区小民，能奈我何？殊不知，偏偏有杨佳之类的小民们，宁愿犯法，也不愿将委屈一辈子背在身上。
我们不能保证政府不犯错误，但是我们可以要求政府一定要始终保持诚实，就如浦东新区区长在“钓鱼执法”事件二度调查后对外所说的那样。如果上海警方当初能够像上海市政府在“钓鱼执法”事件发生后那样诚实面对的话，那么，杨佳是否还会选择以极端的犯罪方式向上海警方“讨要说法”呢？不知道。但是，可以设想的是，如果上海市政府没有及时诚实地查清并公布“钓鱼执法”事件的真相，同时给予相关责任人员以适当的处分，还给了孙中界一个清白，那么，孙中界，或者张中界、李中界们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杨佳。谁能说这一切不会发生呢？
也许，杨佳之错就错在他不能像孙中界那样，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断指方式唤起社会的关注和官方的良心，也不能像张海超那样冒着生命的危险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受害的事实，证明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官商勾结。或者毋宁说，杨佳之错就错在比孙中界、张海超们走得更远，更极端。然而，让一个原本有着更多的人生道路要走的年轻人愤而杀人，不惜以身试法，正是我们这个体制所能收获的最可悲痛的抗议。把一个孤立无助的良民百姓逼上杀人的地步，正是我们这个体制的最大的过错。杀警察者非杨佳也，而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体制；死掉的也非警察也，而是杨佳们对这个体制的信心。
几年前的一个中午，我和一个同事到单位附近的小吃摊上吃饭，遇到安徽阜阳的一位民工也和我们一个摊子上吃饭。于是，我们很自然地交谈起来。当我问到他们老家的干群关系如何时，孰知他头也不抬，很不耐烦地回我一句：“别提当官的。提到当官的，我就头痛。”
又听说多年前，一个领导下乡视察，路上遇到一个老农。领导问他：“生活上现在还缺什么？”这个老农回道：“现在啥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未知这个故事是否真的。
然而，“钓鱼执法”确确实实是真的，“开胸验肺”确确实实是真的，万州事件、池州事件、瓮安事件也确确实实是真的，近年来大大小小无数的群体事件都是真的。万州事件中，打人的人不说自己是当官的则已，一说自己是当官的，老百姓反而群情激奋，边打边说“打的就是你当官的”。如此看来，我们还以为，杨佳事件只是一起普通的孤立的刑事案件吗？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杨佳事件尽管是一人所为，但它和千人所为、万人参与的万州事件、池州事件、瓮安事件一样，是社会情绪的指示剂和晴雨表，是民众对社会腐败和不公的大声抗议。腐败和不公不除，一个杨佳伏法了，千百个杨佳还会站出来；一起万州事件平息了，千百起万州事件还会发生。甚至于发展到后来，倒下的是杨佳，站起来的却是陈胜吴广，也未必没有可能。
由此可见，杨佳案具有代表性。很显然，上海闸北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是存在过错的，杨佳为什么不杀北京、广州或者是武汉的警察，而偏要杀上海闸北的警察呢？杨佳是因为受到伤害，才激愤杀警的，他对上海闸北不特定的警察个体产生了怨恨而导致杨佳激愤杀人，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这是一种臆想，是一种想通过正当渠道解决诉求而没有结果之下的无奈之举。
我为无辜死难的六名警察感到悲哀，如果当初上海闸北警察督察队通过法定程序公正、公开、公平地解决了杨佳的合法诉求，会造成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吗？根据《刑法》、《刑诉法》的相关规定，由于受害者的过错而导致犯罪分子激愤杀人的，法院可以判故意杀人犯死缓。令人痛心的是杨佳杀的是不特定的警察个体，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这是杨佳的可悲之处。
然而，面对不受监督制约的公权力，《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又能如何对等呢？杨佳又能如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呢？假如公权力不受有效的监督制约，就会滋生腐败。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执法者就会滥用职权，越权越位执法、打骂当事人、滥用行政强制措施、滥用枪支警械、刑讯逼供、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徇私枉法、渎职失职、采取非法手段维护本部门不正当利益，执法不公和司法不公、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危害公共安全，造成受众对社会和官员的不满，对公权力的极度不信任。
长此以往，恶性循环，谈何社会稳定与和谐？谈何司法公信力？谈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健康发展？谈何体制、机制创新？谈何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湖北省鄂州市城管局·邱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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