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显现国际会计准则的缺陷

　(一)公允价值的取得途径分析

　　国际会计准则提出获取公允价值的三条路线：一是如果存在活跃市场，则交易价就是公允价值的代表；二是如果市场不存在相同产品的成交价，则类似产品可观测到的成交价就是公允价值；三是上述两条路线失效，则需要对产品进行价值评估来量化其价值。

　　从公允价值获取途径分析，它具有“市场客观性”和“主观判断性”双重属性。这种双重属性和两个标准的最大问题就是容易导致“估值偏好”主观上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实际上，这种估值偏好也正是金融工具本身所具有的“助推效应”。如果市场条件越好的时候，证券及资产价值越容易被高估，相反，越是市场条件恶劣时，证券和资产价值越容易被低估。

　　以金融资产为例，国际准则规定，以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从某些方面讲，公允价值确实增加了投资产品的公开透明性和公正性，也有效预防了金融机构和交易人员以成本价掩盖市场价格下滑的会计舞弊风险。但是，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获取公允价值的信息。

　　(二)公允价值的计量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影响

　　我们从会计环境、全球资本化程度两个方面分析。首先，公允价值计量标准完全受到本土会计环境和资本环境的影响。如果在活跃市场与不活跃市场两个环境(一个是纯粹竞争性的资本环境，另一个可能是有条件竞争或约束性竞争的市场环境)基础上分析，前者可能以公允价值获取途径相对更容易、更具代表性，后者可能以公允价值获取途径相对更艰难、更具个案特征。当然我们并不是说美国的会计环境一定适合公允价值；而中国会计环境一定适合成本与市价孰低。实际上，无论以公允价值计量，还是以估值模型计量，甚至以成本与市价法计量，首先应当考虑自己国家或企业的基本会计环境。例如，本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资本流动规模、会计信息透明公开程度、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等都构成基本会计环境和资本环境因素。我们如果脱离这些环境因素，一味、盲目地肯定国际会计准则，将会得到极为惨重的教训。其次，由于公允价值不合理给全球各国造成的影响，还受到各国资本化程度的约束。也就是各国资本融入全球资本总量的多少和比重。有一种物理现象称为“共振”，全球金融危机也与共振有关。国际会计准则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类似于一致的“口令”，如果各国资本化程度越高，本国会计准则融入全球化的程度越高，则全球金融动荡给该国家造成的损失就越大。反之道理亦然。当然，我们不能在全球金融动荡时，把国际会计准则给各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看得过于消极，市场失灵毕竟属于短期现象。

　　我们不能总在“市场有效”时分析公允价值问题，应当考虑国际会计准则在什么样的市场条件下、当市场失灵到何种状态时，可以暂时放弃公允价值，选择一些替代方式对金融资产、负债或损益计量。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把金融行业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对各种会计要素的影响，纳入国际会计准则调整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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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二、国际会计准则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所导致的估值偏好的正负面效应，存在着以下几种缺陷br />
　　(一)由于国际金融动荡，使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严重丧失了会计的一贯性

　　任何一个资本市场(包括美国)都存在着“市场有效”和“市场失灵”两种情况，但是，当市场高涨时，因为交易价格偏高，也就容易导致相关产品价值的高估；相反，当市场低迷时又会导致产品价值的低估。同时也表现出在市场交易不活跃，证券或资产需要估值模型定价时，真正合理的价值内涵是不容易发现的。例如，各种不同模型结构差异、各种影响结论的变量差异，使最终估值结论完全带有主观随意性。这就产生了“模型风险”。

　　(二)严重降低或化解了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在市场活跃时，以所谓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产品利润丰厚，管理者往往盲目乐观、大胆冒进；股东投机欲望也更严重，结果导致各种金融风险不断上涨。一旦市场看空，金融资产价值被低估，依据国际准则，金融机构就要按照资产属性计提减值准备或减少所有者权益，又将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此时为了规避不利影响，金融机构又会大量抛售资产，大家越抛售造成资产估值水平越低廉，如此恶性循环，直至银行破产。

　　(三)加剧了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有些充当企业喉舌的金融分析师和评极机构，在金融动荡时为了规避责任，往往助纣为虐，在极短时间内就会变更同一企业、同一债券的信用等级，这不但加剧了市场恐慌，也形成了负面因素叠加、几何放大作用。实际上，公允价值应当是在一个完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使用的，这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具备灵活的调控机制和健全的政策体系(当然包括会计政策)。既要防止经济过热，也要防止经济过冷，既不能在市场高涨时“火上浇油”，也不能在市场低迷时盲目看空。

　　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完善国际会计准则

　　首先，我们从全球金融监管角度，分析会计准则“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的矛盾。在金融风暴来临之前，国际化一直受到盲目吹捧。例如，自由贸易比任何国际援助项目都更迅速、更有效地提高所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贸易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多极化条件下，一切贸易壁垒都消除了，世界是平的，一切能流动的东西都会流动，更包括了资本。但是，有谁能想到，危机时刻全球金融风险也在迅速蔓延、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损失也不断从大国或发达国家，转嫁给小国或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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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在国际化条件下，不断加剧了“共振的振幅”，这时的全球金融无监管状态真正出现了。

　　其次，解决国际化与国家化之间的矛盾应充分强调全球金融统一监管体系与各国独立监管的有机协调。这里既考虑统一监管体系的参与者(即由谁监管和对谁监管)，又要考虑如何监管(即监管方式和手段)。只有各国参与者依照统一政策、方式和规则，相互协调之后才能实现最终监控目的。当时，在处理全球统一监管与各国独立监管模式两者矛盾时，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既要考虑全球利益，又要兼顾参与者的各国利益。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全球资源合理配置等，这些都是解决矛盾的基本策略。

　　最后，统一的全球监管要以各国独立监管为基础。全球经济“多极化”分布关键是由于各国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差异所导致的。说到底，各国监管差异和会计准则差异都是因为“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化根基已经渗透到每个经营者和监管者的骨子里。例如，偏好风险、大胆冒进、过度贪婪、投机欲望强烈；与投资谨慎、经营保守、生活有节制、理性投资，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差异甚至文化隔阂。有鉴于此，全球金融危机当头，才应更好地注重各国文化协调与沟通，“文化霸权”或“单边文化”必然使全球金融风暴损失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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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业始终都是一种重要的孵化器和助推器。由于金融行业内在的经营风险和特殊性，所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运行机制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应进一步强化全球统一金融监管与各国独立监管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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