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民诉法修改；诉讼程序名称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修订是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正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程序”名称的正当性和科学性问题，却未能纳入到这次修法的内容之中。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应当从程序名称开始。
众所周知，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程序”这一程序名称，最初是在制定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时采用的，并从此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固定下来。“审判监督程序”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司法理念在诉讼程序名称上的反映，是当时社会法律意识形态的产物。在当时的体制环境和司法观念影响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建立的是典型的国家职权主义的诉讼体制和诉讼模式。作为纠正生效裁判错误的诉讼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充分反映了国家干预和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基本精神。审判监督程序实际上是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事后进行审查的监督性程序，其内容的规定，明显地体现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法律监督制度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影响。“审判监督程序”名称契合了当时经济体制和法律意识的要求。
1991年民事诉讼法虽然在民事诉讼中弱化了法院职权，强化了当事人的民事诉讼主体地位，但是这种变化只是一种具有数量意义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从其基本内容来看，1991年民事诉讼法确立的民事诉讼体制依然属于原有的职权主义类型。在诉讼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在性质上不可能发生体制性改变，其反映的仍然是原有国家职权干预和权力监督的基本特征。这或许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正式颁行时没有修改“审判监督程序”名称的根本原因。
2007年我国对民事诉讼法作了局部修改。当时修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申诉难和申请再审难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不涉及审判监督程序的体制性问题。因此，2007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只是进一步完善了申请再审的法定事由和申请再审的法定程序，而没有对审判监督体制和整个审判监督程序作出根本性调整。
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又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种情况下，“审判监督程序”名称的修改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笔者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监督程序”，应当修改为“再审程序”这一其他国家民事诉讼法普遍采用的程序称谓。“再审程序”名称不仅是对生效裁判再次审理程序的客观描述，而且能够准确地反映该诉讼程序的性质和功能。
“再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无论是在诉讼理念上，还是在程序内容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
首先，两者存在的理论基础不同。“审判监督程序”建立在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基础之上，“再审程序”则建立在当事人再审诉权的基础之上。国家的法律监督权包括法院的审判监督权和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基于法院的审判监督权，上级法院有权对生效裁判进行提审或者指令再审，各级法院院长有权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对生效裁判进行重新审理。基于检察机关的检察监督权，上级检察院有权对生效裁判提出抗诉要求再次审理。当事人的再审诉权是当事人在再审程序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非因法定事由不得限制和剥夺。因此，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是由国家司法机关的意志决定的；而再审程序的启动权掌握在当事人手中。
其次，两者的性质和功能不同。审判监督程序是运用国家公权力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程序；再审程序则是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进行保护的非常救济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功能是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只要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存在错误，就应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裁判的错误进行纠正，不管纠正错误的成本和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不注重考虑生效裁判稳定性和司法权威性的单纯纠错程序。再审程序的功能在于为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只有在生效裁判缺乏既判力的正当性时，才有可能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程序是在平衡维护生效裁判既判力和纠正错误裁判之间价值冲突的程序。
最后，两者的基本理念不同。作为对生效错误裁判进行监督的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干预，反映着国家权力的代表者——法院和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的控制。它将国家权力神圣化，奉行国家权力至上的理念，剥夺当事人的判断和选择。再审程序在理念上将纠正生效错误裁判的再次审理程序，作为继续解决平等主体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诉讼程序，而不是将其视为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的程序。因此，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平等，当事人对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自由处分这些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仍然会在再审程序中得到贯彻和落实。如果说审判监督程序是国家意志主导的程序，那么再审程序则是当事人自由处分的诉讼程序。
诉讼程序名称的合理化和科学化有利于充分发挥诉讼程序的功能，提升诉讼程序的品格，是修改诉讼程序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应当看到，诉讼程序名称的变化不仅仅是程序称谓的调整，同时也是司法理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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