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社会必有纠纷。但在中国，千百年来对纠纷的认识以及对纠纷处理方式的偏激，无形中埋没了学者对纠纷研究的兴致，以至于在当今中国法学理论研究领域，尽管不能说没有，但的确不能说多了。20年前，顾培东先生出版了专着《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一书，属法学界中研究纠纷的先驱。据说当时担心著作理论阐述过于深奥，没有销路，所以只印了5阅册。结果很快销售一空。可见好书还是能得到大家的共识。20年后，徐听教授所著《论私力救济》也是对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新探索。此外，范愉教授关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也富有成效。
尽管有上述成果，要断言中国已建立纠纷解决的理论，甚至体系，则为时尚早。纠纷解决理论的建立，须具备如下要素：有一批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有考察社会纠纷的平台；有契合社会现实的理论成果。从中国现实看，这三个要素都不完全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现实可以支持上述结论。
首先，在中国社会，传统对于纠纷的偏见迄今仍在延续。纠纷解决理论的基础是对纠纷观念的基本考察，进而通过对纠纷结构、纠纷过程、纠纷主体、纠纷原因等的分析，逐渐建立正确认识纠纷的观念。本专辑或许倡导一种和谐社会的纠纷解决观念，这是社会主流观念影响下的纠纷观念，但与纠纷本身却是冲突的。换言之，在杜会和谐的观念中对于纠纷的认识仍处于传统状态，人们只不过是试图通过社会和谐的构建将纠纷生成土壤铲除，或者在这样的和谐环境下解决纠纷。因此，从本质上说，关于纠纷的观念并没有与可能成体系的纠纷理论结合在一起。
其次，在中国二十多年社会和法制变革中，人们经历了太多变动。对于纠纷解决，民众选择的路径首要是诉讼，因此诉讼制度的改革在近二十年里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从诉讼与人民调解、诉讼与仲裁、公证、律师、法官、检察官制度及其相关理论的结合看，我们看不到丝毫纠纷解决理论的痕迹。人们往往重视制度本身的建设，却忽视制度要解决的目标。毫不隐讳地说，一些制度建设不但不能消除纠纷，却反过来助长纠纷的生成。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建立“调解和判决重视”制度的结果，实际上突出了强制性解决纠纷作用，而忽视了诉讼制度借用国家强制力柔性地解决纠纷的重要功能。从这些制度建设欠缺的因素，我们也可以说纠纷解决理论仍然没有得到重视。
最后，中国社会制度本身缺乏应对纠纷的功能体制。一方面，中国社会不和谐因素随着社会变动而增长，社会冲突的因素也在增长；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纠纷的生成因素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例如，权利观念的增长伴随而来的不是社会责任的增加，而是权利向私欲的转化。因此，在权利的主张和实现过程中，各种非理性方式不断出现。如上访的制度化，简直就是中国传统“告状”制度的现代版。
上述三点，恰恰是由于缺失纠纷解决理论所付出的代价。
徐听教授编辑《司法》，首卷集中议论纠纷解决论题，无论其宗旨如何，其实际影响肯定有助于该领域理论的发展。承蒙厚爱，受邀寄笔，不亦乐乎！
《司法》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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