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论文：民主的忧伤——以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之比

　　一、为什么常驻匪帮会存在

　　暴力与偷盗不仅让受害对象失却了原来的占有物，而且也使他们产生一种反向鼓励，即减少生产的冲动了。[1] 反之，和平秩序等诸多公共品的供给是社会利润（生产率）生成的充要条件。在熟人社会（小社会）中，人们获得的基础来自于自愿协议。而在生人社会（大社会）中，个人从和平秩序中获利的同时，利益与秩序之风险或成本挂钩。可以说，正是这种风险或成本的存在，引致了种种机会主义行为。[2]

　　然而，为了维持合宜比例的秩序，成本仍需支付，改变的只是暴力与偷盗的方式而已。常驻匪帮与流窜匪帮的差别是，前者以持续的税收方式替代了后者变动不居的抢劫。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常驻匪帮带来的好处：由于垄断了一定区域内的偷盗，居民再也不必担心其他匪帮的光顾，秩序隐然成形，这是其一；其二是居民的税收后剩余使得人们可以合理预期到自己的未来收入，从而出现一种生产激励，增加了社会财富与税金总额。故而，常驻匪帮的存在是可能的。甚至是，在一定区域内，流窜匪帮有着强烈动机去驻扎下来，[3] “占山为王”而成为常驻匪帮。于是，无政府状况得以消隐。[4] 漫长的人类文明史无不印证了这一点。

　　那么，独裁者（狭义上的常驻匪帮）会像房屋主人那样有动力去修缮那些需要修缮的地方吗？并且由此可以得出独裁政体是最好的统治之制的结论否？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4/fontbr />二、独裁政体与民主政体的界分

　　独裁者也是理性人（理性的自私自利）。他们利用手中所垄断的权力以税收和其他方式求得利益最大化，比一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他们是以获利为目的，而并不是以提供公共品（上述比喻中的修缮行为）为目的。这使得他们过度消费社会资源而受到些许制约（提供公共品以最终增加花费）成为可能。这种特质使独裁政体与前独裁政体——无政府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与民主政体有相当差异。在此，就后者进行阐述。

　　常驻匪帮的成本收益理论是公共品提供与税收，而二者会相互决定。就是说，公共品的提供有助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可税资源相应会增加，税收收益自然会多起来；税率的上升会减弱生产的激励，从而会减少总财富（收入），税收收益下降。这样，选择收入最大化的税率是独裁者的热衷所在。然而，这一个点对居民来说，尽管再进一步只是以较少税收的形式去承担，但他们的生活会急剧变坏，会秧及整个社会福祉，独裁者也难以幸免。

　　在对统治者的激励（涵盖利益）本身上，民主政体并不比独裁政体更优越。这无不是民主政体统治者的理性人本质所使然。民主政体统治者很可能把收入（税收）从少数人转移到多数人那里，以购买选票，就好比独裁者从居民那里以税收偷盗给自己一样。问题是，此时统治者会选择怎样的一个税率点以使收入最大化呢？奥尔森指出，这个点因为大多数人（统治者是其代理人）收入与市场相关而不存在，不像独裁者与市场相隔离（独裁者是纯获利益者）所引致存在的必要。[5] 质言之，大多数人没有必要通过税率进行重新分配。而且，不像独裁政体，民主政体统治者必定愿意降低税率以增加社会总收入，从而低于独裁政体的上述税率。循此，再分配的动机与利益集团（独裁者、多数者等）之大小有着密切关联。

　　所以，与独裁政体相比，民主政体的大多数人所受激励的指向是做大总收入这块蛋糕，而不像独裁者急于多分既定的甚至更小的蛋糕，并且独裁者争取私利的相对更强烈动机是那么理所当然。

　　三、独裁者寿命与继承权危机

　　把流窜匪帮与常驻匪帮的差别运用到独裁者寿命是同一道理。独裁者因为其长远安排以达到更为宏远的涵盖利益，对居民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契约、货币、权利、税收、贸易、司法制度等公共品的提供都会得到仔细安排，至少在形式上，民主之风气蔚然大观。但是，很不幸，独裁者时常目光短浅。

　　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因为统治者的子孙们胜任工作的可能性很小，王朝继承权纵令在实践上流于失效，也不影响这种制度安排的存在与盛行。部分原因可能是，继承权安排会延续政令的统一与计划安排的长远，让居民受有激励。不过，继承机危机会走向反面。从这点看，能维护权利的顺利交接是独裁政体的优势之一。然而，这种制度安排仍需警惕，它实际上使得独裁者的资源配置权会强加到后世人身上，从而阻塞意识与思想的流入，把王国拖入滞息难前的沼泽地。于是，时间与民主效率的撞击在所难免。

　　四、民主的巴洛克品性（Baroque style）

　　对民主政体统治者任职期间的限制会让民主本身丧失效率。但是，民主的好处在于，这种制度运行比独裁政体下的安排更为平稳与长久。“在可靠的民主政体中，许多个人很有信心地签订超长期的合同，为子孙后代建立信托，并创建其所期望的无期限运转的基金会，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希望自身的合法权益可以在长远的未来得以保证。”[6] 而且，社会资源赖以增长的资本会源源不断地涌进。[7]

　　选择民主政体决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居民的不满意或者负担过重。因为居民可以凭藉大集团的形式来获得政治力量会缓和独裁者会被推翻的可能。这是一个统治者被挤压而居民不断进取的过程，但独裁政体仍然能维持下去。一个合理的解释是，选择来源于国家之间的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的竞争或示范之力。这似乎是一种民主优越论，但竞争或示范力量本身是说明事体的源由，就像白开水一样索然无味。民主政体采用的另一个面向是，推翻独裁政体的新任统治者将遵照制度安排而不成为下一位独裁者，[8] 从而利益集团被弃之不用，权力处于均衡或对峙之态势。

　　我们还需要回顾历史，西方与中国社会方邦结盟时代决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基本成因是，当权力被限缩到并非足够小而仍然可以支撑较小规模的独裁政体（封建盟主制）时，“动乱的民主”氛围得以产生了。这种安排宛如把一个人放大成一个集团（不妨看作集团领导人的化身），与通常意义的民主政体并无实质差别。

　　五、结语

　　经由理性人假设，我完成了《民主的自负》、《民主的精英化路径》和本文这小三部曲。这种印象画派式的叙事风格，无异于古典经济学的推进路径，对于复杂而丰富现实的刻描，充分而有力。这些文字在阐明，民主政体并不是完美的，它来源于一种人们不得已的选择。

　　就本文而言，民主政体的好处如同曲径通幽之处，需要我们去体味去挖掘它的比较优势。站在无政府状态与独裁政体的肩膀上，民主政体尤显寂寞，人们仰视它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自身作为权利主体的存在。所以，民主的忧伤在于培养而不是守候。

　　【作者简介】肖继耘，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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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电大学习网.刑法学论文参考[EB/OL]. /d/file/p/2024/0424/pp　　[1] 人们一旦占有某项财物时，便不愿意失去它。这种守成的心理作为一种理论前设可以经验性地推导出诸多实践之面向。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由“有”引发的思考》。

　　[2] 科斯的交易费用隐然成形了。正是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资源配置发生了改变。同时，社会契约理论在大社会中容易被累积扭曲，而流于空想。基于此，我认为，组织越小，个人对成本与收益的估算越清晰，激励与道德的善便作用越大。

　　[3] 强烈动机在于，和平秩序等公共品所带来的产出的巨大增加使常驻匪帮获得的利益比其未治理前的产出要大得多。当然，这种涵盖利益因人因时空而不同，从而对常驻匪帮提供公共品的激励程度有所不同。

　　[4] 针对于此，奥尔森总结道：“一般而言，统治比部落更大的群体的兴起，不是由于任何形式的社会契约或自愿交易，而是更多地由于那些能够组建最大武装力量的人，理性且自私的结果。”参见Mancur Olson，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 3 September 1993.

　　[5] [6] 同引[4]，Olson文。

　　[7] 即便资本报酬率低于独裁政体所供给的报酬率，这种情形也会发生。原因大抵是，冒险是极个别人在极个别情况下的追求。如果制度安排不能使得资本运行更有保障，个别优越的制度所形诸的经济强劲增长只能是昙花一现了。

　　[8] 从独裁政体走向民主政体并非一蹰而就的。奥尔森在回溯英国民主政体的形成过程时说道：“获得胜利的领导人、集团或有各种倾向的人中没有什么人足够强大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其他所有人或者产生一个新的独裁政体。”同引[4]，Olson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