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尴尬与思考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新文学逐渐演化为中国现代文学，又以新中国文学为内容出现了中国当代文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已成为历史，作为学科的概念、内容、性质逐渐定型，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逐渐扩大。改革开放已近三十年，回首中国现当代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思考该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对于该学科的发展与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命名的尴尬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成为高校一门基础课程，同时成为约定俗成的一个学科。在高校的课程开设中，却往往将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分为两门课程开设，高校的教材也大多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两部。在作为学科的学术团体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也成为互不关联的两个协会。这里存在着一种命名的尴尬，究竟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是两门课程还是一门课程？究竟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两个学科还是一个学科？
　　也许学者们早已看到了这种将一个学科分割的弊端，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黄子平等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意在打通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分裂的状态，从整体上观照与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嬗变，虽然以一个世纪的视角界定文学，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本身的特性，但是20世纪文学概念的提出，其本身的意图与努力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由此也出现了不少以“中国20世纪文学”冠名的文学史。
　　在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成英语时，我们常常将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成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而将中国当代文学翻译成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Modern可以翻译为现代的、近代的、新式的；Contemporary可以翻译为当代的、同时代的、同时期的。西方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大多为一个词Modern Literature。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学科命名中，我是赞同将其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这个“现代”既包含了从“五四”至四十年代末，也包含着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当下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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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割裂的尴尬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分割，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尴尬局面。由于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割裂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常常在文学的分期、流派的发展、思潮的脉络等方面，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视野与观照，以至于往往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割裂状态，酿成了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的短视现象，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往往不太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从事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往往很少关心现代文学的研究。有着现代文学研究经验的学者，常常无视当代文学的发展；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缺乏文学史发展的观照，往往在就事论事的研究中，不能更为全面地分析文学的发展与问题 。
　　在文学史的分期中，人们往往将1942年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这是因为由于1942年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确立，这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学产生了直接具体的影响。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又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中寻觅到源头，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逐渐成为文学的正宗，以至于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左倾思潮的发展。倘若割裂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些文学思潮的发展脉络就会被模糊，许多文学史上的问题就会被忽略。
　　
　　三、研究的尴尬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长期以来我们不断确立与强化了几座勿容撼动的大山，既成为中国文学的丰碑，又成为文学研究难以逾越的巨峰：“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文学巨匠鲁迅，文学阵营左联，毛泽东文艺思想，等等，虽然我们必须肯定他们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常常以过于仰慕的心态看待这些历史运动、著名人物，而忽略了对于他们的深入具体的研究，尤其缺乏对于他们在历史上的功与过的辨证分析，以至于他们几乎成为难以评说的禁区，只要发表一点批评的声音，往往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常常弄得声败名裂。
　　其实，对于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事件、人物，应该以一种历史的辨证的眼光去分析评说。“五四”虽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里程碑，虽然在倡导科学民主等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但是“五四”以过于偏激的姿态完全否定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学传统，其中也有值得重新分析与研究的地方。鲁迅固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中国的新文化的建设有着莫大的功绩，他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国民性的分析批判，都有着深入肯綮鞭辟入里的深刻处，但是鲁迅对于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过激批判，其中或许也有值得反省之处。左联成为团结20世纪30年代进步文艺家的团体，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等，都具有了相当的意义。但是，作为以文学为主要实绩的文艺团体，将过多的精力用在政治斗争中，用政治宣传代替文学创作、以政治口号代替艺术创作，浓郁的宗派主义、左倾倾向，其中的历史教训也应该深入研究。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虽然为当时的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将抗战期间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策略延伸至新中国建立后，其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与伤害，我们也缺乏更为深入深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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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文学史已经成为一部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进行研究，既不能简单化地一概予以肯定或否定，也不能主观武断地不能指出任何瑕疵，只有按照历史史实以文学发展视野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才能真正有所发展。
　　
　　四、理论的尴尬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在理论上主要受到前苏联的影响和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这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理论上的两个时期，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以苏联文艺社会学为主，改革开放后主要受到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在文学研究中，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过于强调文艺的社会性政治性忽视文艺的艺术性，到过于强调文艺的艺术性而忽视文艺的社会性政治性。文艺理论上从否定前苏联的文艺理论到过于强调西方的文艺理论，以至于在文学观念、文艺思想、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大多从西方寻找精神资源，而忽略中国文学历史与文学批评中的优良传统，形成了潜在或显在的西方中心论。
　　 中国文学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在文学的鉴赏与批评中，形成了中国文论的理论资源，虽然中国文论缺乏西方严谨的理论体系，在评点式的评说中、在对于文学精品的甄别筛选中，出现了诸多有影响的文论精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魏庆之编的《诗人玉屑》、司空图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李渔的《闲情偶寄》、何文焕辑的《历代诗话》等等，都成为中国文论中的精品，其中有着历代文人智慧的结晶，有着诸多有中国特点的文学概念、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整理与研究中国古典文论，发掘其中某些概念、方法等，结合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运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对于丰富中国的文艺理论，建构具有中国特点的文艺理论体系与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尴尬中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成熟而发展着的重要学科，我们提出了该学科建设中的一些尴尬，并不是否定该学科的成就与发展，而是期望该学科得到更大的发展。
　　 我们提出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也在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现代与当代的割裂状态、研究的分裂状态，以整体的发展的变化的视角观照研究自“五四”前后以来的中国文学。我不赞同有学者将中国现代文学归入“新国学”的范畴，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倡议是缺乏自身学科的自信心，将中国现代文学靠拢国学是否想从国学那儿沾一些光，这从某种角度说是消弭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
　　中国现代文学（包括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逐渐成熟的学科，在其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是一种不断经典化的过程。虽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不断挖掘与发现了文学史上被遗漏被忽视的一些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但是作为一个学科、作为一门课程，始终应该将经典化置于重要地位，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应该有一个由繁至简、由多至少的过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应该是越厚越好、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不应该课时越多越好。我们应该逐渐进入一个去繁至简、删多至少的进程中，在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中，使中国现代文学越来越精简越来越精练。
　　改革开放以来，由高校学者集体撰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个人撰史却寥若晨星。随着学科的日益成熟，随着对于诸多文学史的看法逐渐形成共识，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丰富，倡导个人治史，倡导个人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法编撰文学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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