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辽宁省庄河市龙王庙一千多名村民来到市政府，投诉村干部在填海工程和征地补偿中涉嫌挪用公款、受贿和玩忽职守等问题。村民们在市政府门口集体下跪，要求向市长当面反映情况，但市长最终没有出来接待。（2010年4月21日《潇湘晨报》）村民集体下跪请求市长主持公道，敦促有关部门惩治腐败，但市长在办公室“稳坐钓鱼台”，始终避而不见，这是一幅颇有象征意义的画面。“主人下跪了，公仆在哪里？”从政府官员的角度，一般会认为，市长不出面接待村民是对的，否则可能给村民造成“市长接待我们了，政府肯定我们了”的误解，可能提高村民的期望值，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在不少地方，这已是政府官员应对舆情的经验之谈。
“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下跪是中国人表达请求、吁求和乞求情感的最高级形式，而一群人集体下跪，无疑又扩大了这种最高级形式的规模，使其具有了不同凡响的悲情力量。从常理推断，村民们此前应该向镇政府、县政府及一些职能部门投诉过村干部涉嫌腐败的情况，但要么石沉大海，要么上级“把秦香莲的状纸批转陈世美同志处阅”。村民们万般无奈之下，不得已跑到市政府门口集体下跪，希望以此引起市长的重视，促使有关方面采取切实措施。可以说，村民们绝非“刁民”，他们谁也不愿一开始就把事情故意闹大，之所以走到集体下跪的地步，很大程度上是被基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严重不作为“逼”出来的。
有人虽然对村民求告无门、维权无路表示同情，但却认为他们集体下跪是“人格的自贱自残”，反映了“乞求清官代写论文做主的封建意识”，“一见清官大老爷膝盖就不由自主地软下来”。持此论者简单地用王朝时代子民下跪父母官的刻板形象，来比照并矮化今日百姓的维权行为，其实是对弱者维权怀有不小的偏见。更严重的论断可能来自某些地方政府，他们往往傲慢地将百姓的这类集体行为视为“极端行为”、“过激维权”，认为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由此就可以借“维护社会稳定”之名，对集体陈情的村民进行粗暴的打压。以上种种“傲慢与偏见”，十足令人担忧。十七大报告在谈到“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时明确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其中保障“表达权”首次写入党代会政治报告。人民充分行使表达权，是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一个基本条件。人民行使表达权的形式应该是多元的、不断丰富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不断拓宽的，如《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著名评论所言“：解放思想，尤其需要先解放表达。”由是观之，村民在市政府集体下跪，本质上是村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表达权，理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公民集体下跪并非什么“极端行为”，不过是行使表达权的一种较特殊的形式，对此不必高度敏感、如临大敌，更不能随意动用警力，采取极端措施予以处置。
以保障人民表达权作为现实的支点，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为民主政治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相关文章：
外汇储备充足性标准变动及其影响研究04-26
中国本土风险投资有关问题的探讨04-26
商业物业出租经营策略探讨04-26
谈ＷＴＯ保障措施实施过程中因果关系的界定04-26
江西会展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04-26
新农村建设中的社会资金问题研究04-26
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发展探讨04-26
区域文化观念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定量评价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