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涉外合同的界定以及法律适用方法入手，阐析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三大原则，即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尽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有待于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得到解决和完善。
关键词：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发展趋势
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之探讨，一直是我国国际私法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与关注点。2010年10月28日第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在广泛吸收当代国际私法先进理论、成功借鉴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经验并充分总结我国30年多来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分别就民事主体、婚姻家庭、继承、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构建起我国较为系统、全面的国际私法立法体系，堪称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在“第六章 债权”中，该法对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中的《民法通则》、《合同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法发【1988】6号，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已废止。法释【2007】1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12】24号，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等指导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补充和完善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细化，且较好地处理了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与灵活性。从前述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内容来看，尽管各法在具体规定上存有差异，但其基本精神均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以及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等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下面予以具体阐析。
1 涉外合同的界定
涉外合同，顾名思义，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合同。所谓合同，根据《合同法》第2条第1款规定，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何谓“涉外因素”，以往的司法实践一般根据《民通意见》第178条的规定从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主体、法律事实和客体）角度予以考查。也就是说，只要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以下简称《民诉意见》）对“涉外因素”的构成标准与《民通意见》保持了一致，其中第304条从程序法的角度对如何认定“涉外民事案件”作出了明确规定，亦即只要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中一个要素涉外，即属“涉外民事案件”。作为我国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单行法，2011年4月1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对如何界定“涉外因素”没有作出规定，但结合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在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要素方面，不再仅仅强调国籍这一连结点，进一步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连结点。依此，2012年12月28日发布、2013年1月7日起施行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在《民通意见》、《民诉意见》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在主体方面增加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定，并于第（五）项设定了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司法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故根据《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我们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1）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无国籍人；（2）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3）合同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4） 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转让或者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违约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5）可以认定为涉外合同的其他情形。
2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
在讨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前，有必要事先对法律适用方法进行简单讨论。从世界各国已有的国际私法理论看，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大体可以划分为统一论与分割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不分合同种类统一采用一个冲突规则来指引准据法与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三组对立的方法。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上述方法不是相互孤立而是交错存在的，由于国际私法上合同关系的复杂性，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世界各国普遍运用综合方法解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问题。在具体解决运用时，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采用分割论，有机结合适用主观论和客观论，并区分合同不同种类分别选定准据法，即将合同划分为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买卖合同、居间合同、行纪合同等不同类型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或者将某类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如合同成立与效力、合同的违约责任、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合同形式、合同当事人的缔约能力等分别规定法律适用原则。我国亦为如此。具体说来：
2.1 涉外合同分割与准据法选定
从涉外合同的分割看，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和保护弱势当事人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法律适用法》在“第六章 债权”中，单列了第42条和第43条，对消费者合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了分别规定。其中，第42条规定，“消费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第43条规定，“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
从《法律适用法》的条文设置、规范安排来看，我们可知，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除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外，一般合同争议均应依《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确定法律适用原则，即首先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双方协商一致选择的法律，但当事人没有选择或选择法律无效时，合同争议应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法律。这亦是本文要详细讨论的基础性问题。
2.2 涉外合同争议的外延
关于合同涉及的不同方面即合同争议涉及的外延问题，《法律适用法》没有具文规定。《法律适用规定》虽已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1997年7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发布的部分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第十批）的决定》（法释【2013】7号）废止，且废止理由为“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但其中对于《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之事宜的相关内容依然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的司法实践中带有倾向性的意见。依《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合同争议包括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终止以及违约责任等争议。综合《合同法》、《民法通则》、《法律适用法》第12条及其《法律适用规定》等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文规定，笔者认为，《法律适用法》第41条所涉及的合同争议应与《法律适用规定》第2条规定一致，也不包括合同形式问题和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问题。
关于涉外合同当事人缔约能力的法律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第12条第1款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第2款进一步规定，“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关于涉外合同形式的法律适用问题，包括《法律适用法》在内的我国相关法律均未作明文规定。我国《合同法》第1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该款关于合同形式多样化的规定是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立法方向的。也正是基于此，国际社会普遍主张涉外合同形式问题适用或者选择适用合同履行地法或者合同签订地法。对于此问题，我国法律虽未作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都认为应适用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也以合同签订地法或合同履行地法为适用规则。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条就充分体现了对合同“尽量认可形式有效原则”，该条规定，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10条第1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从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历史来看，对于时间节点的确定，在考量效率原则的基础上，比较注重节点设置的合理性。《问题解答》第2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者发生争议后，对于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以前作出选择。”《法律适用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尽管《问题解答》和《法律适用规定》均已被废止，但《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作了与《法律适用规定》第4条第1款基本相同的规定，其中第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从条文内容看，《法律适用规定》和《法律适用法解释一》均将选法时间限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显然比《问题解答》延长了时间段，其合理性就在于尽量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充分尊重当事人在合同关系中的意思自由，同时又不牺牲效率价值以避免久拖不决。
3.1.4 意思自治原则具体适用的例外情形
在本文“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相关内容的讨论中，涉及到意思自治原则具体适用的部分例外情形，即“依照法律规定”的基本限制条件。此外，如前述，综合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中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我国还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
（1）强制性规则
《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系强制性规则在我国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中的首次出现，根据该条意旨，对于强制性规则，我们一般可以将之界定为本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某类法律关系应直接适用某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也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也不必通过本国冲突规则的指引而应予直接适用的法律。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中，强制性规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如《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于强制适用我国法律的合同种类，《法律适用规定》进行了扩大，其第8条规定除上述三类合同外，还包括在我国领域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股份转让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包经营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我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购我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我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的合同以及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适用我国法律的其他合同。此外，根据《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涉外合同适用的外国法律不能查明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法律。
二是基于对本国经济秩序或某类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的需要，由人民法院予以认定。如《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所谓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该制度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目前已成为国际私法中一个公认的普遍原则。我国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贯持肯定的态度。《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利益。”《法律适用法》第5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一种例外情形，与强制性规则一样，在特定情形下优先于冲突规则，从而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领域内限制着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适用。
3.2 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重力中心原则等，产生于20世纪美国冲突法革命，是指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者选择无效的情形下，由法院权衡分析与合同或者当事人相关的各种因素，推断出与合同争议有最密切联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予以适用的一项法律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法律适用法》发布实施前，该项原则就已规定在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合同法》第136条第1款、《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海商法》第269条和《民用航空法》第188条等相关条款中。《法律适用法》第41条后段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对于该条款的理解，笔者认为，在涉外合同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仅次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律适用准则，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没有做出法律选择或者选择无效；其具体运用方法是特征性履行说，即将履行义务方经常居所地法界定为最密切联系法，但同时又允许法官可不受此限而直接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去选择其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强调更密切联系地法的优先适用。简言之，除非存在明显的更密切联系，否则应以特征性履行方法来确定最密切联系法律。
何谓特征性履行方法，申言之，就是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显然，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必然面临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特征性履行的判断标准，二是确定合同准据法需要考量的场所因素。对于前者，理论上有在双务合同中的判断标准和综合判断标准两种观点，对于后者，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营业地等。我国对于特征性履行的判断标准显持综合判断标准说，即采用弹性的分析方法，主张通过考察合同的功能，尤其是合同企图实现的具体的社会目的，同时考察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及相互间关系，从而将最能体现社会功能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确认为特征性履行，如《法律适用规定》第5条第2款通过列举17种合同的方式确定了特征性履行。关于确定合同准据法需要考量的场所因素问题，在排除更密切联系地法优先适用的情形下，我国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属人法的主要连结点。对于法人的经常居所地的认定，依《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后段明确界定为其主营业地；而对于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的认定，《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5条规定，“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
3.3 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对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基于立法技术问题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1款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于《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均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依《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1款之规定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立法法第83条），笔者以为，上述条款应当继续适用，以解决司法实践中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法律依据问题，从而也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也肯定了上述法律关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规范。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当国内法与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情况下，不一定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这是因为，国际上普遍承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和各国独立保护原则，我国对WTO项下的TRIPS协定采取了转化适用的模式，且TRIPS协定以外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通常规定最低保护标准而非完全统一的具体规则，故《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4条“但书”做出了“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已经转化或者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律的除外”的规定；二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如《海牙规则》时，可以将该类国际条约视为构成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组成部分，据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要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该等适用予以限制。《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9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4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发展趋势
应该说，《法律适用法》和《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的制定和颁布，结束了我国以往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上的“五不”（不系统、不全面、不具体、不明确、不科学）局面，能够较为从容地处理纷繁复杂关于涉外合同的司法实践。但任何法律都存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地方，《法律适用法》也不例外。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上，其最大的缺憾莫过于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一方面，《法律适用法》虽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除采取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该原则予以限制的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做法之外，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相信这一问题在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会得到不断完善和解决。
从《法律适用法》第41条文义来看，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问题，我国主张以意思自治原则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补充。同时，《合同法》、《民法通则》、《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相关法律，《法律适用法》其他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又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3.1 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系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方法之主观论确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其核心内容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既然可以按照其意志自由地订立合同，当然也有权力决定适用于他们之间合同的法律。这一原则最早见于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巴黎习惯法评述》，自18世纪始便为多数国家立法和实践接受，现已成为当代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在其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发挥选法作用，并被有关的国际公约所采纳。
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以突出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它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一条宣示性条款，规定在总则中（第3条），体现了该法的先进性和开放性。第二，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领域得到极大的扩张。除传统的合同领域（第41条）外，在委托代理（第16条）、信托（第17条）、仲裁协议（第18条）、夫妻财产关系（第24条）、协议离婚（第26条）、动产物权（第37条）、运输中的动产物权（第38条）、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对一般侵权责任（第44条）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准据法的选择（第50条）、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47条）、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第49条）等领域，均准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准据法。
在我国涉外合同领域中，意思自治原则是其法律适用之首要原则。《法律适用法》第41条前段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其他相关法律的相关条文规定也足以充分证明这一点：我国《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法》第126条第1款作了与《民法通则》第145条第1款完全相同的规定；此外，《海商法》第269条、《民用航空法》第18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确立意思自治的首要原则，有利于当事人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和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亦有利于争议的迅速解决。当然，这一原则的适用要遵守合法、诚实信用、善意等基本规则，同时要受到一些具体条件的限制，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3.1.1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
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国际社会普遍肯定明示选法，而对于默示选择，存有不承认、有限承认和承认并允许法官在审理时推定当事人的意图三种态度。在重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传统的国家中，对待默示选择问题多持有限承认或者承认之态度。
我国《法律适用规定》第3条规定，“当事人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应当以明示的方式进行。”第4条第2款进一步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但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应当视为当事人已经就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从上述条文内容看，我国司法实践在选择涉外合同适用法律的方式问题上，除明示外，也采取了承认默示选择的态度，只是法官在推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意图时，需要根据以下三个条件作出判断：（1）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未达成选法合意；（2）当事人双方均援引同一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主张权利；（3）当事人双方均未对法律适用问题提出异议。由于《法律适用规定》因与《法律适用法》相冲突而为法释【2013】7号所废止，在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方式上，《法律适用法》第3条规定，“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可以明示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从文义解释，该条实际上否认了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肯定当事人默示选择法律效力的做法，即我国不承认默示选择，当事人要选择涉外合同适用的法律必须通过口头的或书面的明示方式进行。但是，由于第3条置于《法律适用法》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章“一般规定”中，从立法精神看，显然其作用不在于实践中的直接运用，而为彰显法律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故当事人对于合同准据法的选择，除强调明示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外，实践中采取的承认默示选择的做法应继续沿袭采用。这一论点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后出台的《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8条第2款规定，“各方当事人援引相同国家的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做出了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法律适用法》第3条除强调原则上以明示方式进行选择的限制条件外，还强调另外一个基本限制条件，即要“依照法律规定”。这一限制条件主要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法律不允许选择的领域内，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比如劳动合同，《法律适用法》第43条直接规定应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应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那么，就合同准据法的选择而言，争议发生后，关于劳动合同，当事人就不能对适用的法律作出选择，只能依照规定依次地适用法律；而对于劳动合同、消费者合同之外关于法律适用规则的合同其他领域依第41条规定则是允许当事人作出法律选择的。
（2）在法律没有涉及或者规定的领域内，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当事人不能行使准据法的选择权。这一内容体现在《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6条规定上，即：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当事人选择适用法律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选择无效。
（3）在法律允许选择的领域内，不得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内容体现在《民通意见》第194条、《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1条等规定上，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避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3.1.2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我国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实践中，其基本态度是：通过冲突规范即法律适用法援引适用外国法时，只适用外国的实体法，排除反致和转致的适用，以增加准据法确定中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如《民通意见》第17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法律适用规定》第1条规定，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应适用的法律，是指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实体法，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这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是一致的。《法律适用法》第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法律适用法。”这是我国立法上对反致作的首次明确规定，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相契合的。
在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中，或者说当事人选择的实体法是否要与合同关系存在一定的空间联系，国际私法领域中存在有限论和无限论之争，前者注意到了预防当事人规避法律的情形，主张选择的实体法只限于与合同争议有实际联系的法律，后者则强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任其合意选法，以顺应频繁的自由贸易需求。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司法实践中，自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已废止。法发【1987】27号，以下简称《问题解答》）始，对实体法选择的自由限度就未作任何限制。《法律适用规定》也是如此。《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仍继续坚持了这一意见，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一方当事人以双方协议选择的法律与系争的涉外民事关系没有实际联系为由主张选择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1.3 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
关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节点，《法律适用法》未作规定。从我国司法实践的发展历史来看，对于时间节点的确定，在考量效率原则的基础上，比较注重节点设置的合理性。《问题解答》第2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者发生争议后，对于合同所适用的法律未作选择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以前作出选择。”《法律适用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尽管《问题解答》和《法律适用规定》均已被废止，但《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作了与《法律适用规定》第4条第1款基本相同的规定，其中第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从条文内容看，《法律适用规定》和《法律适用法解释一》均将选法时间限定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显然比《问题解答》延长了时间段，其合理性就在于尽量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充分尊重当事人在合同关系中的意思自由，同时又不牺牲效率价值以避免久拖不决。
3.1.4 意思自治原则具体适用的例外情形
在本文“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相关内容的讨论中，涉及到意思自治原则具体适用的部分例外情形，即“依照法律规定”的基本限制条件。此外，如前述，综合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中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意思自治原则，我国还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予以限制。
（1）强制性规则
《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系强制性规则在我国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法律中的首次出现，根据该条意旨，对于强制性规则，我们一般可以将之界定为本国法律中明确规定某类法律关系应直接适用某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也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也不必通过本国冲突规则的指引而应予直接适用的法律。
在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立法中，强制性规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如《合同法》第126条第2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于强制适用我国法律的合同种类，《法律适用规定》进行了扩大，其第8条规定除上述三类合同外，还包括在我国领域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股份转让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包经营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我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股东的股权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购我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增资的合同；外国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购买我国领域内的非外商投资企业资产的合同以及我国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适用我国法律的其他合同。此外，根据《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2款规定，涉外合同适用的外国法律不能查明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我国法律。
二是基于对本国经济秩序或某类利益进行特殊保护的需要，由人民法院予以认定。如《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一）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二）涉及食品或公共卫生安全的；（三）涉及环境安全的；（四）涉及外汇管制等金融安全的；（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六）应当认定为强制性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所谓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该制度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目前已成为国际私法中一个公认的普遍原则。我国对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一贯持肯定的态度。《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利益。”《法律适用法》第5条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因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作为一种例外情形，与强制性规则一样，在特定情形下优先于冲突规则，从而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领域内限制着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适用。
3.2 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重力中心原则等，产生于20世纪美国冲突法革命，是指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或者选择无效的情形下，由法院权衡分析与合同或者当事人相关的各种因素，推断出与合同争议有最密切联系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予以适用的一项法律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法律适用法》发布实施前，该项原则就已规定在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合同法》第136条第1款、《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海商法》第269条和《民用航空法》第188条等相关条款中。《法律适用法》第41条后段规定，“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对于该条款的理解，笔者认为，在涉外合同领域，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仅次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法律适用准则，其适用前提是当事人没有做出法律选择或者选择无效；其具体运用方法是特征性履行说，即将履行义务方经常居所地法界定为最密切联系法，但同时又允许法官可不受此限而直接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去选择其他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即强调更密切联系地法的优先适用。简言之，除非存在明显的更密切联系，否则应以特征性履行方法来确定最密切联系法律。
何谓特征性履行方法，申言之，就是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显然，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必然面临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特征性履行的判断标准，二是确定合同准据法需要考量的场所因素。对于前者，理论上有在双务合同中的判断标准和综合判断标准两种观点，对于后者，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住所地或惯常居所地、营业地等。我国对于特征性履行的判断标准显持综合判断标准说，即采用弹性的分析方法，主张通过考察合同的功能，尤其是合同企图实现的具体的社会目的，同时考察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具体利益及相互间关系，从而将最能体现社会功能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确认为特征性履行，如《法律适用规定》第5条第2款通过列举17种合同的方式确定了特征性履行。关于确定合同准据法需要考量的场所因素问题，在排除更密切联系地法优先适用的情形下，我国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属人法的主要连结点。对于法人的经常居所地的认定，依《法律适用法》第14条第2款后段明确界定为其主营业地；而对于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的认定，《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15条规定，“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
3.3 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
对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法律适用法》基于立法技术问题对此未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1款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由于《民法通则》第142条、《海商法》第268条、《民用航空法》第184条均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依《法律适用法》第2条第1款之规定以及“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之国内法的基本适用规则（立法法第83条），笔者以为，上述条款应当继续适用，以解决司法实践中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法律依据问题，从而也确立了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之第三项原则，即“国际条约优先适用和国际惯例补缺适用原则”。《法律适用法解释一》也肯定了上述法律关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适用规范。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实践中，当国内法与国际条约有不同规定的情况下，不一定优先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这是因为，国际上普遍承认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原则和各国独立保护原则，我国对WTO项下的TRIPS协定采取了转化适用的模式，且TRIPS协定以外的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通常规定最低保护标准而非完全统一的具体规则，故《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4条“但书”做出了“但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条约已经转化或者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律的除外”的规定；二是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我国生效的国际条约如《海牙规则》时，可以将该类国际条约视为构成当事人之间合同的组成部分，据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要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该等适用予以限制。《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9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援引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该国际条约的内容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公共利益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除外。”
4 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发展趋势
应该说，《法律适用法》和《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的制定和颁布，结束了我国以往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上的“五不”（不系统、不全面、不具体、不明确、不科学）局面，能够较为从容地处理纷繁复杂关于涉外合同的司法实践。但任何法律都存有进一步探讨和完善的地方，《法律适用法》也不例外。在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上，其最大的缺憾莫过于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一方面，《法律适用法》虽在总则中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限度地承认了私人对私法行为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除采取主张以强制性规则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对该原则予以限制的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做法之外，又在措辞上突出“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件，并将没有法律依据的选法行为界定为无效，这实际上动摇了意思自治作为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的地位，也与私法中“法无禁止即自由”原则相违背。相信这一问题在日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后续的法律修正中会得到不断完善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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