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从来都是一只吃人的野兽，而武装冲突法好比是束缚它的枷锁。但野兽不会自动戴上枷锁的，如果我们一味的被动遵守战争法则，就如若米尼在《战争艺术》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你想在一个下午输掉一场战争，那就去完全遵守战争法则吧[1]”。武装冲突法没有成为野兽的枷锁，反倒使自己畏手畏脚，那么，悲剧就将上演了。主动去适用武装冲突法，是战争的本质决定的。伟人们都说过，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是政治上无法妥协的产物。双方进行战争的的目的不是同归于尽，而是扫除政治上的障碍。胜利并不是战争的终极目标，若以纯粹战争的观点来说，战争可以不择手段，但结果却是毁灭。武装冲突法的运用，就是在战争中实现政治目的的必然选择。因此，“斗兵”和“斗法”缺一不可。
武装冲突法适用的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好“军事需要”和“法理正义”之间的关系。只注重“军事需要”，毫无顾忌，为所欲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盲目追求“法理正义”，会一败涂地，国破身死。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有很多。春秋时期，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墨守成规，遵循古礼，不肯半渡而击，坚持与楚国打“堂堂之阵”，结果兵败，自己险些送命。战国时期，秦赵长平大战，武安君白起杀赵降卒四十万，彻底削弱了赵国再成大军的能力，战国后期强国战国衰落，无法抗衡秦国，为秦统一奠定了基础。而白起被认为是杀人如麻，秦国被视为虎狼。宋襄公打仗求“正义”，自己重伤兵败；白起杀降卒，背上了千古骂名，成为自己被赐死的导火索。可见，“军事需求”和“法理正义”不可偏废。古人为我们提供了反例，也为我们提供应对之法。我国古代兵法有奇正之说，兵以正立，以奇胜。就是说，发动战争要做到师出有名，行军作战则要出奇制胜。“正义之师”之名不能丢，但“兵不厌诈”也要牢记心头。因此，“军事需要”可以套用“出奇制胜”，而“法理正义”则是“师出有名”。朝鲜战争，面对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逼近鸭绿江边，我国没有直接出手。而是大声疾呼，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谴责轰炸伤及我国东北边民。警告美国，我国不会坐视不管，大造国际舆论。同时以志愿军的名义秘密入朝，对敌人进行了措手不及的打击。避免了中美国与国战争的升级，同时在道义上占据主动，军事上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对越自卫反击战，面对越南的挑衅，我国一再忍让，越南得寸进尺，主动挑起边境冲突，我国此时突然反击，攻入其国境，打完便撤，避免了侵略者之名，又狠狠地教训了越南这个“小霸”。
平衡和协调是解决“军事需要”和“法理正义”这对矛盾的关键。面对“法理正义”，可以暂时牺牲一点“军事需要”，目的是不放“ 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枪”，博得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而再为“军事需要”行动时，不要过度的刺激对方以及有关的第三方，避免自己陷入孤立和困境，使局面不可收拾。
武装冲突法适用的另一重要问题是与时俱进。战争的形式，随时代的发展，变化着自身的形式，需要遵守的法则也不尽相同。什么形式的战争对应着什么样的法则。如果在新形式的战争中，还坚守旧的法则，那么失败就不可避免。宋襄公在“春秋无义战”的背景下，坚持打“堂堂之阵”，自然被评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现行的武装冲突法形成于大规模机械化战争的背景下，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的几场局部战争表明，信息化战争已成为主导的战争形式，作战手段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传统的武装冲突面对新的战争往往难以规制，甚至出现空白。这些是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
首先，武装冲突法作为法，有其固有的缺陷，即滞后性。传统武装冲突法对于网络世界的信息战、太空中的军事行动、新型武器的应用等方面缺少规定。因此，在这些方面就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自己忽视法规的适用，就会使别人占据主动。在国际上缺乏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应先在国内立法，取得法理上的主动。其次，国与国之间直接发生战争的几率在减小，非对称战争，非传统安全因素引起的战争的几率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力量的不平衡，使武装冲突法对双方公平的保护难以实施；战斗人员与平民难以区分，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第三，高技术兵器的出现，使战场无处不在，前方后方那么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的界限变模糊。以阿富汗反恐战争为例，双方悬殊的战争力量，使得自杀性攻击频发，武装人员亦兵亦民的身份，让联军防不胜防，同时联军以此为借口用精确制导武器攻击民用目标，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这种情形下武装冲突法效力微乎其微。
我国距上一场战争已有三十年的时间，如何在新形式的战争中适用武装冲突法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奉行的是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我国不会去侵略别国，我们不必考虑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环顾我国周边形势，对手的实力和其战略意图，我国发生大规模的防御外敌入侵战争的几率很小。未来我国面临的是反分裂战争和保卫我国资源、利益的战争。面对这些战争，我们要做到3点：一，先法后兵，就是先依照国际法以政治的形式的法律的方法解决问题，在这种努力被完全拒绝或彻底失败之后，再运用军事斗争的手段。战争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的宣传，实质上是一个孤立敌人，团结中间，化敌为友，壮大自己的工作，是左右战争走向，影响战争进程，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对国家间的资源、利益争端，我国一向是在运用国际法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方法和程序解决问题失败后，对方不断对我使用武力，我才诉诸武力的。对反华势力武力威胁乃至武力干涉我国反分裂军事行动，我亦当先以国际代写论文法为武器，积极开展政治的和法律的斗争，迫使干涉势力放弃武力干涉和武力介入。在这种努力失败后，面对武装干涉，我即有国际法上的充分理由，断然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制止[2].二，兵以法行，是指一切作战行动必须遵循武装冲突法的规定，并以武装冲突法强化己方政治和军事优势，陷敌方于被动和劣势。对作战法规，我们既要严格遵守，不仅自己不违规，还要有效制止敌方违规；又要灵活实施，就是要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采取最有利于我的实施方法和步骤，避免因死板遵行作战法规而带来各种不利。同时，还要处理好与第三方的关系，这有利于我取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减少军事上的阻力和麻烦，陷对方于孤立和困境中[3].三，兵止法进，是说军事斗争因达成预期的军事目的而终止后，还应努力以法律形式实现战争所追求的政治目的，战争才能真正取得胜利[4].
参考文献：
[1]《战争艺术》约米尼着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武装冲突法》俞正山着军事科学出版社
[3]《武装冲突法》俞正山着军事科学出版社
[4]《武装冲突法》俞正山着军事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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