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务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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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简介及文献的基本结构
  
  (一)作者简介罗伯特·M·布什曼(Robert M,Bushman)于1975年获俄亥俄大学工商管理会计硕士学位,1989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会计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凯南一弗拉格勒商学院杰出法务会计教授,主要研究财务会计对公司治理的作用以及全球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问题。格拉史密斯(AbbieJ Smith)于1975年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1979年获会计和金融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81年获得会计学博士学位,1980年加入芝加哥大学,主要研究公司治理和企业透明度等问题。两位学者在《会计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Economics,JAE)、《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 ofAccountingResearch,JAR)、《当代会计研究》(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和《会计评论》(The Ace-ounting Review,AR)等世界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布什曼和史密斯合作的《财务会计信息与公司治理》(Financial account-in~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以下简称《治理》)于2001年发表在JAE上。该文综述了2001年前公开披露的财务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过程中作用的实证研究,并且为延伸这一研究提出建议。
  (二)文献的基本结构文献前言中谈及研究目的与主要研究内容,并对财务会计信息、公司控制机制和财务会计信息治理作用等概念从理论高度进行了剖析;第二部分具体分析财务会计信息对管理层薪酬计划的作用;第三部分讨论会计信息在特定治理机制中的作用;第四部分研究财务会计信息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第五部分根据分析指出公司治理研究与其他会计研究之间的关系并对财务会计信息的利用提供建议;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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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大学习网.免费论文网[EB/OL]. /d/file/p/2024/0424/fontbr二、《治理》的主要内容
  
  (一)会计信息与管理层激励合约基于具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特征的公司的广泛讨论存在,公司治理研究便集中于能够缓和代理问题并支持现存经济组织形式的机制,高管薪酬研究居于首位。传统薪酬研究检验了管理层薪酬与规模,销售额,利润与业绩指标之间的关系,伴随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委托代理论研究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佳薪酬合约中的业绩变量问题,通过薪酬业绩敏感度以及努力边际贡献率的分析来达到风险分担与激励的平衡。激励薪酬会计研究大概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薪酬业绩敏感度检验;第二,视合约为外生变量,检验合约结构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基于会计信息不同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薪酬合约可分为显性和隐形合约,在显性合约方式下,研究者主要分析了美国上市公司高管和部门经理的薪酬合约、日本与德国高管薪酬合约以及风险投资公司与企业家之间签订的财务合约对财务会计数据的使用,结果发现这些显性合约中均显著使用了财务会计数据。其中以每股收益,净利润和经营收益为最常用;而隐形合约中,真实的合约细节不被研究者所知,他们通过合理假设各种业绩变量,然后与高管们的薪酬进行回归,从而估算出各种薪酬业绩敏感度,事实上这种研究方法很可能会导致不同业绩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以及变量缺失等问题(Demski和Sappington(1999))。随着公司对管理者激励方案的不断变化,现行薪酬合约对会计数据的使用表现出如下三种趋势:一是高管现金薪酬的决定因素从会计数据转向股票信息;二是高管整体薪酬中现金薪酬所占份额越来越小,而相应更多的被股票和股份期权所取代;三是整体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不断扩大。
  基于对薪酬合约和会计数据的研究,文章提炼出了一个理论框架:从理论上说明合约的决定因素以及这些决定因素变量在合约中的激励权重。高管薪酬是基于一系列复杂的业绩指标的,其中包括会计指标。该理论模型对会计信息的合约作用做了清楚的分析和说明:首先,直接对管理者行为创造激励;其次通过其他业绩变量过滤普通噪音干扰;最后,再次平衡管理者在多项活动中努力的分配。因为在同时存在多项活动时,管理者对努力的分配基于e1/e2=P1/P2,而投资者希望管理者努力的分配基于e1/e2=v1/v2,其中e代表管理者的努力水平,p代表公司股价,v代表企业价值。因为P是市场利用所获得的信息来推断的股票价格而非真正得对管理者的贡献做出评价,从而导致P1/P2≠v1/v2,此时便需要利用会计信息和其他非股价信息来对管理者创造激励,使其努力分配平衡。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本文对业绩变量激励权重大小的其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的薪酬研究发现会计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管理者当期行为的未来长期影响,故具有较小的合约价值,另外那些具有高成长性和丰富的投资机会的公司其高管薪酬对股票变现出更高的敏感性,从而会计利润的激励权重可能会随着股票激励权重的增加而减小。其中有代表性的相对激励权重研究有:Lambert和Larcker(1987),他们得出现金薪酬对股票收益的激励相关系数与对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激励相关系数之比即相对激励权重,与公司成长性正相关,与ROE的随机干扰项和股票收益的随机干扰项之比正相关,与ROE和股票收益的相关系数正相关,最后还与CEO持股份额负相关;另外,Sloan(1993)关注在高管薪酬合约中除了利用股价信息外利用会计利润信息的原因,他解释是因为会计利润可以保护管理层免受市场股价大幅波动的影响,从而起到过滤噪音的作用;最后,Clinch(1991)和Babe等人(1996)用研发支出(R&D)代替公司投资机会,研究发现随投资机会增长,薪酬在向股票基础型转移。
  会计报告利润的两大基本作用是:决定股价(估价作用)和评价管理者努力并决定其薪酬(控制作用),两大作用彼此之间存在关联性,他们的连接点便是管理者当期行为的边际贡献。Bushman等人(2001)预测报告利润的估价权重与薪酬权重之间是正相关的,这是因为当管理者努力的边际贡献增大时,委托人自然希望管理者付出更多努力,于是便会在薪酬合约中给予会计利润更高的激励权重;另外,他们认为管理者当期努力具有多期影响,当期报告利润不能完全捕获管理者当期努力,而股价则是市场利用报告利润推测真实边际贡献后得出的。会计利润的不同构成部分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也不一样,其差别通过分析哪些盈余构成部分在合约中被使用,并检验各使用部分的激励权重来得以证明。Clinch和Magliolo(1993)、Healv等人(1987)、Dean等人(1989)的研究综合表明薪酬委员会在制定薪酬时所使用的是经粉饰了的会计变量,另外Dechnw等人(1994)和Gaver(1998)研究表明薪酬委员会在决定高管现金薪酬使区分了净利润的不同构成部分,而做这种 区分也是受管理者们欢迎的。
  实际薪酬合约对业绩变量的选择可能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简单,会计指标不能很好地反映管理者当期行为,合约中会利用到股价信息,但股价依然不能包括管理者努力的全部,于是便有大量文献研究薪酬合约中对其他业绩变量的使用。Bushman等人(1996)研究在决定CEO年度奖金时,对个人业绩评价(Individualperformance EVAluation简称IPE)的使用,htner等人(1997)具体考虑了对非财务指标的使用。他们得出薪酬合约中所使用的某些变量是不能被市场所直接观察到的,董事会并未将CEO报酬的决定因素完全交给市场,而是引用某些私有信息对其进行了调整。
  代理理论认为通过在合约中利用相关业绩评价(Relativeperformance EVAluation简称RPE)可以降低薪酬合约中的外部干扰。Holmstrom(1982),Aggarawal和Samwick(1999b)分析得出,出于战略考虑,处在竞争程度越激烈的行业里的公司,其高管薪酬合约中给予竞争公司业绩变量更高的正项激励权重,其目的是为了缓和竞争,使其定价合理,最终促进公司间合作并为股东带来更大的财富;而DeFond和Park(1999)忽略战略考虑,认为行业竞争程度越强。RPE越能促进董事会察觉到本公司CEO差的业绩表现。
  
  受到数据的限制,较少文献对公司中层管理者薪酬进行研究,但部门经理薪酬合约的设计却同样重要。组织激励是公司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部门管理者薪酬合约来说,会计数据或许更有价值,因为像股价这类公司总体业绩指标中含有太多噪音。有关不同级别管理者的薪酬研究主要关注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各部门对工作的分配。部门经理付出的努力不仅对本部门业绩有贡献,同时对公司整体业绩也有影响,Bushman等人(1995)和Keating(1997)研究发现部门经理薪酬合约中给予公司整体业绩变量的激励权重与给予部门业绩变量的激励权重之比与各部门之间的依赖程度正相关;另外Keating(1997)还发现部门经理薪酬合约中对公司整体业绩变量的使用随本部门管理者对其他部门影响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而随公司成长机会和其他管理者对本部门的影响程度的增长而减小;最后Leone和Rock(1999)得出部门管理者的业绩预算依“棘齿”原则方式来改变。
  (二)会计信息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作用公司治理机制多种多样,而且不同机制之间存在严密的相互关系。《治理》中主要讨论了如下三种机制之间的关系: 论文检测天使-免费论文检测软件http://www.jiancetianshi.com
第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与薪酬合约以及管理层轮换对会计信息的利用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二,公司控制的市场与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第三,董事会成员结构与高管轮换之间的关系。财务会计信息不仅被利用于薪酬合约,在其他治理机制中也得以使用。Deangeln(1988)研究了在存在代理权争夺时对会计信息的利用,持异议的投资者典型地引用差的利润表现来证明现任经理的低效率(而很少引用股价),而且现任经理们也利用他们的会计判断向投票股东展示他们将有一个更加良好的绩效。另外其他的特定治理研究还包括接管,债务合同,股东诉讼和审计作用等。
  会计信息的某些局限性迫使公司治理结构发生变化,Laporta等人(1998)研究发现在那些会计和法律制度只能对投资者提供相对较差的保护的国家里,公司治理便会转向依赖昂贵的大股东监督。Bushaman等人(2000b)指出财务会计信息的局限性导致董事会不得不进行更多成本高昂的信息采集和处理活动。
  (三)财务会计信息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
  当今各国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其他制度均存在显著的跨国差别,同时不同国家现实经济效率也存在巨大差异,基于此,跨国分析模型便成为研究财务会计信息与经营业绩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治理》指出了未来研究财务会计信息与企业经营业绩关系的四个方面:
  一是财务会计信息对经营业绩综合经济影响,Rajah和Zingales(1998a)、Carlin和Mayer(2000)通过回归分析模型研究财务会计信息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控制国家和行业的影响后,高质量的会计政策通过降低外部筹资成从而促使企业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同时导致大量新公司不断涌入,另外低的权益资本成本与高质量会计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对鼓励高风险的长期研发支出投资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上述文献还存在许多新的发展空间,如考虑跨国筹资市场的形成可能对上述研究的影响,另外也可以考虑财务会计信息影响经营业绩的其他各种渠道,最后可以尝试更换不同的经济业绩变量。
  二是财务会计信息影响经营业绩的渠道,期待财务会计信息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渠道影响企业的经营业绩,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各渠道之间并不是分离的,高质量的财务会计制度能降低外部筹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业绩,而财务会计信息所起到的治理作用(渠道2)只是几种渠道之一,进行渠道划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有机会分离出财务会计信息通过治理作用对经济的影响(渠道2)。
  三是财务会计信息对经营业绩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财务会计信息对经营业绩产生作用时会受到其他制度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审计制度、通讯基础设施、相关分析、财务结构、法律环境(包括保护投资者免受公司内部人侵权的法律的存在性,基本产权的执行以及合同权利)、除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之外的公司控制机制、产业集中度、对商业活动的政治影响(包括通过政治程序对公司进行财富侵蚀的能力和嗜好)以及人力资本。如图2所示。
  图2中的制度特征都将影响到财务会计信息通过图1中描述的三种渠道对经营业绩产生的效果,如高质量的审计制度可以提高经营者和投资者运用会计数据识别投资项目好坏的准确性(渠道1),提高会计数据规范管理者行为的效率(渠道2),还可以加强会计数据减少投资者逆向选择的程度(渠道3)。
  四是高质量财务会计制度的性能。伴随财务会计制度的特殊性能,其经济影响将会发生改变。在已有经济及财务文献中,通常使用本国CIFAR指数代表财务会计制度质量特征,但CIFAR指数忽略了在年报中以不同形式披露的不同信息内容以及经营业绩所受期间披露频率的影响,还忽略了由于不同计量规则导致的不同会计数据信息内容。对会计研究者来说,可利用对财务会计问题的深刻理解,从而对财务会计制度质量变量进行重新定义。
  针对上述四个方面的已有研究均存在些许设计问题,如变量缺失,多重共线性,内生性以及低的自由度等,从而可能导致相关系数的估计有偏差。
  (四)治理研究与其他会计研究的关系《治理》阐述了治理研究与实证会计理论、管理会计研究和资本市场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起源于Watts(1977)以及Watts和Zimmerman(1978),他们研究了基于财务会计数据的合约如何影响企业会计实务。实证会计理论文献通常将合约视为给定的,从而研究在合约 中会计数据的使用将如何影响公司的会计数据,因此,这类文章并不对会计信息的效率问题进行研究。相对而言,公司治理研究则会考虑由财务会计数据所提供的信息及其缺陷将如何影响在合约中对他们的使用,以及财务会计信息通过各种公司控制机制如何影响公司资源分配以及公司的生产能力。
  管理会计和治理研究两者都分析为了控制目的对会计信息的使用,只是管理会计研究关注内部报告信息,而公司治理研究则关注外部披露信息,对外部披露信息的关注使得公司治理研究者将会考虑财务会计信息对外部控制机制(如:外部董事监督、公司控制市场、产品市场以及外部经理市场)的影响。
  资本市场研究考虑财务会计信息在投资者评估和决策时获取便利方面的作用,以股价及投资回报、交易量和其他资本市场特征来反映相关信息。资本市场研究者关注图一中下半部分的渠道1和渠道3,相反治理研究则关注财务会计信息在规范公司管理者方面的作用(渠道2)。
  
  三、《治理》的评价与启示
  
  (一)《治理》的评价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相关问题提供证据:由财务会计系统提供的信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缓和因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分离而产生的代理问题;通过利用已有财务会计信息,能否促进公司稀缺的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本高效流动以满足各种不同的投资机会。《治理》对相关学者关于财务会计信息治理作用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与总结,得出财务会计信息具有重要的治理作用,在公司治理中使用财务会计信息将有利于该经济组织中资源的分配和利用,其作用途径主要表现为在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合约中及董事会决定是否轮换当前管理者时广泛使用了财务会计数据。《治理》的贡献表现为以下方面:提出了薪酬研究的理论框架;通过综述薪酬研究,指出财务会计信息不仅在激励薪酬合约中被广泛使用而得以发挥其治理作用,也可运用于企业其他各种治理机制中;财务会计信息发挥治理作用,最终必将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它指出了财务会计信息影响企业经营业绩的三种渠道,并以渠道为基础提供了未来研究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与经营业绩关系的四个话题及其研究方法建议;尝试性提出公司治理研究和其他会计研究之间对会计数据利用情况的联系。
  (二)研究启示我国对财务会计信息治理作用的研究也在逐渐增多,主要表现为高管薪酬研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2006年1月国资源和财政部分别联合下发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外)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至此我国上市公司已经逐步建立起业绩型薪酬机制,企业高管薪酬开始较大程度与公司经营业绩挂钩(方军雄,2009),也即在高管薪酬激励合约中更多地使用了企业财务会计数据。财务会计数据应有更多的治理作用,未来对财务会计数据在其他公司治理机制中的使用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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