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的探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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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索建立刑事司法案例指导制度，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功能和价值、效力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司法解释的关系以及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与英美等国的判例制度的区别等，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对我国刑事司法中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内容、案例选择标准、选择范围、确认程序、发布主体和方式、编纂、清理、废止等进行了系统的构想，以期为构建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案例指导制度；指导性案例；司法改革

　　【写作年份】2010年

　　【正文】

　　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运用典型案例的形式进行工作指导，发挥了指导执法办案、统一执法尺度的重要作用。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案例编纂工作，对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件进行深入分析，及时编纂和印发。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把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建立法院之间、法院内部审判机构之间和审判组织之间法律观点和认识的协调机制”之一，以“统一司法尺度，准确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纲要》的发布，使研究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成为人民法院着力推进的司法改革项目，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若干重大问题，如，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指导性案例与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关系、案例指导制度与判例制度的区别等，各方面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对于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内容，如，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标准、选择范围、确认程序、发布主体和方式、编纂、清理、废止等具体操作性问题，仍然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规范案例指导的需要

　　以案例来指导执法办案，不仅古已有之，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司法机关一直坚持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自创刊以来，发布了一大批典型案例。“两高”的一些业务部门也通过编选下发典型案例的方式指导工作。可以说，以案例指导执法办案早已成为司法工作实践的重要内容。建立司法机关案例指导制度，已经具备了比较充实的实践基础。同时也要看到，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和相关工作机制，司法机关的案例指导工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各级司法机关均可选编案例，选择案例的标准模糊、不明确；已公布的案例数量不能满足司法工作实践的需要；案例的遴选发布程序不完善；缺乏统一的清理与变更程序；缺乏相应的监督保障机制，等等。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明确的约束机制，案例是否具有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个体的取舍。这就使得司法机关案例指导工作长期停留在随机的、偶发的层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典型案例指导作用的发挥，未能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执法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我们要及时把握、适应司法工作实践的客观需要，逐步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以科学的制度来规范和引导丰富多彩的司法实践，进一步规范司法工作，促进司法公正。

　　（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弥补成文法局限性的需要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具有悠久的成文法传统。当前，以宪法为核心，以涵盖7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3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1]成文法已经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手段。但是，应当看到，成文法在具有规范明确、内部协调、内容完整、体系清晰、逻辑严密、结构科学等优势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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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将一般规则适用于具体的个案，必然存在缺乏平衡性的局限。成文法是对社会实际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和现象进行适度归纳、抽象的产物，是总结提炼共性、剔除个性后建立起来的一般规则，是调整某一类社会关系而不是某一个社会关系的普遍性规则，其普遍性也就意味着对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的舍弃。在实际运用中，以一般规则为矩尺去衡量具体的案件，势必产生一定的不一致性，即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的差异。因此，执行法律的过程往往是追求确定性、一致性但同时也是牺牲个别化正义[2]的过程。司法活动是实现法律正义的专门活动，确定性与个别化都应当作为法律追求的目标。如果只追求确定性而彻底牺牲了个别化，可能会走向正义的反面。[3]因此，有必要兼顾确定性与个别化，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必要的协调机制。在坚持成文法传统的前提下，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应当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第二，在成文法稳定性特征的背面是滞后性和缺乏灵活性。法律是国家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其实施主要是通过预先的宣告、明示，对人们的行为方式、方向和后果进行提示，使人们可以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能够妥当地安排工作和生活。因此，依靠法律进行治理，主要是通过自觉地遵守法律、法律“默默无闻”地发挥作用进行的。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安定性是法律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然而法律是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生活的类型化和规则化反映，社会生活却总是变动不居的，“法律规则并不是要陈述事实，而是要设定行为的模式；它们并不是要探究既定条件下的行动后果，而是要制定关于给定条件下会产生何种行为后果的规则；它们并不是提供一个本属于现实世界的模式，而是要为现实世界提供一个模式。”[4]这就决定了成文法总是落后于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变化相适应，人们的价值观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这也影响、左右了人们对法律中蕴含的价值观的认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各种利益关系深刻变动，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时期，法律于社会生活的滞后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突出。

　　第三，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一是语词的限制。语言不是精确的表意工具，相对于复杂多样、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而言，语言的表达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是贫乏的，“不管我们的词汇是多么详尽完善，多么具有识别力，现实中始终会存在着为严格和明确的语言分类所无能为力的细微差异与不规则的情形。虽然许多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对存在于自然世界中的关系与一致性的精神映象，但对现实的这种精神复制，往往是不精确的、过于简化的和不全面的。”[5]此外，语言本身也始终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条件下，特定语词的含义可能不一样。二是认识能力的限制。“无论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在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即使人们有这种预见能力，也不可能用没有任何歧义的措词把这些情况都包括进去。”[6]认识能力的这种限制不仅可以从立法环节体现出来，也可以从对法律的理解适用上得到反映。三是立法技术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法律文本当中不可避免的弹性条款、原则性规定和法律规定的相互冲突等。这是其客观原因。从主观原因上看，立法者为了保证法律的涵盖性和适应性，也会运用一些弹性的语言来表述法条，使得一些法律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相比，显得更加原则，从而也增加了成文法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对这类法律条款，不同的司法人员会因为个体的知识结构、性格特征、工作经验和能力等差异而作出不同的理解，对同样的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

　　（三）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约束自由裁量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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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例指导制度不仅具有指导功能，还具有监督、制约作用。司法活动是一个判断是非、分析利害、平衡利益的思辨活动，是复杂的综合的智力活动。由法律的原则性、弹性规定及司法分配正义的目的所决定，自由裁量权是实现司法功能不可缺少的要素和条件。倘若没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的余地，不仅法律本身无法容纳各种各样具体的案件情况，司法活动也会沦为“自动售货机”式的机械作业，难以实现其功能。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司法人员独立行使自由裁量权，是由司法的专业性、中立性等裁判理性所决定的，也是司法机关发挥其专门职能并排除外部干扰的客观需要。同时，独立行使职权并不是绝对的。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是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重要内容，是人民主权的必然要求，也是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建设和司法实践表明，仅仅强调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原则是不够的，还必须加强对司法权的制约和监督，并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7]如果不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限制和科学的引导，不仅容易造成司法的随意性，而且也会破坏法制的统一、权威和尊严。这些年来比较突出的现象是类似案件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甚至同一个司法机关得到不同处理，通俗的说法是“同案不同判”。据有的学者统计，最近几年来，全国法院审理的二审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比率高达20%以上，审判监督案件改判、发回重审的比率更是高达40%以上[8]。

　　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成为司法机关探索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主要动因。同样情况同样处理，是一种直观的公正；同样情况不同处理，就是一种显见的也是直观的不公正。民众看司法是否公正，一般总是用朴素的思维、直观的比较来判断。本杰明·卡多佐说过：“如果有一组案件所涉及的要点相同，那么各方当事人就会期望有同样的决定。如果依据相互对立的原则交替决定这些案件，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如果在昨天的一个案件中，判决不利于作为被告的我；那么如果今天我是原告，我就会期待对此案的判决相同。如果不同，我胸中就会升起一种愤怒和不公的感觉；那将是对我的实质性权利和道德权利的侵犯。”[9]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现代社会基本原则在司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引发了上诉、申诉和上访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同时也损害了法律和司法的权威。通过公布指导性案例，客观上就为办理某类案件提供了一个权威的参照物，不仅司法人员可以参照办理有关案件，广大群众也可以之作为评判司法人员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是否公正、合法的标尺。

　　第二，案例指导制度是维持司法的连续性、一致性，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手段。同样情况同样处理构成了司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持续下去，就构成了司法的连续性。司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为民众保持对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形式法治的要求）和正当性（实质法治的要求）提供了可能。如果说法律的公开是公正的一个前提，那么，司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则是公正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公正得以实现的一个基本途径。司法的权威性是指司法机关应当享有的威信和公信力，体现在法律和司法的尊严得到民众的信赖和认同上。司法机构的职责是代表国家执行法律、裁决纠纷。司法具有权威性，实际上表明了法律的权威性。[10]司法为什么要有权威？其一，司法权的权威性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司法无权威，法律也不可能有权威。其二，司法的权威性是由司法机关的固有性质所决定的，是实现司法功能的必然要求，没有权威的司法无法实现定分止争、权利救济等目的。第三，司法的权威性正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能够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基础和前提。[11]信任来源于公正。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和灵魂，虽然影响和构成司法权威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有权威的司法一定是公正的司法。司法权威代表着公众的信任、承认和尊重，是司法权能够有效运作并发挥其应有功能的基础与前提。[12]

　　要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就必须规范和约束自由裁量权，统一司法尺度。规范和约束自由裁量权，除了提高立法水平、完善立法技术，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强化监督外，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指导性案例对其后的案件办理具有对比参照作用，实际地监督和规范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四）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总结推广司法经验和司法智慧的需要

　　案件是社会关系、社会观念、社会知识的聚合体，经过司法机关审理并作出决定的案例还包含了司法经验和智慧。成文法的制定是一个从个别现象到一般规则的过程，与此相同，司法的发达也是一个从个案到经验再到制度的过程。没有办理个案的大量经验积累，司法不可能实现专业化、规则化并日臻成熟。重视个案研究，深入挖掘和发挥其指导作用，是总结司法经验、借鉴司法智慧的重要途径。

　　首先，司法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理性的法律思维活动，要遵循一定的认知模式和一般规则。司法人员要将抽象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个案，至少要同时完成两种逻辑思考：一是对法律事实的认知和判断；二是对法律规则的合理解释和价值追问，[13]并在此基础上经演绎推理得出案件结论，最后还要进行艰苦的文书写作工作。法律思维过程的曲折性和思维内容的复杂性，决定了司法认知活动必须形成共同的、科学的认知模式，并遵循司法思维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则，[14]从而避免司法思维的盲目性，确保思维过程和结论正确。案例是对司法人员进行法律思维活动的过程的直观、具体的反映，是司法人员学习提高司法思维能力的重要素材。

　　其次，运用法律方法和司法技术，是司法行为的理性保证。[15]司法活动离不开技术，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查证，对法律规则的选择，还是对纠纷做出判决，都需要相应的司法技能。法律推理技术和司法判决技术，是长期司法经验的积累和理性升华，客观上也不可能同时为所有司法人员熟练掌握和运用，也就是说，司法人员的职业素养和工作经验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此外，现代社会关系十分复杂，社会分工日益精密，法律门类和诉讼类型众多，案件的办理日益呈现高度的专业化，这其实又对司法经验的积累提出了更为急迫的要求。一个成功的、典型的案例，不仅蕴含了司法人员对司法规律、法律方法的总结探索，而且凝结了司法人员的经验和智慧，对其他司法人员正确理解法律、熟练掌握和运用司法技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学习借鉴意义。

　　最后，社会关系的重复性和人类善于模仿的特性决定了案例的内在指导功能。虽然社会关系各个不同，不同案件的法律事实也千差万别，但是，仍然具有重复性和类似性。这既为社会生活经验所证实，也为制定一般的法律规则提供了可能性。此外，人是善于模仿的动物，遇见难题时求助于他人的经验是人类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固有习惯。指导性案例能够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去阐释法律规定，使抽象、枯燥的法律条文或法律原则变得生动、具体。这种以案释法的方式，是帮助理解法律的最生动的教材。但是，由于缺乏一定的制度和机制，目前每一个案例实际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通过案例指导制度，可以使个案的影响力不局限于本案而延伸到同类的案件，有助于帮助司法人员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形成理解法律、感受事实的最佳视角，可以使司法经验和司法智慧得到传承、发扬。诚如卡尔·拉伦茨所言：“借其说理的内容，法院的裁判常能超越其所判断的个案，对其他事件产生间接的影响。假使其系正确的裁判之主张确实，那么对未来涉及同样法律问题的裁判而言，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范例。”[16]确定并公布指导性案例，是发现和实现个案的潜在价值的过程。

　　刑法学近3年论文/d/file/p/2024/0424/fontbr />二、案例指导制度的功能与价值

　　（一）有助于强化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执法办案工作的监督和指导

　　司法机关的职责是通过行使司法权，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履行好这一职责，司法机关自身首先要做到严格公正统一执法。在理解、解释和适用成文法的时候，上级司法机关也同样要面对下级司法机关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同样存在上级司法机关和下级司法机关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适用不一致的危险。指导性案例的确认和发布，不仅有助于在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建立统一的执法标准，也有助于强化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执法办案的指导和监督。人类社会多年的司法经验表明，只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并不足以产生统一司法标准的效果，上级司法机关指导和监督下级司法机关的执法办案行为，对统一司法标准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二）有助于弥补司法解释之不足

　　针对司法机关执法办案中提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制作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下进行工作指导的重要方式。不可否认，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成文法的缺陷，为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指引。但是，司法解释也仍然是一种抽象性解释，不能摆脱作为一般规则必然具有的原则性和局限性，还存在一个需要统一理解和执行的问题。司法解释“不能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去阐释某一法律规定的含义，它走的是‘从一般到一般’的道理，而‘从一般到个别’这条路子仍然是封闭的”。[17]正是由于司法解释对成文法缺陷的弥补作用仍然具有局限性，而判例法对成文法有很好的补充作用，借鉴判例法的有利因素，建立一个对我国司法体系有促进作用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按照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模式，最高司法机关将随机的、零散的案例加以筛选，经过一定的程序确认和公布，既具有权威性，又具有普遍指导性，同时对我国司法管理制度也是重大的创新。

　　（三）有助于提高司法工作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先例的指导作用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是自然存在的，遇见难题，人们习惯于去寻找此前的处理办法；遇见利益分配，习惯于与其他类似情况的处理作横向比较。“寻求先例的冲动存在于任何官员的行为之中，不考虑他是否需要，也不顾及先例是否存在。”[18]先例有助于提高效率，降低直接成本。如每个案件都当作初见案件处理，司法机关的负担就会加重，提请上级处理的案件将大量增加。典型案例蕴含着司法人员发现案件事实、准确诠释法理的司法智慧和经验，成功的案例本身即是一个新型案件或者疑难案件得到妥善解决的生动样板，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参考，可以大大减轻司法人员的工作量，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四）有助于增强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

　　成文法虽然具有明确的内容，但由于充斥了大量的专业术语，同时又存在比较抽象和原则的问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自身也不断精细化、精密化、专业化，这就给法律的理解带来很大困难。即使是法律专业人士，至多也只能做到对一两个法律领域比较熟悉，其他人要熟悉和理解法律基本上不可能。从社会实际生活看，民众对案例这种形式比较容易接受，案例使得公民预测法律具有了可能性。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的处理决定，可以视为一种承诺，司法机关对类似情况作接近的处理，是践行这种承诺的表现。通过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确认并公布的案例就会对司法机关构成无形的约束，诉讼当事人如果以指导性案例为依据，要求司法机关说明对类似情况的处理相差过大的理由时，就会对司法机关统一执法标准、严格公正司法产生积极的约束和促进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指导性案例就在约束司法权力与保护公民对法律和司法的信赖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通过司法的连续性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统一性。

　　三、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和定位

　　构建案例指导制度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在于如何定位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从名称的表述上看，我们要研究建立的是“案例”“指导”制度，绝非判例制度，指导性案例也不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强制拘束力。虽然判例与案例仅仅是一字之差，判例二字并不当然意味着遵循判例或遵循先例，但在我国的语境下以及人们的认知习惯中，判例二字更倾向于特指英美判例法国家的判例。使用“案例”的表述，就是要刻意表明：我们要建立的制度不是英美法意义上的判例制度；使用“指导”的表述，则进一步表明了指导性案例的法律地位和效力。因此，我们的案例指导制度不是一种新的“造法”制度，它在本质上仍是一种法律适用活动和制度。[19]这是对案例指导制度名称上的一点说明。

　　对于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到底应当具有何种效力，理论界和实务部门认识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将先前的判决作为有实际约束力的法律规范来对待与我国的宪政制度不符，因此指导性案例不应当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但对于处理同类案件不仅具有参考作用，还应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进一步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可以将指导性案例逐步发展成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还有观点主张，借鉴西方国家判例法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笔者认为，主张将指导性案例发展成为一种司法解释形式的观点只看到既有的司法解释中有案例形式，而没有认识到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是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司法指导方式。司法解释与其所解释的法律一样，具有法律效力；指导性案例则不具备法律效力。我们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目的是发挥指导性案例灵活、简便、快捷地指导司法的作用，以弥补司法解释的局限，把案例指导制度转变为司法解释制度，既不符合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律，也不利于加强司法指导。更重要的是，全部或者大部分以案例的形式作出司法解释，只能削弱而不是加强司法指导，对统一执法标准反而不利。借鉴西方国家判例法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的观点，只看到判例法制度下判例的“硬约束”、“硬指导”的一面，在欲将指导性案例的约束力“做实”的同时，没有看到我国宪政体制、法律体制和文化传统中，均不存在“司法造法”的空间，也没有看到西方国家成文法比重日益增加而判例法逐渐式微的变化趋势。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应当将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为“事实上的指导”而非规范意义上的指导。

　　有人认为事实上的指导看不见摸不着，如果不赋予指导性案例以强制执行的效力，恐会致其指导作用虚置。笔者认为，指导性案例事实上的指导或者说影响力主要是依靠其自身的说服力发挥作用。指导性案例公布后，客观上会强化这种指导作用，扩大这种指导作用的范围。对于掌握、知悉指导性案例的司法人员来说，遇见类似案件或相同情况，参考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参考指导性案例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保证正确办理案件的重要方式。一般情况下，司法人员不会对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视而不见。西方判例法的先例之所以得以遵循，其内在的生命力就是依靠先例中实质推理的正确性和说服力。在此问题上，大陆法系国家的判例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先以日本的做法为例。在日本，现行法上判例的先例约束力没有制度化，司法人员不是必须遵守判例，下级裁判所不服从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也不违法，并且，最高裁判所的判例也可由大法庭变更，因此，不能认为判例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在现实中，判例在实际业务上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主要原因：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一切司法权属法院所有，[20]在审判机关里采用审级制（三审制）的日本，下级审判服从最高法院的判例，同样或类似的案件用同样的方式解决，是司法满足公平要求之基本原理。第二，下级审判做出违反上级审判的判例判决时，这种判决很有可能被上级审判撤销，会给当事人造成不必要的负担，所以原则上为避免这种危险，要求下级审判遵守审判员的职业道德。因此，在日本，判例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其研究、学习在法律上占重要位置。[21]在德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判例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判例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发生先例拘束力的不是有既判力的个案裁判，而是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对某些法律问题所提的答复，该问题于当下待判个案又以同一方式发生。此等判决先例在法院实务（特别是法的续造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其为最高审级法院的裁判，则下级法院多将之奉为圭臬。”[22]也有学者把这种事实上的指导或者事实上的约束力概括为柔性约束力，即其法律效力表现为指导性、说服性、参考性，以区别于成文法的刚性约束力，呈现出一种柔性约束力。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应用频次愈高，应用范围愈广，其法律约束力就愈强；反之亦然，一个很少被应用的指导性案例，其法律约束力则极弱。[23]

　　【作者简介】

　　孙谦，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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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电大学习网.刑法学论文参考[EB/OL]. /d/file/p/2024/0424/pp　　[1]参见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读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2]参见〔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3]近年来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许霆利用银行ATM机出错超额提款案、一系列“飙车”案、酒后驾车致人死亡案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成文法的这种局限性。

　　[4]〔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64页。[6]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7]参见孙谦、童建明：《遵循刑诉规律优化职权配置》，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22期。

　　[8]参见董皞：《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中的技术性探讨》，载《法学》2008年第11期。

　　[9]〔美〕本杰明．N．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页。

　　[10]参见孙谦：《法治与构建和谐社会》，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

　　[11]前引[10]，孙谦文。

　　[12]参见胡建淼：《公权力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13]参见汪习根：《司法权论——当代中国司法权运行的目标模式、方法与技巧》，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3页。

　　[14]前引[13]，汪习根书，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