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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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杭诉标准是杭诉制度的核心，是否达到杭诉标准是杭诉成败的关键。刑事二审杭诉标准的立法缺失和司法异化，是制约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杭诉工作科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完善刑事二审杭诉标准，应坚持强化审判监督职能与追求诉讼效益相结合、符合刑事二审杭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区分刑事二审杭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坚持实体错误抗诉与程序错误杭诉并重，以及便于司法实践操作、符合诉讼法理的原则。应调适有关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范体系，确立刑事二审杭诉实体标准、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一体的刑诉二审杭诉标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并改判的诉讼活动。刑事抗诉作为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对于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落实“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检察工作总体要求，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刑事司法公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引起审判程序的不同，我国的刑事抗诉可分为按照上诉程序抗诉（刑事二审抗诉）和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抗诉（刑事再审抗诉）两种。作为刑事抗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二审抗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依职权启动二审程序，请求上级法院重新审理的活动。《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该条赋予检察机关对尚未生效的判决、裁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权力，即二审程序抗诉权。《刑事诉讼法》第185条第2款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院。”该条将支持抗诉的权利赋予了上级人民检察院。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强化审判监督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性文件，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二审抗诉的规定也进行了一定的细化。上述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有关法律法规，基本确立和架构了我国的刑事二审抗诉制度。

　　刑事二审抗诉问题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由于受立法不完善、执法理念偏差、刑事抗诉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监督尤其是刑事二审抗诉方面“抗的少、抗的难、抗不赢”的现象比较突出。检察机关刑事抗诉案件数量较少、上级检察机关撤抗率较高、抗诉案件法院改判率较低、抗诉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严重影响了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科学发展。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当前，由于对刑事抗诉理论研究的不足等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刑事抗诉制度存在诸多的问题和缺陷，表现为刑事抗诉标准的不明确、检察机关在二审抗诉法庭中的地位模糊、法院的内部请示制度及再审自行启动权架空了检察抗诉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抗诉制度功能的发挥。”[1]刑事抗诉工作在检察机关内部思想认识和实际做法上存在许多差异：一方面认为法院刑事判决存在问题，如重罪轻判、贪污受贿案件判缓刑多等，而另一方面提出抗诉的案件不多，抗诉后改判的则更少；一方面认为抗诉工作很重要，而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施的不多，甚至有些规定不利于抗诉工作的开展。[2]如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98-2007年的工作报告显示，这一期间全国提起公诉人数从1998年的584763人猛增至2006年的1029052人，增幅近76％，而同期被提起抗诉的人数却从1998年的3791人减少至2006年的3161人，下降16.6％。[3]这种“徘徊走低”的状况，反映出当前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处境比较尴尬。再如，以北京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刑事二审抗诉的情况为例，在2003-2008年这五年间，全市检察机关共审查人民法院作出的刑事判决、裁定75724件，对认定事实错误、量刑明显失当的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二审程序抗诉244件，上级院支持抗诉155件，法院同期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只有57件。[4]在2009年1月至9月，全市检察机关共提出抗诉76件，其中二审抗诉72件，审判监督抗诉4件，上级院支持抗诉51件，撤回抗诉18件，法院判决维持原判16件，改判15件，发回重审9件。[5]2009年9月至2010年9月，北京市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二审程序抗诉案件79件，抗诉率为4.5‰，上级院支持抗诉59件，法院同期改判或发回重审31件，法院对抗诉意见的采纳率为50％。[6]由上可见，北京市检察机关近几年来，积极履行诉讼监督职能，加大了对刑事抗诉工作的力度，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无论是刑事二审抗诉案件数量还是质量，均有了较大的提高。[7]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当前司法实践中刑事抗诉案件数量较少、上级检察院撤抗率较高、法院改判率较低的整体状况并没有根本性的改观，刑事二审抗诉未能充分有效地实现制度的设置初衷，抗诉效果欠佳仍是不争的事实。

　　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已如前述。可以说，查找和破解制约我国检察机关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瓶颈问题，是检察改革的重要任务，事关检察事业的长远发展。刑事二审抗诉工作之所以出现当前处境尴尬的困境，在我们看来，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不完善、抗诉运行机制不畅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识偏差、执法观念错位、实践操作违规等方面的主观因素。其中，刑事立法层面的影响和制约问题应当说是比较突出的。立法关于抗诉标准的规定不完善是制约当前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立法不完善是刑事抗诉难的根本原因。所谓的立法不完善包括了刑法规定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抗诉条件立法的原则性。如果说实体法规定的过于宽泛导致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是我们无法操控的外部因素，那么刑诉法规定的抗诉条件过于原则化和检察系统内部设定的刑事抗诉标准不明确、抗诉理由单一，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程序性限制。”[8]“导致目前的刑事抗诉制度及相关立法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尤其是在刑事抗诉提起的标准、刑事抗诉的程序设计等方面，现有制度和立法的缺陷已经严重制约了刑事抗诉功能的发挥。”[9]众所周知，抗诉标准是人民检察院据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的根本依据，乃抗诉制度的核心和抗诉成败的关键。检察机关是否提起抗诉、提起抗诉的程序和范围，以及刑事抗诉案件的审查制度和工作制度等，均须依法进行，而不应随意抗诉、盲目抗诉而滥用抗诉权。而立法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定是否科学，则不仅会影响检察机关对刑事抗诉标准的准确把握，进而影响到抗诉案件的办案质量，而且也与检察机关能否有效行使刑事抗诉权和有力推动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科学发展存在密切关联。合理界定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和条件，既是检察机关依法正确行使刑事二审抗诉权的核心，也是刑事二审抗诉制度发挥其应有效果的关键。解决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存在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突破了制约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科学发展的瓶颈。因而立足于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实际，认真分析我国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缺陷和不足，提出解决刑事二审抗诉法律层面存在问题的对策，为司法机关准确把握刑事抗诉标准提供依据，对于推动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4/fontbr />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和司法异化

　　（一）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范解读

　　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作了概括性的表述，即“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提起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就是认为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1997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颁布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和条件进行了必要的细化和具体化，以便在司法实务中更易操作。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实行监督，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出抗诉。”该条对《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进行了重申和强调。至于“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刑事诉讼法》没有进一步明确。有鉴于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97条又对刑事二审抗诉的理由进行了详细列举，即：“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审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一）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二）有确实、充分证据证明有罪而判无罪，或者无罪判有罪的；（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四）认定罪名不正确，一罪判数罪、数罪判一罪，影响量刑或者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的；（五）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六）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上述规定为实践中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提供了直接依据。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刑事抗诉工作，提高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职能，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先后出台了《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强化审判监督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对抗诉的原则、对象、标准、条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相对具体、详细的规范，不仅细化了《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相关规定，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具体化为“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事实、采信证据方面确有错误”的抗诉标准、“刑事判决或裁定适用法律方面确有错误”的抗诉标准以及“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诉讼程序”的抗诉标准三类，而且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及程序违法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宜抗诉的几种情形。这些规定大大增强了检察机关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可操作性，促进了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及高检院有关抗诉意见的精神，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和条件的把握应做到：一要严格把握住“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是刑事二审抗诉的核心。一般意义上说，“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定性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采信证据错误和量刑畸轻畸重。二要紧紧围绕定罪和量刑两个核心要素判断提出抗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抗诉作为人民检察院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的一种程序权利，其目的是为保证刑法在具体案件上的正确适用，而刑法的基本问题就是定罪和量刑问题。易言之，不影响定罪或者量刑的一般程序瑕疵问题、个别事实认定问题、民事问题等，不应作为刑事二审抗诉的条件和理由，以保证刑事抗诉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是要正确理解“量刑畸轻畸重”的内涵。量刑畸轻畸重也就是量刑明显不当，并不必然一定要超越刑法典分则为个罪配置的法定刑幅度。从我国刑法典分则所规定个罪采用的法定刑模式来看，对绝大多数个罪配置的刑罚均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只涉及少数几种犯罪），而且有的个罪法定刑幅度伸缩性很大，甚至同一法定刑幅中规定了多个刑种或量刑档次。如果把法定刑幅内量刑的案件一概排除在抗诉的案件之外，势必会不适当地减少“抗源”，对于刑事抗诉工作的顺利开展并无益处。正如有学者指出：“对量刑是否畸轻畸重的掌握，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看量刑是否做到罪刑基本适当，与同类案件的处刑是否做到基本平衡，判决若未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在法定刑幅量刑的，一般也应抗诉。”[10]还有学者建议：“针对当前法院判决量刑上的畸轻畸重的现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界定畸轻畸重的提抗幅度，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统一标准，防止因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严密使违法变得‘合情、合理、合法’”。[11]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有一定的合理性，值得重视。

　　（二）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和条件，对于指导检察机关做好刑事二审抗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自确立至今，其立法缺失一直为学界所诟病，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适用有关法律时也遇到了不少困惑。如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在实践中各地掌握不统一，造成理解上的混乱，难以把握好刑事抗诉的标准。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当提起抗诉，但什么是“确有错误”，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12]最高检虽然规定了六种可以抗诉的情节，但是对大量存在的是否属量刑畸轻、适用缓刑不当的判决裁定，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标准，从而导致抗诉标准掌握不当，抗诉的盲目性、随意性较大，有时抗诉的效果也不好，抗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显现。[13]另有实务部门的同志也认为，刑事诉讼法关于抗诉条件的规定中，对“确有错误”的界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对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中如何理解“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问题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未就此联合做出任何形式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中也只是做了一些比较原则的界定，实践中不仅操作标准无法统一，而且往往也因为该规定系部门内部司法解释而难以获得法院认同和遵从。[14]由于刑事立法存在模糊情形，抗诉标准难以掌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抗诉案件大部分集中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检察院、法院认识不一致的案件中。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量刑幅度很大，畸轻畸重的标准难以确定，检察院、法院在认识上往往差距较大，即使上、下级检察院之间也很难统一意见，导致基层检察院提请的抗诉难以得到上级检察院的支持，成为抗诉成功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15]应当说，上述论者对我国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立法缺失的分析基本上是到位的。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立法关于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可操作性不强之外，我们认为，我国关于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尚存在以下一些重要缺失，值得进一步修改完善。

　　其一，立法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类型单一。具体来说，刑事立法只规定了刑事二审抗诉的实体标准，而对刑事二审抗诉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的规定则付诸阙如。刑事二审抗诉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的缺失，不仅会影响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的质量，难以实现“敢抗”和“抗准”的有机结合，而且也不利于刑事二审抗诉工作机制的完善，难以体现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内在要求。

　　其二，未能区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的界限。刑事二审抗诉与刑事再审抗诉虽然都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抗诉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前者针对的对象是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或者裁定，而后者针对的对象则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涉及到判决既判力、审判效率、司法权威等问题。审判监督程序除了具有救济权利的功能外，更主要的是确保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过多的监督、不当的监督势必会影响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而且也会损害司法权威和法院的社会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也是司法的严肃性所要求的。因而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标准比按第二审程序提出抗诉的标准要更为严格，适当增大启动再审程序的难度也是必要的。

　　其三，有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抗诉标准之细化和具体化存在偏离立法本意的现象。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把“刑事判决或裁定认定罪名不当，但量刑基本适当的”列举为不宜抗诉的情形，其合理性何在，就值得考量。因为刑事判决或者裁定认定罪名不当显然属于定性错误，如果定性错误，等于整个判决或裁定的基础就是错误的。定罪错误的情况完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二审抗诉标准，检察机关理应提起刑事抗诉。明知定罪错误的情况下而不提出抗诉，似与《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法律精神相违背。此外，上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若干意见》还确立了“有争议不抗”的原则，主要体现为法律规定不明确不抗，事实有争议且证据没有十足把握不抗。在我们看来，案件在事实认定或证据采信方面存在争议是正常现象，如果以此为标准将某类案件列为不宜抗诉的情况，势必不利于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开展。诚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是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那么坐等法律来明确是不明智的。而通过行使抗诉职责，一方面有利于在更高审级上进一步明确法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对今后的立法起到指导作用。如果是由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则更应该通过高一级的审理程序来明辨是非。因此，有争议不抗的原则应当取消。”[16]

　　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存在的上述诸多立法缺失，不仅易导致检法两家在定性错误、认定事实错误和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认识上存在分歧，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和理解上的混乱，进而给检察机关准确掌握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带来困惑，而且也会从实质上削弱刑事抗诉作为审判监督主要手段的职能作用，既不利于纠正法院的错误裁判，维护公平正义，也有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的形象。因而对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进行立法完善，可以说是很有必要的。

　　（三）实践中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司法异化

　　中国先哲孟子曾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这说明法律制订实施了，并不代表它就能自动发挥作用。“纸面上的法”要变成“行动中的法”，需依赖刑事司法的贯彻和落实。从立法层面看，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基本确立了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但应然的抗诉标准其实然运行状态究竟怎样？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到底是如何把握该标准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立足于司法实践，我们发现，我国检察机关在办理刑事抗诉案件的过程中，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把握呈现出明显的司法异化现象。

　　其一，检察机关二审抗诉偏重于对犯罪的打击，较为忽视对权利的保障，使实践中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把握出现偏差。刑事抗诉本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基本条件就是认为或者发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等司法解释也多次明确规定：“既要重视对有罪判无罪、量刑畸轻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又要重视对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的案件及时提出抗诉。”而实践中的情况则是明显的“抗轻不抗重”，即检察机关对于指控犯罪的一面强调较多，而对诉讼监督和保障人权的一面则较为忽视。在很多检察人员的观念中，刑事二审抗诉通常被认为是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活动的延伸，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往往被认为是公诉机关的首要任务。基于这一片面思想的指导，一些办案人员往往只关注起诉的被告人是否被法院判无罪，量刑是否畸轻，至于无罪被判有罪以及量刑畸重问题似乎不在二审抗诉考虑之列。如以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2006-2008年三年来办理的刑事二审抗诉案件为例，该市检察机关三年来共办理了30件刑事二审抗诉案件，抗量刑畸重的只有2件，其余的都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抗诉。[17]再如，广东省珠海市检察机关在2003-2007年这五年间共提起抗诉的案件有30件，却没有一起抗诉案件是对轻罪重判的情况提起的抗诉。[18]应当说，上述两市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的情况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大体反映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二审抗诉中“抗轻不抗重”的司法异化现象。严格来说，如果抗诉不力，或者说如果认为或发现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包括无罪判有罪、量刑畸重）而没有提出抗诉，对检察机关来讲，就是没有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就是严重失职。

　　其二，立法规定的抗诉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就应当提出抗诉，而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提出抗诉时则加上了“抗诉必要性”的考量在内。《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检察院一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按照上述规定，“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系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唯一且必备的标准。对于一审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该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错误的裁判不论案件大小、影响程度），都应依法提起抗诉。因为“应当”带有不可协商、强制性的意涵。也就是说，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检察机关没有任何选择余地，必须无条件地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刑事抗诉。在此姑且不论现行法律的规定是否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与否的自由裁量权，单就是否需要对所有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都提出刑事抗诉而言，确很有探讨的必要。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81条只规定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就应当提出抗诉，而未将“抗诉的必要性”作为决定是否提出抗诉的重要考量因素。但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刑事二审抗诉不能不考虑必要性。检察机关提出刑事抗诉，一般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抗诉理由充分且有抗诉必要。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司法实践看，检察机关不可能对所有存在错误的判决、裁定都提出抗诉，有的刑事判决、裁定尽管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确实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的存在可能对案件的实质性结论并没有影响。在实体问题已经正确解决的情况下，如果不加选择地都提出抗诉，将会增加诉累，实际效果也不会好。检察机关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斟酌是否提出抗诉。[19]

　　其三，刑事二审抗诉属于审判监督的范畴，其目的在于监督和纠正一审法院尚未生效的错误裁判、正确适用法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然而，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时却没有严格按照刑事抗诉的标准和条件进行判断，而是过多地考虑法院改判的可能性。实际上，检察机关对于它认为“确有错误”的裁判提出抗诉，只是检察机关根据法律和案件事实所作的判定。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之间就同一问题存在不同认识的现象不可能完全避免，由法院最终作出决断只是法律技术上的要求和法律制度上的安排，并不能说明法院的裁判就一定比检察机关的判断更正确、更高明。因此，评判抗诉权行使正确与否的标准，只能落脚于发动抗诉程序的动机和对案件事实、证据及法律适用的判断上面。要摆脱一味看重法院改判率高低的思想束缚，将是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抗诉理由是否正确、上级检察院是否支持及法院是否改判作为衡量抗诉是否准确的标准，从单纯追求抗诉数量向追求抗准和抗赢兼顾方向转化。[20]此外，影响抗诉案件改判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抗诉的理由是否充分；二是法院自我纠错的意愿。如果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采取以保护为主的态度，改判的可能性就会较小；三是法院判前案件请示比例，已请示过的案件改判的可能性极小。[21]可见，检察机关在决定是否抗诉时如果偏离立法规定的刑事抗诉标准，而过多地顾及到法院改判的可能性，则不仅会影响刑事抗诉案件的质量，而且也不符合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更有悖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和职能。

　　其四，面对当前刑事抗诉数量偏低的司法现状，高检一方面强调要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保持一定的抗诉案件数量，凡是认为或发现符合二审抗诉标准（即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案件，检察机关都要依法提出抗诉，坚决克服畏难情绪和其他不正确执法思想的影响以及外界因素的干扰，对应当抗诉的而不依法提出抗诉。另一方面，又出台相关司法规范性文件对《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进行严格限制解释，加高刑事抗诉条件的藩篱，这又在客观上极大地削弱了检察机关抗诉监督职能的行使，阻碍了审判监督的正常进行。诚如有学者所言：“由于刑事抗诉条件的强化，造成了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效能的弱化，进而使审判机关处于强势，形成了刑事抗诉的结果‘以法院改判’为唯一衡量标准。检察院在此形势下为了维护自身提出抗诉的正确性，保住提出抗诉的‘面子’，在不能扭转法院强势的基础上，只能以束缚手脚的配合方式通过规定刑事抗诉的改判率、支持率来限制提出抗诉的数量，提高改判率，以保证所谓的‘抗诉质量’，形成了抗诉难的局面。”[22]

　　应当说，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司法异化，一方面与对抗诉工作不重视、认识存在偏差、抗诉案件质量考评机制不合理、刑事抗诉运行机制存在缺陷等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立法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在采取有力措施纠正认识偏差、健全刑事二审抗诉有关体制机制的同时，也要着力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努力改变刑事抗诉弱化无力的局面，实现抗诉案件数量和质量的同步提高，使审判监督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确保刑事二审抗诉工作健康协调发展。

　　三、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构想

　　（一）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应坚持的原则

　　完善我国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必要性前文已有述及，但究竟如何完善、从哪几方面着手、完善的重点是什么等，则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或方针。我们认为，完善我国刑事二审抗诉标准时应着重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一是坚持强化审判监督职能与追求诉讼效益相结合。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完善，一方面要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强化审判监督职能，发挥刑事二审抗诉作为纠正人民法院错误判决、裁定的重要手段，达到促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程序合法、裁判公正的目的。另一方面在制度和程序的设计上要考虑诉讼效益的要求，不能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设定过于宽松。正如有论者指出：“就现实而言，我国正面临犯罪数量不断上升的态势，而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更需要通过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集中主要力量处理刑事大要案，来最大限度地改善犯罪控制的效果。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必要贯彻诉讼经济的原则，刑事抗诉这个环节也不应成为例外。”[23]

　　二是符合刑事二审抗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完善，应注意体现刑事抗诉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二审抗诉案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详言之，检察机关提起刑事抗诉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两个要件：一是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二是确有抗诉的必要。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只涉及了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个条件，而对第二个条件没有明确规定，显然是存在缺陷的。因而在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时，应当将“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和“确有抗诉必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设定科学而合理的刑事抗诉的具体标准。也只有这样，检察机关才能更好地从刑事政策层面体现刑事二审抗诉的策略性，从而实现抗诉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是区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刑事二审抗诉与刑事再审抗诉两者针对的对象以及体现的价值理念不同，因而应当区分刑事二审抗诉标准与刑事再审抗诉标准。关于区分的必要性，前文已述，这里不再复赘。总的原则是，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应当比照第二审程序抗诉案件的标准从严掌握。

　　四是坚持实体错误抗诉与程序错误抗诉并重。随着程序正义观念在刑事司法领域的进一步加强，实体和程序并重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和体现，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程序违法的宽容仍广泛存在。检察机关一般比较重视对实体的监督，忽视对程序的监督。当前办理的刑事二审抗诉案件，大部分都是针对实体存在错误提出的抗诉，而针对审判程序违法等提出抗诉的案件很少。“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对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和条件进行具体化的规范上。有关司法解释在细化和具体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时，未能很好地贯彻实体错误抗诉与程序错误抗诉并重的理念。对此，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在高检院有关抗诉工作的意见中，都不约而同地将程序违法但未达到影响公正判决的情形，排除在抗诉范围之外。而文件规定的“未达严重程度”、“不足以影响公正裁判”，均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标准。这种对程序违法采取的宽容态度，令民众对审判的信任程度下降，也极大地削弱了诉讼监督职能的刚性。[24]因而在完善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特别是对其具体化时，应当注意增强刑事抗诉工作的全面性，促进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既要加强对违反实体法的抗诉监督，又要加强对违反程序法的抗诉监督。

　　五是便于司法实践操作，符合诉讼法理。对现行刑事二审抗诉标准进行完善，要达到使完善后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相对明确和规范、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以及检察机关能够充分把握该标准的目的。当然，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时，不能违背基本的诉讼法理，并应尽力克服表述的模糊性。

　　（二）完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具体构想

　　首先要调适有关刑事二审抗诉标准的规范体系。从现行有关刑事二审抗诉的法律规范来看，除了《刑事诉讼法》第181条概括性地规定了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之外，还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抗诉工作强化审判监督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也对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和条件作了进一步的细化或阐释。这些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依法有效行使刑事抗诉权、准确把握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和条件以及提高刑事抗诉案件的办案质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不同司法解释性文件的任务和侧重点、规范的工作以及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等都存在差异，所以在对刑事二审抗诉的标准，尤其是具体的抗诉理由进行细化和阐释时，难免存在尺度、口径和表述不一的情况，有的条款甚至相互冲突、抵触。而且由于相关规范性文件繁杂、政出多门，有关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和条件的规范非常分散，无形中给检察机关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准确把握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和正确适用法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在完善我国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并对其进行具体化时，首先应对有关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和条件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调适和清理整合，统一有关刑事抗诉条件及程序的规定，避免不同的部门适用“不同的法”，废止或者删除不符合刑事二审抗诉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规范，进一步细化模糊而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补充规定符合抗诉标准的其他具体情形，并应尽力避免相关规范间的相互冲突和抵触。

　　在此前提下，可尝试确立包括实体标准、程序标准、证明标准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当前，理论界以及实务部门谈及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即“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准确地说，实际上只是刑事二审抗诉的实体标准。从宏观上看，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检察改革的逐步深化，刑事二审抗诉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为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进一步加大刑事抗诉工作力度，提高刑事抗诉案件质量，强化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作用，我们主张确立符合刑事二审抗诉工作规律和特点的“三位一体”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所谓“三位一体”的刑事二审抗诉标准，即刑事二审抗诉的实体标准、程序标准和证明标准一体的刑诉二审抗诉标准体系。

　　其一，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实体标准。我们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181条进行修改、补充。具体来说，宜将该条分设两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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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且有抗诉必要时，应当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审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有抗诉必要，依法提出抗诉：

　　（一）认定定罪量刑事实不清的；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三）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有罪而判无罪，或者无罪判有罪的；

　　（四）因重要事实、法定情节认定错误而导致错误裁判，或者因判决、裁定认定犯罪性质错误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不良效应的；

　　（五）认定罪名不正确，此罪判彼罪、一罪判数罪、数罪判一罪的；

　　（六）重罪轻判、轻罪重判，致使量刑畸轻畸重，或者量刑虽然未致畸轻畸重，但社会影响恶劣的；

　　（七）免除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错误的；

　　（八）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或者审判人员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影响公正裁判的。

　　其二，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程序标准。程序正义要求任何法律决定必须经过正当的程序，而这种程序的正当性体现为特定的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和法律授权所作出的与程序有关的行为。程序正义的标准是解决程序正义的客观准则问题的，即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符合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25]刑事抗诉是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要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并改判的诉讼活动。人民检察院是否提起抗诉、在何种情形下提起抗诉、如何提起抗诉、提起抗诉的程序等，都应当依法进行，应当体现程序正义的要求。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程序标准，实际上也就是检察机关提起刑事二审抗诉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符合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我们认为，刑事二审抗诉的程序标准至少应当包括以下数项内容：其一，上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刑事抗诉案件要坚持全案审查的原则，全面审查案件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其二，办理刑事二审抗诉案件，应当讯问原审被告人，复核主要证据。其三，刑事二审抗诉案件必须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其四，办理刑事抗诉案件要坚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据以定案的证据必须形成完整锁链，排除合理怀疑。其五，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的法律文书格式要求制作刑事抗诉法律文书。其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刑事二审抗诉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当列席。

　　其三，关于刑事二审抗诉的证明标准。从《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可知，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含义有二：一是诉讼证明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情节清楚；二是证明案件事实情节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就刑事二审抗诉案件而言，对抗诉主张的证明同样也要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如果刑事二审抗诉没有达到该证明标准，将很难保证错误刑事裁判得到及时纠正。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准确理解和把握，乃是刑事二审抗诉证明中的关键和核心，对此，我们认为，应当着重从以下方面判断是否达到了“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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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得以保障。要确保抗诉主张的准确无误，首先，证明抗诉主张的证据必须是客观真实的。无论言词证据还是实物证据，都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其次，证明抗诉主张的证据在收集、采信上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标准。对以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一律排除；对以上述非法手段获取的物证、书证，如果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一般情况下也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再次，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应当存在客观内在联系性。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是否存有内在关联，是刑事二审抗诉中证据资格和证据采信要把握的重要问题。证据只有与待证事实存有关联才有价值，与待证事实无关的证据，即便内容真实，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证明抗诉主张的证据应当充足，证据之间要能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一方面，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必须有一定的数量。另一方面，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各事实要素之间要能够相互印证、环环相扣，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易言之，直接证据之间、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同一种类的证据之间、不同种类的证据之间均应当协调一致、相互印证。证据组合形成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体系也是评价证据是否达到充分的重要标志。

　　第三，支持抗诉主张的证据体系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合理怀疑。刑事二审抗诉作为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要使其抗诉主张具备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上的准确性，使法院接受其抗诉主张而纠正原错误裁判，就必须证明抗诉主张是现有全部证据（体系）推导出的唯一的排除其他合理怀疑的结论。这种事实认定和证据上的排他性要求既是“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之集中体现，也是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这样也才能使检察机关提起的抗诉具有坚实的证据基础，从而确保对错误刑事裁判进行法律监督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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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电大学习网.刑法学论文参考[EB/OL]. /d/file/p/2024/0424/pp [1]张惟雅：《检察机关刑事抗诉若干问题探析》[J]，《学理论》2010年第6期。

　　[2]参见潘教平：《关于刑事抗诉工作的几点思考》[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3]转引自邓学平：《论公安刑事和解的检察监督机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8年第12期。

　　[4]参见慕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诉讼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2008年9月24日）》[J]，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

　　[5]参见慕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贯彻落实人大常委会〈决议〉、加强诉讼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2009年9月23日）》[J]，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

　　[6]参见慕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深化诉讼监督工作促进执法司法公正工作情况报告（2010年9月15日）》[J]，在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7]应当说，这与2008年9月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关。

　　[8]刘突飞、王宇飞、李佳：《论我国刑事二审抗诉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建议》[J]，《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11期。

　　[9]同前注[1]. [10]同前注[2] . [11]尹畅：《刑事二审抗诉的难点与对策》[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年第5期。

　　[12]参见孙琳：《二审抗诉存在的问题及其理性思考》[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8年第1期。

　　[13]参见张玉军：《基层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4]参见周晓燕：《刑事抗诉未改判案件实证研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