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8日，辽宁高院法官回应舆论对夏俊峰案的质疑，称夏俊峰刺死城管，并不构成正当防卫。此种回应，本只是为了平息汹汹舆情，并无额外法律效果。二审判决出来后，死刑复核已成为夏俊峰能否免死的最后机会。
对夏俊峰案，有识之士已经说了许多，但还需一把“奥卡姆剃刀”，以剔除多余的情绪，找出此案真正关节所在。至少，现在沈阳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所列出的控方证据，尚不足以支撑判决理由，当然更加说不上是能达成令社会信服的“最大公约数”。
一切都需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不妨先归纳控辩双方各自的诉求，然后检视现有证据是否能够满足各自要求：控方要的是死刑并且立即执行；辩方要的应当是“刀下留人”，而不是其他更高企图。
其中六项证据是现场勘验笔录、死伤技术鉴定、抓捕过程、附带民事以及被告人、被害人基本情况，无可非议。四项证据是在场的执法局人员和司机的证言，证言可以归纳为三个要点：都没有看到办公室内打人；都是从夏俊峰开始动刀后才目睹现场的；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办公室里有过“争吵声”。另两项证据分别是夏俊峰妻以及辩方五名证人的证言，他们能够证实街头执法过程中双方发生冲突。还有一份证据是夏俊峰的供述，他强调自己不仅在街头被打，而且在办公室内也被打骂。
孤证一般不宜定案，证据必须得到相互印证才为有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判决书能够认定也应当认定的只有如下事实：街头有冲突，办公室有争吵，夏俊峰有持刀杀伤行为。这恐怕是控辩双方都不会否认的。要立刻回答的问题是：基于这几点事实，是否足以支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
的确，正当防卫的辩护，可能犯了“方向错误”，因为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且正存在着不法侵害，而这方面的举证，控方不愿完成，辩方无法完成。
如果用正当防卫来给夏俊峰辩护，就意味着指控城管不法侵害的存在。这时，如果夏俊峰的辩护律师不能举证，其利益是不能自动转给辩方，其不利也是不能自动归于控方的。
因此，真正有利于夏俊峰的辩护是：被害人是否有过错？这些过错是否可以减轻夏俊峰的罪责，以至于减轻到可以不对他判处死刑，至少不需要也不应当立即执行？
显而易见，“街头有冲突、办公室有争吵”，足以构成被害人的重大过错。判决书没有理由忽略或低估这一过错。这个所谓“被害人过错”，如果引入行政法的观点，就不仅是“过错”。在办公室里，执法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行政行为，此时，执法者不能与相对人争吵，吵了就直接是违法。也因此，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城管的人有责任证明自己的执法是“合法的”。判决书恰恰没有体现出这一点，从而失去了中立性。辽宁高院法官认为夏俊峰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却忽略了行政方本身即存在违法的可能。故而，舆情汹涌，也并非无的放矢。
目前舆论与司法结果之间的落差，再次彰显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实在太需要一个被全体国民所信赖的司法机构，这个机构被信赖的唯一基础是，它公正而不偏私。公正从哪里来？来自它所给出的必须是“看得见的公正”。拿什么给人看？充分说理的判决书。摊开判决书，是否公正一目了然。给谁看？当然是公众。公众看过之后如何表达看法？只能是舆情。
要警惕的是，夏案的判决，引发了新一轮舆情对司法公正的质疑，而这可能给一直伺机反制、驯服媒体舆论的人以有力的借口。防止舆论与司法不公一起堕入恶性循环，既需要民众跳出“正当防卫”的定势思维，对此案有新的认识角度，更需最高法在死刑复核时，在相关司法文书里有更细致的说理，核定程序是否合法、事实是否清晰确定、罪名是否恰当。如此，正义才能看见，民众才会心服。
《南方周末》201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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