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运用有效劳动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即外部性效应),以及其它投入要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同时文章将研究结果与王金营的研究结果做出比较。结论是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f.-J接作用和总作用都比较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力资本外部性效应内部化以及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入;经济增长;外部性效应;计量分析
近年来人力资本的外溢性或者外部性(Externality)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的外溢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尤其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外溢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也称为溢出效应或者外部效应(Spillover efects.Flow out efects O1“External efects),这种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实际就是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Indirect efleets)。正是由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或者间接作用的存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人力资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人力资本就会缺少一种动力来对经济增长产生这种积极影响,从而就会对整个社会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如果社会能够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使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内部化,就会使人力资本产生一种动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本文通过运用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两模型比较方法,实证研究1978年~2006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确实存在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蔡增正(1999)使用世界上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运用菲德模型考察了教育在1965年~1990年教育的全部作用与外溢作用,结果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外溢作用不仅是正的,而且颇为可观,同时教育部门与经济中其它部门相比生产力低。
张波和周志刚(2006)通过运用菲德模型测算我国1994年~ 2003年10年间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教育投资具有很强的外溢作用,同时教育外溢作用低下的问题也急待解决。王文博和刘生元(2001)通过运用菲德模型测算1990年~1999年间教育投资的外溢效应,结果表明:教育产出每增长l%,在不考虑其它因素的情况下,非教育部门的产出增长1.3371%,同时教育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低于非教育部门的边际生产力。袁国敏(2003)利用菲德模型对中国1990年~2000年间的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和外溢作用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教育投入具有很高的收益,具有很强的外溢作用。张波和周绍森(2005)运用菲德模型,并且使用面板数据的方法,测算我国1996年~2002年间我国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与非人力资本生产部门之间要素生产力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确实存在,人力资本部门边际生产力低于非人力资本部门。
王金营(2001)设计了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两模型比较方法(简称王金营模型),来估计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即外部性效应)。结果表明:1978年 1998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率是6.70%,总贡献率是16.69%。康建英等人(2005)采用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两模型比较方法,准确的测量了人力资本投入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外部性效应),结果表明:1979年~2002年间人力资本对河北省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率是6.20%,总贡献率是17.65%。
以上相关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运用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两模型比较方法来研究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的研究成果很少,仅王金营和康建英等人研究过。本文运用王金营模型研究1978年一2006年间我国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同时本文将研究结果与王金营的研究结果做出比较,找出差异地方,并且指出原因所在,并且在还提出我国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内部化的对策建议。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4/fontbr />二、研究方法说明
(一)新古典模型多数学者采用新古典模型设计来研究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王金营称之为有效劳动模型。
(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王金营(2001)采用改造后的卢卡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性。
其中,王金营称H.为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劳动投入),h 为劳动者具有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简称人力资本水平。王金营认为该模型不仅充分考虑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而且还充分考虑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它真实的反映了产出与要素投入之间的函数关系。
(三)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的测置模型利用新古典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不难求出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但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我们必须对新古典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进行相关处理后才可以得到。我们采用王金营的方法来估计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王金营通过有效劳动模型(即【1A】式)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即【2A]式)的两模型比较方法,来估计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这个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是客观存在的,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作用才使其它投人要素的效应大大提高。所以当一个模型中没有引入人力资本外部性时,必然使模型中估计到的非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大大高于它的实际作用。具体方法是:将有效劳动模型【lA]和人力资本模型[2A】中变量H 分为k和h 的乘积。
如果从设计计量模型从而估计参数的角度来看,采用新古典模型还是采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都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从新增长理论的角度出发,为了研究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从而将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那么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与新古典模型就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作为对人力资本间接作用的估计,采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法。
三、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可以得出中国1978年~ 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方面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是没有经过价格缩减处理以后的原始数据,因此不具有可比性,我们将这些数据进行价格缩减处理,使其具有可比性。
我们使用王金营的测算方法测算1978年~2006年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本存量和流动资本投入量,根据王金营的测算方法,计算物质资本存量模型为:K =KC,+KV =[KC}_l(1-8 1)+AKC J+KV其中:K.表示t年物质资本存量,KC 表示t年固定资本存量,KC 表示t一1年固定资本存量,8 表示t一1年折}日率,AKC 表示t年增加的固定资本投入量,KV.表示t年流动资本投入量。
第t年增加的固定资本投入量(AKC.)用t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度量,年流动资本投入量(KV.)用t年存货增加额来度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价格指数以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来代替,存货增加价格指数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来代替。同时在测算过程中为了使不同年份的数据能够比较,将测算出的数据以1978年为基期作价格缩减处理。1978年~2001年数据来源于王金营《制度变迁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影响》一文(2004),2002年~2006年数据是根据王金营的方法,再结合2003年~2007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推算而得。
用就业人员数代表劳动力投入,1978年 2006年各年就业人员数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o7》。用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水平投入,1978年 2001年各年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数据来源于王金营《制度变迁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影响》一文,2002年~ 2006年的数据是根据2003年一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推算而得。用人力资本存量代表人力资本投入,其计算方法是:用1978年~2006年各年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乘以就业人员数,即可得出1978年~2006年各年人力资本存量。
四、计量分析过程我们通过Chow分割点检验(Chow Breakpoint Test)证明,1992年可以作为分割点,这样我们将总体时间段分成1978年~ 1991年和1992年~2007年两个时间段来研究,利用新古典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模型拟合的非常好,各自变量的回归也具有经济意义,但是由于各自变量的单位不同,由此得到的回归系数也就有不同的量纲,因此如果直接采用回归系数则难以消除单位的影响,所以我们采用标准化回归系数值。
在此基础上再计算出各变量在各时期段的增长率和各变量在各时期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2、表3),我们可以看到各变量在各时期段的增长率都呈现出这么一种态势(GDP、K和A 除外),即1978年~1991年时期段增长率最高,1992年一2006年时期段增长率最低,1978年 2006年时期段增长率居中。说明我国在1978年~1991年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相对比较低,而人力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相对比较高。因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和总作用(h.、h:和h )增长率都比较高。我国在1992年~2006年间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相对比较高,而人力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相对比较低,因而h 、h:和h 增长率都比较低。
表3显示的是各变量在各时期段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为新古典模型和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在新古典模型中,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最后是人力资本投入。而且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入在1978年-1991年时期段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1992年一2006年时期段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低,1978年~2006年时期段增长率居中。物质资本投入在1978年,1991年时期段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低,1992年一2006年时期段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1978年~2006年时期段增长率居中。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仍然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入,最后是人力资本水平投入。分时期段来看,由于1992年~2006年时期段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比较高,而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投入增长率相对比较低,所以这一时期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高,人力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低,由此导致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和总作用(h,、h:和h,)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低,而1978年~ 1991年时期段则是相反的情况。
我们将本文的测算结果与王金营(2001)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见表4),从总体上看,本文的测算结果与王金营测算结果很相似,并且1978年 1991年时期段的测算数值要高于1992年 2006年(王金营则是1991年~1998年)时期段的数值,但是本文的测算结果在具体数值上要略高于王金营的测算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王金营研究的是1978年一1998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间接和总作用,而本文研究的是1978年 2006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间接和总作用,这就使我们注意到1999年~2006年时期内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间接和总作用的变化。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1978年~1990年本文以及王金营的测算结果比较接近,但是1991年~1998年本文的测算结果要大大高于王金营的测算结果,尤其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最明显。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王金营模型中的测算结果全要素生产率比较高(三个时期分别是2O.1 、31.83和25.34),而本文则要低的多(表3中A:所示),尤其是1992年一2006年时期特别明显。
这也说明了由于人力资本的间接作用(外溢作用)也影响到了综合要素生产率,使得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越来越多的被人力资本外溢作用所解释,因而综合要素生产率所能解释的部分越来越小。
五 研究结论及其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1.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中,资本所占的比重最大。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相比起其它要素而言,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在各个时期都是最高的,其中物质资本投入增长率在1992年 2006年时期段要比1978年一1991年时期段高一些。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古典模型还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中,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是最高的,其中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992年~2006年时期段要比1978年 1991年时期段高一些,在两个模型中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55%,说明我国经济增长仍然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
2.综合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模型中综合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基本上在20%左右,其中新古典模型数值要高一些。但是其作用相对起物质资本投入而言仍然比较小,说明我国制度和技术进步方面还是不够的。
3.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模型中,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较大,仅次于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中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一些。
4.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比较大。本文的测算结果与王金营(2001)的测算结果都证明了人力资本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比较大,正是由于这种外溢作用才使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总作用比较大。同时我们发现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有减少的趋势,表3中1992年~2006年时期段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间接作用要小于1978年~1991年时期段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间接作用。
(二)对策建议
1.政府实施激励人力资本政策。人力资本提供的基础研究产品是纯公共产品,应用研究产品是准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基础研究产品和应用研究产品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因此也就决定了人力资本投人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但是人力资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存在下去,人力资本就会缺少一种动力来对经济增长产生这种正的积极的影响,从而就会对整个社会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政府通过制定一定的政策,对提供基础研究产品和应用研究产品的人力资本进行补偿,从而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使人力资本产生一种动力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积极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增加。
2.政府实施制度创新。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中综合要素生产率所占份额不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要想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除了加大要素投入以外,还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因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发挥还必须依赖良好的制度环境。包迪鸿和盛乐(2005)在《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一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制度因素。浙江省自改革开放以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在体制上进行创新,极大的激发了劳动者的创造性和工作努力性,极大的释放了人力资本的潜能,从而促进了浙江省经济的腾飞。对全国而言,给人力资本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样才能够加快我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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