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城管；摊贩；冲突；调整
内容提要: 城管与摊贩在街头追逐与互殴屡见不鲜，并多次诱发群体性事件，其背后原因为何？本文通过对一系列事件和政策的梳理，指出思想意识上的偏见，法律政策的失当，是乱像产生的根本原因，国家必须进行政策和法律调整，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城管与小贩的暴力化
对于软硬不吃、软硬皆施的小贩，城管时常采取“一脚定乾坤”方法——抄摊儿。两者开始频频交手，以暴易暴。旁观者惊异于城管的粗暴，但城管却有自己的无奈。一个城管队员自曝心理历程：参加城管之前看见过抄摊儿无法理解，成桶的白米饭被倒在垃圾堆上。后来没想到我也开始抄摊。我是不得已。文明执法不能解决问题，只好“一脚定乾坤”。在街上执法，这是最高效率的方式。当“一个城管要面对60个无证摊贩，不想用暴力都难。”[29]笔者指导的研究生曾在天安门城管实习，回来感受道：“连我们都想动手了。”
按照现行的行政处罚法，城管对小贩进行处罚，至少应当表明身份、告知权利、收集证据等，而实际上小贩瞥见城管就溜之大吉。当法律规则难以操作而上级命令又必须执行时，城管只能自创规则。一旦城管摆脱正式规则的约束时，执法就只能凭纪律和良知。纪律和良知若再失守，暴力就开始了。法律不允许城管使用暴力，而完成任务又必须借助暴力，非法施暴成了必然选择。暴力一旦失控，就难有边界。深圳街道办城管队员当街扒掉市城管队员的裤子，北京十余名城管当街围殴警察。[30]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城管更愿意借助协管来实施暴力：
……两名假证贩子说，他们先后遭到数名男子围殴，被罩住了脑袋押上汽车，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还搜走了银行卡并逼问密码，卡里原有几百元钱只剩下几十元。……到下午2点多，一名身着城管制服的女工作人员掀开秦鹏的头套，要为他做“笔录”，核实了秦鹏的手机号码与户籍地址后，要他写下“以上内容属实”并签字按手印。笔录后他被重新戴上头套押上车……，让他脱掉鞋子下车，摘下他的头套，命令他“往前走，不准回头”。秦鹏后来打听到，自己被抛在十三陵水库附近……
“卖假证本来就不合法，不敢找警察。”第三天得知另一个同行又“遇劫”了，他们决定求助警察。协管被抓到后，刑警问他：“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不就是钓鱼吗？”“钓鱼”者是**城管大队协管，听说包括城管副队长共十三四个被带到派出所，赃物有许多手机、钱、银行卡等，光手机就有32部。该案后来移交昌平警方。在取保候审期间，副队长***仍继续执法。[31]
案件最后不了了之。这不完全因为官官相护，因为案件事实本身就是“灰色”的。虽然故事充斥着非法镜头，但身着城管制服的女工作人员做“笔录”却又像在正式执法。小贩声称“被劫”，保安自称“钓鱼”。“打劫”的东西虽然有遗失，但也有的保存在单位里。行动者并非个人暗中进行，而是集体公开行动。即使请教刑法专家，这种行为也难准确定性——既象打劫，又象执法，介乎两者之间。而以下事件，则完全是黑色的了：
盘踞海淀**小区的“地头蛇”和城管分片队员张**、小区物业经理潘**、保安队长张**勾结，用“城管抽查”的名义打击不交保护费的小商贩。据水果小贩刘义等人介绍，收“保护费”始于非典前的两年，最多时有二十多人收钱，张。*也收。张的势力范围“地方大，位置好，一个摊位每月要收两千元”；紧挨张*，地盘的是物业经理潘**的“摊位”，“每月收1600元”；保安队长张。*占有四个摊位，每个在八百元左右。“城管抽查”成了收费手段，不交钱，城管就带保安来抄你。上级单位检查时，这些人会提前打招呼。刘义称：“他们生意兴隆！我们算了一下，一个人一年至少能收十几万。”[32]
收费始于2001年，警方抓捕在2007年，收费期约六年，期间黑白两道相安无事。各方分配比例比照权力大小：城管张**“地方大，位置好”，单个月收2000元；物业经理的地盘紧挨着张**，单个月收1600元；保安队的摊位月收800元。应当可以纳入国库的数百万“税源”流失了。人民政权在张××所管的“片区”被彻底非法化。这种“一个都不能少”式的全面收费持续六年。在人民群众眼里，“塔院城管”这个“组织”而不是“个人”非法化了。
不到两个月，朝阳城管**分队的两任保安队长涉嫌抢劫和敲诈勒索小贩被警方抓捕。水果小贩赵强说，从他去年秋天来这里摆摊，就很少见到城管队员上街，都是城管保安在街上巡逻。今年7月8日，保安班长和队长要他们四个卖光盘的每月交2000元保护费。四个小贩交钱后越想越后悔：以前遇见保安，逃跑几率至少是50％。就算被抓，给他们“意思意思”也能拿回光盘，每月损失远远小于500元。没想到他们胃口越来越大，干不下去了。他们选择了报警。
协管保安为什么可以收保护费？城管队长说，和平街目前有15名城管，50多名协管，管辖范围4．6平方公里，人流量大、街面复杂，一些城管偷懒，导致保安单独执法。刘宾出事后都是城管带着保安出来执法。
一名城管保安说，我们早上6点半起床，8点正式上班，如果没有临时任务，一般每天晚上10点左右下班，没什么制度约束，工作主要靠自觉。每月工资900元。我们上岗这两个月，常有小贩塞钱塞烟，都被拒绝。“有个中年妇女要给我200块钱，让我把她被没收后停在院子里的三轮车推出来。我拒绝后，她很不解地离开了，临走还自言自语‘以前都是这样干的’。”[33]
这个案例有几点要注意：
（1）此前小贩被抓，只要“意思意思”就能拿回光盘。这些“意思”应当给了巡逻保安，而非保安队长，无法通过保安队长之手再转移他人。从保安班长和队长角度来看，这是“失控”，是手下的人在“黑领导”，所以他们要亲自和小贩谈收费。假如城管有不法之念，宜假手保安与小贩交易，避免风险。一旦事发最好保安一走了之，大家安静。假如保安落网，只要城管一口咬死，就可成功地刷清自己。
（2）保安的收费标准远远低于保安队长，小贩的原话是“远远小于500元”，估计应在200元以下。高收费逼得小贩没法干，才有了报警和事发。如果收费合理，小贩不会报警，两者相安无事。和平街范围大、任务重，“很有必要”招聘协管。目前和平街有五十余名协管，而城管只有十五名。招聘协管名为“分担”事务，而协管一旦到岗，城管就偷懒。城管虽然实行工资与效益部分挂钩，但实效不大。因为事务分配权在城管，只要让保安多干点，任务照样完成。通过任务发包，城管队员成功转型，很少上街，“都是城管保安在街上巡逻”。上街如果动手，保安理当冲锋在前。
（3）保安每天工作时间近14小时，月收入900元，等于或小于普通饭店服务员工资。工作没什么制度约束，主要靠自觉。巡回时，常有小贩“塞钱塞烟”。工资少、工时长而且没有前途，保安会逐渐腐化，实现从“拒贿”到“收贿”再到“索贿”的转型。那位送钱被拒的中年妇女说：“以前都是这样干的”。这里包括两层意思：其一大家都这么干，其二一直这么干。“这么干”已成惯例。摊贩市场被城管和保安们成功地私有化，至少部分私有化了。[34]
北京城管队员非法化最确切的个案，要数顺义区城管高丽营分队队长常**。他被法院径直判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敲诈勒索罪”。[35]在少数城管暴力化同时，小贩社会也开始暴力化了。他们或者自行组成黑社会，或者寻求黑社会保护。[36]
27日下午，两名城管队员在遭到暴徒殴打后，竟被要求下跪认错。说起被打的一幕，城管队员感到灰心。两人在劝阻这些摊贩离开游览区时，一名女摊贩破口大骂，其他摊贩在旁煽风点火。他们收缴一名摊贩的秤，摊贩一边打电话，一边对执法人员说：“你们两个等着，我要你们好看！”几分钟后，9名手持刀具和铁棍的男子赶来，对安某和薛某大打出手。在殴打过程中暴徒们不断用地方话辱骂安某和薛某，威胁他们不准再来“管闲事”。其中一名歹徒威胁被打倒在地的薛某，要他跪下向女摊贩“认错”。
执法大队李队长说：“这些人居无定所而且三五成群。当执法人员纠正他们的违法行为时，他们气焰嚣张，甚至有些执法人员下班回家还经常会被跟踪，我们特别害怕自己的家人遭到报复。”他们已经结成帮派，只要一人受到执法人员的清理，他们就全体结帮，并叫来同伙打人，更甚的是，这伙人垄断了游览线，不允许其他外地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摆摊设点。”[37]
通过暴力强行划定并垄断利益，属于典型的黑社会行为。这些人居无定所，三五成群，气焰嚣张，跟踪威胁城管队员，以至城管“特别害怕”。如果任由事态发展，结果可推而知。从小贩角度，由于他们无法组成正常社会，也无法寻求政府保护，只好组成“新疆帮”、“安徽帮”等类型的私人社会，必要时寻求黑社会帮助。据研究黑社会问题的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超过百万。黑社会猖獗的客观原因之一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38]
四、小贩治理中的个人、社会与国家
摊贩治理，并非城市化进程中无法克服的“中国难题”，世界各地都曾经历过失业人群“摊贩化”，经历过从排斥驱逐到认同疏导。非法化小摊贩和激烈的取缔，各地也曾发生，但国家正式制度驱使数百万官员与数千万摊贩，进行长达二十余年流泪加流血的“都市游击战”，无论其规模还是其惨烈程度都属世界史上罕见。治理小摊贩并不难，各国有着近乎共同的答案，要旨是：（1）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2）成立小摊贩自治组织，实现自我治理和约束；（3）国家提供必要的制度规范和监督救济，协调摊贩与其它利益集团的关系，避免摊贩社会黑化。这些治理原则，已为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实践所证实。[39]大陆有限的几个试点单位，收效也极其良好：
3月8日下午6点，下班高峰，小摊点摆成一字长蛇阵。卖臭豆腐的，烤羊肉串的，卖馄饨的，三轮车、桌子摆放得井井有条。地面出奇的整洁，不像很多城市脏水横流，苍蝇群飞。
“要是几个月前来，绝对看不到这副场景。”城管中队长江志正说。摊点生意和“市口”直接相关，每个摊位都设法前移，动辄就堵得动弹不得。为抢占地形，摊主们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执法队员跟摊主的关系，势同水火，“动谁的摊子谁就跟我们‘拼命’。”
城管大队长尹小雪想，能不能换个思路，让他们进行自我管理呢？为此，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
试点一个月，效果出奇的好。自治组长黄世萍说，现在大家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上家泼了脏水扔了垃圾，下家就会提醒清扫；下家生意忙不过来，上家就在旁边搭把手。
镇江城管把民主自治的好处归纳为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有什么问题，聚在一起开个会，提个醒就行了。城管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现在矛盾解决了，城管也可以“隐身”了。[40]
义士路小贩自治效果“出奇的好”，其实不奇。政府打击小摊贩的理由无非“脏乱差”，而“脏乱差”其实是政府错误管出来的，并非摊贩经济的胎记。政府非法化小摊贩，摊贩们的利益无法保障，无法形成恒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小贩之间、小贩与居民之间的秩序难以生成，即使生成终当短命，因为这些秩序都在国家打击之列。朝不保夕的小贩，当然无心将摊位装点的整洁漂亮，因为不定哪天被抄，投入打了水漂。小贩无心树立信用，因为信用依靠日积月累，而小贩只能“打一枪换个地方”。由于法律不认可小贩之间划分的利益范围，小贩之间只能奉行“先占为王”的丛林规则，天天抢占地形，“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无从讲信用、讲卫生、讲秩序，一切失序，“乱成一团糟”。借用浦东新区张学兵区长的话：“乱设摊是我们管出来的，主要责任在政府。”[41]
一旦政府转变立场，事物就回归本来面目。秩序形成了：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自主选择的秩序被自觉地遵守，无须国家执法。城管在与不在，现场的秩序、卫生都差不多！大家规规矩矩，互相帮助，其乐融融。城管也称一箭三雕：“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了质变，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矛盾解决了，大家安生了，城管也隐身了。
摊贩经济的政治和经济正当性，学界早有归纳。一般认为，摊贩经济并不缺乏效率，它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摊贩经济不仅增加GDP，还有更多的优点：（1）满足低层和普通市民阶层的生活需要，廉价的摊贩市场是他们消费品的理想来源。（2）丰富城市文化。摊贩经济能营造一种特殊的城市街头文化，让游客和市民感受地方的特殊风味。如法国巴黎街头艺人的展示、我国传统的庙会、夜市，不仅提供购物便利，还是城市文化独特的景观。（3）摊贩是恢复街道活力，有效利用公共空间，增加城市魅力的佳径。“欧洲有露天吧台，亚洲有街道摊贩”。摊贩制造街头的喧闹，活跃着城乡的交流。（4）解决部分就业。许多人受资金、技术、年龄限制，只能自我就业。起点低、资金少、操作容易的摊贩生意，成为就业捷径。[42]
分析摊贩经济的政治正确性及治理的技术细节，非本文的主旨，一个小贩都能从实践中得出真知：
我（按，一个金融会计专科毕业的女摊贩主）觉得马路设摊为国家释放了很大的压力，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不应该取消。管理上有几点：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马路单边摆放；第二，统一形象摆放。比如一个摊位不超过两米，就可以设计一个两米长的工具，大家统一在这个范围内。第三，统一时段经营。可分为早市和夜市。摊位固定大家都不会抢摊位了。第四，有一个摊位申请人工作卡制度，不要有抄摊位的现象，维护真正需要的人的利益。第五，要有限制经营项目的管理，这样不会出现大排档脏乱差，或者黄碟之类。第六，要有卫生管理。可以出台一个守则进行考核。没有做好卫生自理的，可以取消经营资格。[43]
本文旨趣在于，这个并不复杂在互联网时代更不难发现的“正确答案”，为何二十多年来一直没被政府部门“采信”？摊贩非法化背后的利益和真正的推手究竟为何？
小贩非法化的始作俑者是工商部门，此后职责移转给城管。小贩非法化固然让一线的城管很辛苦，但另一方面，正是通过这种义正辞严式的“造事”和责无旁贷式的“揽事”，作为新设部门的城管成功地使各界相信自己“重任在肩”，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并扩军，提升了城管在政府系统中的“权重”。2007年3月9日，北京革新西里社区决定试行小贩自治，效果良好，但消息传出后某城建科长就直摇头：“她划定了一个地方就能摆摊，那城管执法怎么办呢？居委会认可他们了，那城管到底是算他们违法还是不违法呢？”一位城管队长也说：“就算是上海等其他地区都放宽对小摊贩的管理，北京也不行。08年北京还有个奥运呢！”
由居委会“划定一个地方”，城管当然难以认同，这涉及城管与居委会谁享有“认可权”这一核心问题。居委会单方面“划定”，在城管看来属于“擅自篡权”，形同政变。虽然政府设立城管的目的是“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不应享有行政许可权，但组织一旦设立，组织的目标就会异化，会优先关注自身的命运。面临“失权”威胁时，城管不再言苦言累，颇有不辞辛劳之意。一个月后，居委会主导的试点被迫取消，街面又回复到“脏乱差”时，城管的解释是：“我们永外地区3．03平方公里，派出所有120号人，但是我们城管只有16个人。”言外之意还要加入。2007年3月27日，在居委会试点被取消后，城管主导的一项旨在加强管理的改革措施开始试点。[44]
权力意味着利益，正是通过非法化小摊贩，城管才“重任在肩”，得以大量行使处罚权，从而获得与处罚权相关的合法和不法的利益。合法利益包括处罚权、变相许可权，将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的可能……。非法利益包括收保护费、默许亲朋好友设摊……。如果摊贩合法了，“那城管执法怎么办呢？”这句屈原式的天问，不经意间现出庐山真面目。这里发生了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所谓的组织变迁中的目标置换。即组织成员会更加关注组织本身的存续和他们在组织中的位置，而不去关心组织的实际目标。[45]
利益的复杂性决定人们心态的复杂性。虽然非法化摊贩经济可以使城管获得合法和非法的利益，但也同时使他们失去许多可以获得的利益。由于城管左右媒体能力有限，且不法行为多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致使城管的口碑和公众形象恶化。如“一跺脚，二瞪眼，三掀摊子四罚款，不用问是城管”。城管恶化的公众形象直接损害执政党和一级政府的公众形象，弱化了城管领导集团的政绩，降低了城管部门的利益交涉能力，并使从业人员丧失职业的荣誉感，自上至下陷入迷茫。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当生命和健康天天面临真实的威协和损害时，城管不可能不怕。围观群众的骂声使他们迷茫和焦虑，“不知道自己是功臣还是罪人”。但决定战争的，是将军而不是士兵。一位城管队员感悟道：“其实谁都没有错，是我们的体制不够健全。”[46]由于我国行政部门实行领导班子办公会议决策制，这些基层的经验、智慧、利益和情感，无法左右决策。领导除了考虑基层现实，还要考虑上级态度、部门扩展和自己政绩，政策形成具有不确定性。正如魏巍所批评的：“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满脑子形式主义，虚荣观念。为了自己的‘政绩’，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无视人民的生计，高调地提出什么构建‘无摊城市’。”[47]不难发现，部门利益诱导和领导层专断是错误决策迟迟不能修正的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划分不明。小摊贩的治理，法理上属于地方事务而非中央事务，没有必要进行中央决策。但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划分不明，习惯上地方依赖于中央，而中央立法又习惯于“一刀切”，地方难有选择的空隙，不同政策之间比较和竞争机制无从生成。即以摊贩治理为例，各国治理的实践是通过牌照发放来实施管理，而在我国，牌照之发放属于行政许可事项。依行政许可法，省级以下政府皆无权创设，即使中央部委也无权创设。行政处罚法上也有类似规定。中央政策法律相互冲突。政策面上，中央强调向地方分权，如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19条要求“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但具体制度上，又通过《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将设定许可权与处罚权上收，地方难有机动处置之余地。地方和基层最容易发现政策的错误所在，但为了保持政治正确，即使发现政策有误，也要等待中央调整政策，从而与中央“保持一致”。中央政府性质上本应是政策性政府，而非事务性政府，主要职责应在于政策选择。如果中央政府揽权揽事太多，发牌照，搞评比，评先行……，则会导致事务功能膨胀，政策功能萎缩，政策反馈速度落后于时代需求。
原因之三在于决策的非公开性。虽然《行政许可法》规定，设定行政许可应当公开听证，但至今为止，行政部门习惯于非公开决策而非透明决策。仍以摊贩治理为例，近来国家工商总局及建设部分别表态，要放松管制。但决策过程中，有哪些利益需要考量，决策过程中争议之焦点与存在之困难，皆未见公诸于众。行政系统仍习惯于自身内部非公开决策，然后将结果“周知”公众。上海市曾公开宣布将于2007年五·一前出台摊贩合法化政策，媒体广为报道。此后却未见下文，仅告知存在难度，力争年底前出台。究竟决策中存在何等之难处，公众并未与闻。虽然决策者可能会听取相关部门意见，但由于没有公开的辩论程序，相关事实和证据无法提交，各方利益无法有序表达，意见无从整合。普通人民无法旁观和参与政策选择，无法发现和纠正错误的政策选择。
原因之四在于决策行政化而非立法化。小摊贩的治理，涉及小摊贩、社区居民、商场、临街住户等多方利益，直接关涉到人民基本生活——例如没有好摊贩导致没有好早点，应当属于立法事项而非行政事项，应通过立法程序整合社会意见。由于我国行政立法与权力机关立法界线不明，且立法机构运行机制不合理，无法有效立法，致使应由立法机关完成的任务，交由行政部门来完成。立法整合机制不能有效运行，只能依靠部门协调。由于小摊贩治理事务涉及工商、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互不隶属，一旦产生争议无从决断，有赖各方调和立场。其间任何一个部门强硬作梗，决策无法形成。摊贩合法化所涉及的牌照发放权，城管部门与工商部门即有争议。前言的镇江市城管局，就与公安、工商等部门开了三次协调会。部门之间并无法定有效的协调机制，主要取决于领导之间的协调。部门利益冲突、领导政策偏好等，都会导致“久协不调”。
原因之五是社团管制过严。摊贩合法化与否的政策选择，涉及利益最大的当然是小摊贩们。由于我国建国以来，对社团管制过严，采取许可制，而非登记制。数以千万计的小贩不能组成利益集团，小贩们无法通过集团，将自身利益关系有序有力地进行表达。由于不能组成集团，在利益博弈中，被原子化的小摊贩们，无法与集团化的居民集团和官僚集团相抗衡，在决策程序中，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甚至被妖魔化。又因为利益所关，他们不得不进行“都市游击战”，抵抗和反击不合理的制度，用无声的躲避、有声的还击和顽强的生存，唤得社会对他们的存在、利益和价值的重新审视。上海浦东新区区长反思：对乱设摊的整治，从建国到现在没有停止过。为什么整治的力度越来越大，城管队伍越来越大，最后还是不行呢？当一样东西顽强的生存、顽强表现出来的时候，你要找出背后的合理性在哪里，然后找一找政府工作的差距在哪里。[48]值得注意的是，区长之所以有如此深刻的反思，一个重要原因是暴力抗法上升，而非摊贩团体有意见上呈。摊贩治理还涉及社区参与治理的问题。有议论认为可以将摊贩交由社区治理，而社区作为一个社会组织，也没有成熟。自治和管理能力有待发展，形成政府想放权，也无处可放的局面。
伴随着摊贩与城管之间矛盾的普遍化与激烈化，各级各地政策开始松动。建设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表态要让摊贩经济合法化；北京市要求城管执法人性化；上海试点摊贩合法化……政府终于准备调整政策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往返之间，社会已付出血的代价。
注释:
[29]袁野、刘巍：《中国城市管理者与摊贩的斗争》，载《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9月1日。
[30]参见梁永健：《深圳市城管队员遭街道办城管当街扒裤》，载《南方都市报》2006年8月1日；张丽：《北京十数名城管协管员围殴摊主暴打警察》，载《北京晨报》2007年2月5日。
[31]参见邢学波、傅沙沙：《假证贩子称遭城管蒙头架走遇劫后被扔在水库》，载《京华时报》2006年11月8日。
[32]参见袁国礼：《地头蛇勾结城管收保护费》，载《京华时报》2007年2月7日。
[33]参见涟源：《城管保安敲诈勒索小贩，保护费开价每月500元》，载《京华时报》2007年9月17日。
[34]类似例证有许多。如苏州望星桥多家摊主说：有一条大家默认的规矩，每天交10块到20块不等的钱给城管，他们就让摆放，不开收据。参见刘伟：《苏州女卖报工不满被处罚款从城管局大楼跳下》，载《新京报》2007年6月11日。
[35]参见傅沙沙：《北京首个黑社会性质组织覆灭，保护伞是城管队长》，载《京华时报》2006年8月12日。
[36]据学者研究，我国黑社会成员至少100万人。参见唐昊：《我国黑社会成员至少100万，谨防其走上前台》，载《南方都市报》2004年8月24日。
[37]参见陈红：《兰州两名城管遭众人围殴，被逼跪地向摊贩认错》，载《西部商报》2007年8月29日。
[38]参见章敬平：《扫黑必先反腐》，载《中国新闻周刊》第20期。
[39]参见李瑾：《国内外摊贩经济管理研究综述》，载《上海市容》2007年第1期。
[40]吴长亮：《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大盖帽”隐身》，载《解放日报》2007年3月19日。
[41]《新区召开第32次区长网上办公会》，载http：//211．144．95．130：9080/website/subContent．jsp？ctid=49244。访问于2008年7月7日。
[42]参见李瑾：《国内外摊贩经济管理研究综述》，载《上海市容》2007年第1期。
[43]前引⑾。
[44]参见周逸梅：《北京居民社区试行划区供游商经营》，载《京华时报》2007年3月9日；徐涛：《北京社区尝试小商贩自治，街道办和城管不认同》，载《财经时报》2007年4月21日。
[45]参见[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46]《北京城管柔性执法小贩称“8年抗战胜利”》，载《市场报》2007年8月13日。
[47]魏巍：《不要杀他，我也为崔英杰说情》，载http：//www．mfzq．com．cn/Blog/Diary．aspx？Data=S&Tid=540224，访问于2008年7月7日。
[48]参见前引[11]。
《中国法学》 2008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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