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一条款强化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目前对于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的行政执法证据范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明确和探讨。
上述条款中的“等”字如何理解?从字面意义上看，列举后加“等”字既可以理解为“列举后煞尾”，也可看作是“列举未完”。有观点认为:在本条本款中，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仅仅包括条文中明确列举出来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这四种证据，而不包括修改后刑诉法第48条中列举的其他证据种类。目前持这种观点的，在理论和实务界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笔者认为，此处虽然列举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四种证据，但仍未列举穷尽。另外，修改后刑诉法多处使用了列举后加“等”字的模式。这些“等”字只能理解为“列举未完”的意思。退一步讲，倘若立法本意为“列举后煞尾”，这个“等”字就没意义，应当删除。
事实上，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11〕3号)明文规定，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收集、调取、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检验报告、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笔者认为，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至少，行政机关依法制作的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可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如果统一由司法机关重新制作，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机关的负担，而且实际上因为时过境迁，重新收集此类证据，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当然，并非任何行政执法证据都可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行政执法部门制作的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等调查笔录，公安机关认为有必要作为刑事证据使用的，应当依法重新收集、制作。”修改后刑诉法第50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行政执法部门所作的证人证言，原则上应当由侦查机关重新收集、制作笔录后才能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但依据修改后刑诉法第52条第2款所作的特别规定，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机关也没有必要自缚手脚，完全排除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的效力。特殊情形下，仍然可以利用行政机关收集的证人证言。如，有的证人作证以后下落不明或是失去作证能力、死亡等，无法再找其当面核实。侦查机关应对行政机关调查程序进行严格审查，尤其注意审查行政执法证据与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物证等是否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此类证据经过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严格审查，再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也应该作为定案根据。
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刑诉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规则和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义务。对照来看，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要想成为刑事诉讼证据，前提条件是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必须具备关联性(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真实性(证据形成的原因、发现证据的客观环境、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等、提供证据的人或证人与行政机关是否有利害关系等)和合法性(是否符合法定的形式、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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