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聊斋志异》中狐典型的文学审美化

    摘 要：中国狐文化历史悠久，蒲松龄在继承狐文化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完成了狐意象从民俗到文学的审美流变，创造了美狐典型，寄托人类梦幻，给读者以审美愉悦。
　　关键词：狐文化 《聊斋志异》 狐典型 审美化
　　狐精是中国文化的独创，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像狐一样被充分赋予意味深长的文化含义。在狐文化中，狐基本上不以其原生态形式出现，而是被夸张、变形、虚拟，成为观念的载体。狐是一种象征动物，一种神秘的文化符号，一种动人的审美意象。狐文化前期是图腾文化和符瑞文化，后期是妖精文化。狐妖从宗教民俗文化进入审美文化后，经历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和审美改造，成为最具魅力的审美意象。没有哪种妖物能像狐妖那样获得文学家（主要是小说家）的青睐。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关于狐的小说莫过于《聊斋志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狐狸作为一个独特的意象，光芒四射。从中国狐文化的视角研究《聊斋志异》中狐典型的文学审美化，有助于更深刻地把握小说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从民俗到文学的审美流变
　　《聊斋志异》创造了一系列美狐形象，即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及艺术美的狐形象，其中犹以女性美狐最为突出。蒲松龄笔下的美丽女狐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改变了传统的“狐媚”观念。《聊斋志异》始，具有文学审美态的狐大量出现。此前的文学作品中，狐形象仍然保持着宗教态特征——作祟、害人、媚人。蒲松龄把狐纳入审美创造中，致力于创造美狐，这是文学创造中狐形象的重大转变。蒲松龄对狐在民俗审美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文学审美改造，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标准来改造狐的人格属性，赋予狐典型以美感形式。他把狐高度美化和理想化，将民俗宗教中的妖狐和狐仙转变为文学中的美狐。
　　蒲松龄笔下也有害人的狐精，如《贾儿》中迫害商人之妻的妖狐，《刘海石》中害人的白毛狐狸倪氏等，但为数甚少。他锐意求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反叛。狐精作为害人精的代名词，在尚礼仪、重伦理、父权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无疑是千夫所指的唾骂对象，在审美领域的价值取向只能是丑恶。蒲松龄笔下美狐创造的价值不在于他改变了传统妖狐的邪恶之性，不在于他对妖狐的评价具有真理性（狐妖根本不存在），而在于他对妖狐进行审美改造时，使美狐富有人情美和伦理美，《青凤》、《婴宁》、《小翠》等篇中的狐典型纷纷出现，唤起人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她们是一种诗化了的意向，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物形象”，狐典型从民俗审美转变为文学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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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善”的美狐解析
　　《山海经》中的玄狐与阴间地狱被合在一起描述；《搜神记》卷十八的斑狐如鬼般变幻；《封神演义》中的九尾狐精更将“性恶”演绎殆尽。蒲松龄却从全新的视角，由落魄文人角度出发，塑造了一系列“性善”的美狐，主要分为真诚执着追求爱情之狐和仁爱信义之狐。这两类狐典型实际是“人性善”的象征。
　　真诚执着追求爱情之狐的故事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狐妻型故事。这些狐女有情有义、仁至义尽、生死不渝。《青凤》中的青凤违抗叔命冒险与耿生幽会，被叔父阻止，后来耿生救下一狐，正是青凤。家人以为青凤已死，而青凤耿生双双燕处。狐叟有祸时，耿生因青凤的关系尽释前嫌救出他。青凤多情识大体，又十分诚挚，她尊重爱情，对叔父也能曲尽孝意，她是这类狐典型的代表。
　　仁爱信义之狐作为美狐的第二类，是蒲松龄发掘人狐友情中动人的情感因素和植根于传统美德的伦理因素创造出来的。《念秧》中的狐秀才对吴生的友情表现在旅途中充当吴生的保护神。他凭借智慧与法术，使吴生免遭念秧（设局行骗者）的坑害，又获美妇。《马介甫》中的男狐马介甫，完全以义士仁人的姿态出现，帮助怕老婆的杨万石抗拒悍妻尹氏殴父、挞夫、杀弟、虐妾等诸多罪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描写仁爱信义之狐是蒲松龄美狐创造的主要内容。
　　《聊斋志异》中的美狐典型具有善美之性，是现实人性向理想境界的升华，这些狐典型“超出了它们的时代局限，表现了作者的伦理道德和理想主义”，达到了高度艺术境界，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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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类梦幻的化身
　　在悠久的狐狸信仰中，人们认为经千年修炼的狐可以通天，即天狐。汉魏之后受道家方术吐纳炼丹说影响，又有狐狸炼丹说。天狐有直接修炼成人、再由人修成仙的，也有由狐炼丹直接修炼成仙的。《聊斋志异》中的《王兰》篇，写狐狸炼丹被王兰鬼魂窃吞得道；《陵县狐》附篇借狐女之口谈狐修炼之苦……这实际是人类梦幻的化身，荒诞不经。这种梦幻还体现在对文狐的塑造上。
　　唐人故事《李自良》《张简栖》中都有对文狐的描写，可见文狐具有前代文化传统。现实生活中人们也需要聪明才智，于是《聊斋志异》便假以狐精为指导。《郭生》和《冷生》中都有指导人读书的狐典型。《狐谐》、《狐联》中的女文狐，则远胜男子。这些文狐虽由长久的祟狐文化积淀而成，实为蒲松龄的世界观和才华的体现，颇具时代特征。
　　天狐和文狐实际上是蒲松龄梦幻的载体，由他们来舒缓或释放由现实生活的不如意而带来的苦闷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精神上或本能上的痛苦和压抑。
　　四、其他类型的狐典型
　　妖狐，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云：“狐，妖兽也，鬼所乘之。”从现有文献看，狐之成为妖兽始于西汉。作为反面典型的妖狐和淫狐形象常见于早期狐故事，到蒲松龄笔下已渐减少，多为正面典型所取代，但还能找出它的代表人物和性格特点。《董生》中的狐女，《凤仙》中的姐姐，就是以祸祟男性、淫杀男性为目的的采补狐，她们采“阳”补“阴”，吸人精气，借以长生。这种祸人致死、毫无人性的妖狐，实际上是人世间穷凶极恶的色狼、淫妇等丑恶形象的再现，有现实教育意义。
　　《聊斋志异》中还有一些以动物形式出现的狐故事，多为民俗传说的纪实。狐属于兽纲食肉目犬科动物，古人在猎狐活动中逐渐对狐的习性有所了解，大致是昼伏夜出、狐性多疑、机智多诈、狐死首丘等。《聊斋志异》中的《捉鬼射狐》、《农夫》、《牛同人》等，多可见狐性狡猾多智，甚至有某种生理上的特异功能，一般写人狐斗志、人卒得胜的动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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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狐和狐精夹杂着许多极为重要的传统理念，包括世俗的、宗教的、伦理的、哲学的、审美的、历史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现象。独特的东西才有魅力，蒲松龄以普通民众的淳朴心理、理想追求来审视妖狐，并自觉发扬了唐人“花妖狐魅，多具人情”的审美精神。《聊斋志异》中的狐典型，是狐妖信仰中产生的朴素故事进入蒲松龄笔下而产生的带有美情美意的审美意象，是美、爱、智慧、道德的象征。即使以妖祟形式出现的狐典型，把民俗宗教中的妖狐创造为邪恶意象，其实也是一个审美过程，因为审丑也正是审美。蒲松龄用独特的文化审美手段创造的狐典型，将富有永恒的生命。
　　注释：
　　李修生，赵义山：《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汪玢玲：《鬼狐风情——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参考文献：
　　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李剑国.中国狐文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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