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衡量判断标准，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使观的根本标志，也是衡量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一场试金石。
在当代中国，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就是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三个“有利于”，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我们每一位同志都应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理直气壮地树立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权威，坚持反对形形色色背离三个“有利于”、空谈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注：本文发表后，被中央一级出版社一中军事科学出版社收入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文库《中国发展探索优秀纪念文库》。后又被国家级出版社会中国城市出版社收入大型文库《中国当代社科研究文库》。入编（科学中国人杂志社会编辑出版的《科学中国人优秀论文集》。本文还入编东背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在当代中国坚持三个“有利于”
就是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1992年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衡量判断标准，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根本标志，也是衡量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一场试金石。在当代中国，坚持三个“有利于”，就是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一、三个“有利于”，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提出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基本原理，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相反，是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唯物观中，生产力是被放在首要地位的。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历史的基础和出发点。邓小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继承列宁、毛泽东的光辉思想，正确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几十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科学概括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量新鲜的成功经验，认真吸取东欧和前苏联的深刻教训，结合时代特征，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鲜明地富有开拓性地提出衡量改革开放得失成败和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好坏的根本标准。
他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原理的重申和旗帜鲜明的坚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更加明确、更加具体、更加通俗、更加深刻的阐释和进一步展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三个“有利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二、在当代中国，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就是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三个“有利于”是一个系统，其中“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届首要地位的，是关键，是基础，是决定“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和“有利于提高人民生产水平”的东西。如果没有第一个“有利于”，那么其余两个“有利于”就会落空。这已经为我国50年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了的。三个“有利于”的核心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其实质，就是生产力标准，即把“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和判断各项工作、各项方针政策，乃至一种社会制度、一个政党是否正确或先进的根本准则。”
而这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坚持三个“有利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根本标志。
在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三个“有利于”就是真正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真正坚实科学的唯物史观。
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左”的错误思潮泛滥，历史唯心主义盛行，离开 生产力狂热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大、二公、三纯”，造成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广大人民群众遭受饥荒之苦的非常时期，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遭到错误地严厉批判之时，邓小平出于对党和人民负责的考虑，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果敢地站出来讲话，提出了著名的“猫论”。对农民群众创造的包产到户形式，给予积极支持。
1962年7月5日，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他明确指出“生产关系窨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他还强调：“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指的就是“包产到户”。邓小平主张让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都合法起来。只要能恢复农业生产，就应该给予承认和支持。
邓小平虽因“猫论”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治上几经沉浮，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标准、对“猫论”的坚持，始终不渝。他同林彪、“四人帮”的唯心史观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3年，邓小平第二次出来工作，主政中央。当时“革命”、“造反”、“阶级斗争”的鼓噪，声嚣冲天；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乱炮震地。在那种社会氛围中，邓小平以超人的胆略和气魄，旗帜鲜明地将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之一的“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列作全党全国人民一个时期的工作纲领和口号，并加以坚持。他冲破重重阻力，领导全国各条战线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实际是改革），卓有成效地推动了经济和各项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适时地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广泛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批判和克服“两个凡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进一步用生产力标准、用唯物史观教育和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1983年，党内和社会上一些受“左”的思想严重束缚的人，离开生产力用抽象社会主义原则作标准，对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提出非难对农村中出现的承包大户横加非议。邓小平坚定地运用唯物史观给予科学地回答。他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992年，又有一些所谓的“政治家”、“政府家”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什么“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乡镇企业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等等，他们装出一副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实质上还是用唯心史观来裁决我国改革开放中涌现了崃的种种新事物。这此无休止的责难，严重地妨碍我国改革和开放的步伐。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一次旗帜鲜明地全面系统地给予回答。他提出了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及时拨开“左”的迷雾，为全体改革者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理直气壮地树立以生产力标准为核心的三个“有利于”的权威，坚决反对形形色色背离三个“有利于”、空谈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改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这才是新时期对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正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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