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特征与公司捐赠关系研究》

【摘 要】 文章以5·12汶川地震发生日至全国哀悼日期间进行捐赠的11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特征与公司捐赠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捐赠与董事会规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董事会规模越大，决策民主性越强，制衡效率更高，公司捐赠越少。文章的实证结果从代理成本理论角度拓展了我国关于公司捐赠的研究，以帮助政府和监管机构更好地引导公司捐赠行为，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一些企业在灾害发生后积极捐款，尤其在“5·12”汶川地震灾害发生后，许多上市公司的捐赠行为受到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和示范效应。万科（000002）最初按照董事会授权的公益捐赠额度捐款200万元，却受到舆论严厉批评；有些上市公司在最初捐款后还继续追加捐助，捐赠似乎成为公司高层经理人员随意支配股东财富的行为。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公司高层经理人员（以下简称经理人员①）的影响力和董事会的监督力度是决定公司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导致股东、经理利益冲突，后者可能用股东的财富去追求个人的享受或声誉，这势必导致经理的决策偏离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于是产生了代理问题（Jensen & Meckling，1976）。在股东与公司高层经理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就公司捐赠行为观察，作为受托方——公司经理人员将公司财富用于社会捐赠，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但减少了委托方股东财富，这必然产生由受托方承担的代理成本。由此可以推论，公司经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对公司捐赠行为起决定性作用。本文拟研究这两类主要成员的特征与公司捐赠行为的相关性，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有：Williamson（1963）认为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根本目标，企业捐赠的道义行为只是公司经理人员追求个人名声而对股东财富的滥用。Haley（1991）研究得出企业捐赠更多是追逐管理效用，企业捐赠能为达到经理人员赞成的目标提供支持。James D. Werbel，Suzanne M Carter（2002）运用代理成本理论研究了经理人员对企业捐赠的影响，验证了经理人员根据个人兴趣进行捐赠的程度。Arulampalam W & P Stonehan（1995）研究认为企业管理者可能利用他们的职位行使捐赠，从而显示管理者个人的利他主义倾向。Helland & Smith（2004）进一步运用代理成本理论解释公司捐赠行为与董事会特征和债权人控制之间的关系。Brown，Helland & Smith（2006）指出公司经理人员通常根据股东所要求的回报决定公司捐赠，而回报的直接受益者却是公司经理人员，捐赠能够提升公司经理人员的社会声誉，给予经理人员参加捐赠仪式和相关晚会的权利。国内有少量关于公司捐赠与公司和董事会特征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如许婷（2008）以我国2006年上市公司慈善排行榜上的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慈善捐赠的影响因素。其结果表明：国有控股公司比非国有控股公司更倾向于慈善捐赠；公司董事会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公司捐赠呈显著正相关。上述实证研究所用的样本数据为常态下的企业捐赠，那么在发生突发自然灾害事件后的企业捐赠有代理问题吗？

　　对此，本文采用在“5·12”汶川地震发生日至全国哀悼日期间中国上市公司捐赠数据，检验经理人员和董事会特征等变量与公司捐赠的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一是与国外和我国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公司捐赠与董事会规模显著负相关；二是经理人员年龄与公司捐赠显著正相关；三是资产负债率越高，债务约束了公司经理人员的捐赠行为，公司捐赠支出比越低；四是托宾Q值与公司捐赠显著正相关，成长性好的公司捐赠积极性更高，其捐赠支出比越高。

　　会计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4/PP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经理人员与股东存在利益冲突。Williamson（1963）、Haley（1991）、Arulampalam W & P Stonehan（1995）等均认为公司捐赠是公司经理人员追求个人目标而利用其职位行使捐赠。James D. Werbel， Suzanne M Carter（2002）运用代理成本理论研究了经理人员对企业捐赠的影响，验证了经理人员根据个人兴趣进行捐赠的程度。一般来说，经理人员在任期数越长，对董事会的影响越大，掌控公司重大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经理人员为了获得更好的社会声誉和政治资本可能踊跃捐赠。与年轻的经理人员相比，一方面年长的经理人员在公司的威望较高，对公司的影响力更大；另一方面回馈社会以获得良好社会声誉的愿望更强烈，可能在大自然灾害中进行公司捐赠的积极性更高。可以推论，经理人员的任期越长，年龄越大，对公司的影响力越大，利用公司捐赠谋取个人目标的动机越强烈。因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公司捐赠与经理人员对公司的影响力正相关。

　　董事会是公司管理日常事务的权力机构，其规模大小与决策效率密切相关。Jensen（1993），蔡志岳、吴世农（2007）等认为董事会规模大会导致董事会治理失败。Yermak（1996）和Eisenberg（1998）的研究表明，小规模的董事会比大规模的董事会更有效率。Lipon & Lorch（1992）则认为，董事会的监督能力随着董事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协调和组织过程的损失将超过董事数量增加所带来的收益。Helland & Smith（2004）进一步运用代理成本理论解释企业捐赠行为，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董事会的较大型会议与企业现金捐赠正相关，董事会的组成结构对企业捐赠没有重大影响，债务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是负面的，债权人有效控制的、高负债率的企业很少采取现金捐赠。Brown，Helland & Smith（2006）采用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等指标实证分析，发现董事会规模越大的公司进行公益捐赠的金额越大，董事存在通过公司捐赠为自己谋取名声或利益的动机。由于国内外对相关变量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笔者只能从制度安排的逻辑性角度推论：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越大，公司董事会的监督力度越强，经理人员利用捐赠谋取个人声誉的可能性越小。因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公司捐赠与公司董事会的监督力度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

　　1.研究模型

　　模型一：G/Si，t=β0+β1BSIZEi，t+β2OUTDIRi，t-1+β3

　　TENUREi，t+β4CONTRALi，t-1+β5RIi，t-1+β6TobinQi，t+β7L-

　　EVERi，t-1+β8GOVi，t+β9CEOAGEi，t+β10BEDUi，t+β11ROAi，t-1

　　+β12lnLISTi，t+εi，t

　　2.变量定义

　　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定义见表1。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可知，影响公司捐赠的变量除了前面已作说明的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以及经理人员任期和年龄外，还有股权集中度、董事教育背景、上市年限及获利能力等相关变量。下面对其他变量加以说明。

　　股权集中度（CONTRAL）。Agrawal & Knocber（1996）认为，股权集中度可能对公司经理人员的监督更有效。孙永祥和黄祖辉（1999）的实证研究表明，较高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高。徐莉萍等（2006）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持股比例较大的股东可能更积极地履行监督职责，防止公司经理人员滥用权力。

董事教育背景（BEDU）。本文将“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董事人数/董事会总人数”作为董事会特征，考察董事会成员受教育程度与公司捐赠的关系。

　　政府控股（GOV）。由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更多考虑社会职能和政治目标，参与抗震救灾捐赠的积极性更高。

　　上市年限（LIST）。本文将上市年限作为公司特征变量，考察其是否影响公司捐赠。

　　财务杠杆（LEVER）。Jensen（1986）认为，借款往往会给公司经理人员增加还本付息的压力，对其管理无效率形成了有效约束，从而降低了代理成本。由于企业借款主要是从银行取得，银行可以在债务中增加限制性条款以抑制经理人员滥用资金的行为。Adams & Hardwick（1998）发现公司的低财务杠杆与更多捐赠相关。山立威等（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负债率高的公司现金捐赠占收入比例越高。本文将资产负债率作为财务杠杆比率，考察债权人监督与公司捐赠的关系。

　　托宾Q值（Tobin Q）。由于公司在“5·12”地震灾害事件中的捐赠能赢得政府和媒体的更多关注，也会受到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认可，被市场认为具有高成长性的公司往往有动机投入更多的捐赠费用来创造未来的成长机会。现有大多数文献在投资模型中均以托宾Q值作为投资机会的替代变量。基于此，本文也采用托宾Q值进行回归。Tobin Q的计算公式为：（每股价格×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股数+负债账面价值）/总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RI）。彭韶兵等（2008）采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计量企业成长性。由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从公司经营角度反映了企业成长性，本文用该指标考察企业成长性与公司捐赠的关系。

　　资产报酬率（ROA）。一般而言，公司盈利性越好越拥有更多的资源进行捐赠，故本文运用资产报酬率考察其对公司捐赠的影响。

　　（二）样本选择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07年末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为了考察发生突发事件的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论文检测天使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时间内公司捐赠的代理问题，收集数据的时间段为2008年5月12日至2008年5月19日（全国哀悼日）。借鉴山立威等（2008）的做法，通过巨潮资讯网③的上市公司2008年的临时公告或定期报告的社会责任部分，新浪网④的个股捐赠信息以及百度搜索⑤引擎查找、确认公司捐赠信息，共取得公司捐赠样本148个。然后对其依次执行如下筛选程序：1.剔除只有捐赠信息而无捐赠金额的公司。部分上市公司只发布了捐赠信息，但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捐赠金额；还有部分上市公司是以控股集团名义捐赠，无法确定自身的捐赠金额。2.剔除无法区分职工捐赠与公司捐赠的公司。部分上市公司只公布了公司和员工的总捐赠金额。3.经过上述程序，获得129家样本公司。最后，剔除数据缺失公司，最终得到114家样本公司。捐赠公司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列出了本文研究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通过该统计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捐赠额不仅相对于收入很低，而且相对于资产也很低；我国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规模在6~17人之间，平均值达10人；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比例为14%~57%，平均值达36%；经理人员任期平均为4.36年，经理人任期普遍偏短，更换频繁；经理人员年龄在33岁~62岁，平均达47岁；受过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育的董事比例平均达46%；托宾Q值比较高，平均值达65.95，捐赠公司的股票市值较高，投资者认为公司具有较高的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平均达6.34倍，也从公司经营层面反映了公司具有良好的成长性；捐赠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平均达54%，分布比较集中。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研究变量的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董事会、经理人员等特征变量与公司捐赠之间的关系，本文对模型中的研究变量进行了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G/S与解释变量BSIZE和控制变量BEDU、GOV、LEVER显著负相关，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董事会成员比例越高，政府控股企业以及资产负债率越高的公司，其捐赠收入比例越低。当然，其具体情况还取决于多元回归结果。模型各变量之间，除Q与ROA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492、0.452和LEVER与ROA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558、-0.499之外，其余变量之间相关系数都小于0.4，表明模型中除变量Q、ROA和LEVER之外基本上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变量Q、ROA和LEVER之间则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此需要在多元回归过程中进一步检验其方差膨胀因子加以确认。

　　（二）董事会特征、企业成长性与公司捐赠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OLS法对模型一进行了多元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所列示的模型一的OLS多元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其可决系数为0.233，其F统计量为22.26并在1%水平上显著，各系数VIF值均小于2，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4的模型一中只有变量BSIZE、CEOAGE、托宾Q和LEVER回归系数显著。具体分析如下：

　　1.经理人员年龄。变量CEOAGE与公司捐赠收入比G/S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1。这表明经理人员年龄越大，在公司的威望相对越高，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越大。其原因有二：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回报社会，造福桑梓”的社会责任感强；另一方面会利用公司资源提升CEO个人的社会声誉，因此会倾向于增加公司捐赠，使公司捐赠收入比G/S提高。2.董事会规模。变量BSIZE与公司捐赠收入比G/S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2。这表明董事会规模越大，代表不同相关利益主体的董事决策民主性越强，制衡效率越高，因此会倾向于减少公司捐赠，使公司捐赠收入比G/S降低。3.托宾Q值。回归结果显示变量Q值与公司捐赠收入比G/S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被资本市场认为成长性好的公司往往捐赠较多，以获得监管者、投资者的更多关注，树立公司的良好形象，从而为公司未来创造更多的成长机会。4.财务杠杆。与山立威等（2008）得出的结论相反，变量LEVER与公司捐赠收入比G/S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公司债务越多，公司还债压力越大，公司的自有现金就会减少，同时公司债务契约对公司CEO使用资金加以约束，公司面对债务更加理性，则公司捐赠就越少。

　　将模型中因变量G/S换成G/A，采用模型二作为回归方程进行检验。

　　模型二：G/Ai，t=β0+β1BSIZEi，t+β2OUTDIRi，t-1+β3TE-

　　NUREi，t+β4CONTRALi，t-1+β5RIi，t-1+β6TobinQi，t+β7LEVERi,t-1+

　　β8GOVi，t+β9CEOAGEi，t+β10BEDUi，t+β11ROAi，t-1+β12lnLI-

　　STi，t+εi，t

　　其可决系数R2为0.274，F统计量为27.7，均在1%水平上显著，各系数VIF值均小于2，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回归结果与前述一致，变量BSIZE、LEVER系数显著为负，变量CEOAGE、托宾Q系数显著为正，具体结果见表4模型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8年5月12日—2008年5月19日进行赈灾捐赠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经理人员和董事会特征、公司特征等变量对公司捐赠的影响。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与国外和我国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反，公司捐赠与董事会规模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其制衡效率越高，公司捐赠更为理性，其捐赠收入比越低。2.经理人员年龄与公司捐赠显著正相关。如果把公司捐赠作为代理成本，则经理人员年龄越大，捐赠代理成本越高。3.资产负债率越大，公司捐赠收入比越低。这说明债权人加强了对公司债务的监督，公司经理人员对公司资金的使用受到更加严格的监控，承担较多负债的公司经理人员在公司捐赠决策上更加理性。4.托宾Q值与公司捐赠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被市场评价具有良好成长性的公司经理人员更加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在公司捐赠决策上体现了战略意图，因此公司捐赠的积极性更高，其捐赠收入比越高。

通过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启示：1.我国上市公司应大胆提拔和使用年轻的经理人员，使其更加理性地实现公司经营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平衡，这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2.适当增大董事会规模，以加强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民主性，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共同治理效率；3.对于高负债公司进行巨额捐赠，政府监管机构应在融资资格审查方面严格把关，适当加以限制。同时，政府还应通过公共产品激励、引导和帮助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捐赠成为常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实现公司捐赠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是公司构建一套有效的公司捐赠的财务保障机制。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论文检测天使http://www.jiancetianshi.com
参考文献】

　　〔1〕 Jensen，Michael，C. and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Capital Structur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October，1976，3（4）：305-360.

　　〔2〕 Williamson O. Managemerial Discretion and Business Behavior〔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1032-1057.

　　〔3〕 Haley UCV. Corporate Contributions as Managerial Masques：Reframing Corporate Contributions as Strategies to Influence Societ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1991，28（5）：485-509.

　　〔4〕 James D. Werbel and Suzanne M Carter. The CEO’s Influence on Corporate Foundation Giv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02（40）：47-60.

　　〔5〕 Arulampalam W and P Stoneham.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iving by Large Corporate Donors to UK Charities，1979-1986. Applied Economics，1995（27）：935-945.

　　〔6〕 Eric Helland and Janet kieclm smith. An Analysis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practices〔DB/OL〕.http：//fei.claremontmckenna.edu/papers/pdf/2004-03 pdf.

　　〔7〕 William O. Brown，Eric Helland and Janet Kiholm Smith. Corporat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6（12）：855-877.

　　〔8〕 Jensen，M. The Mod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Exit and the Failure of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3（48）：831-880.

　　〔9〕 蔡志岳，吴世农.董事会特征影响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7（6）：62-68.

　　〔10〕 Eisenberg，T.，Sundgren，S. and Wells，M. Larger Board Size and Decreasing Firm Value in Small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98（48）：35-54.

　　〔11〕 孙永祥，黄祖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绩效〔J〕.经济研究，1999（12）：23-30.

　　〔12〕 徐莉萍，辛宇，陈工孟.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1）：90-100.

　　〔13〕 山立威，甘犁，郑涛.公司捐款与经济动机——汶川地震后中国上市公司捐款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8（11）：51-60.

　　〔14〕 彭韶兵，黄建益，赵根.信息可靠性、企业成长性与会计盈余持续性〔J〕.会计研究，2008（3）：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