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时代使命与历史局限性的整理，认为意识形态、文化批判与人的解放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的精神处境”的重要美学线索。
3 卢卡契、阿尔都塞与本雅明
卢卡契(1885一l971)，匈牙利共产党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自己说：“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主要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历史与阶级意、《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理性的毁灭》、《审美特性》等。1923年，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集中反映了他的美学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该书对资产阶级的物化批判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他们的“批判理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反对历史决定论，强调主体意识的作用。布哈林批判他“重新陷入了黑格尔主义”。当现象学美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卢卡契表示了强烈抗议。自1933年迁居苏联起，他就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他的思想与美学有关系的，主要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在他看来，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那种完整统一的社会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破碎的零散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艺术家失去了整体把握的能力。在表现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和意识流文学中，扑面而来的都是一些破碎的局部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本雅明主张以一种新的“剪接拼合”方式来表现现实，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认为现代主义之所以采取一种破碎的形态，目的在于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抗衡。卢卡契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四分五裂了，但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体现出一种“总体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但“从个体通往总体的道路是没有的”，“只有阶级才能积极地领悟社会现实并整个儿地把它加以转变”。他把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两类。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建立，目的就在于要正确协调自然的因果性和劳动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卢卡契实际上是以文学对现实世界的总体性描绘为基本要求，来区分现实主义和一切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差异。他把艺术视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把审美视为人性复归的途径。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种选择面前，他认为“哲学水平之降低就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本质标志，“颓废艺术即是非理性主义的艺术”。他认为，从谢林到希特勒的非理性道路背叛了德国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非理性主义的不同阶段都是作为对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作的反动回答而出现的”。他竭力强调20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对现代主义，例如表现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提供了总体性的艺术方法，达到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甚至和布莱希特进行了关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大论战”。同时，在现代作家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倡导现实主义，反对现代主义，这是他美学思想的重心。卢卡契政治上的革命理想和艺术上的保守趣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现代批判理论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大致出现了两种思潮，即“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坚决站在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黑格尔化的倾向，认为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期间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决裂”。阿尔都塞(1918-1990)是以《保卫马克思》(1965)一书成名的，他是法共党员，但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和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他把马克思思想解释成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讨论文学艺术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封论艺术的信》和《抽象派画家克勒莫尼尼》。他依据一种“症状”阅读法，主张在马克思理论的表层结构中寻找深层结构，把一种深层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这就是理论的“结构”。在他看来，只有对“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认识才是科学。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期到科学期的转变。是“认识论上的断裂”。他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论，对西方马克思美学有较大影响。甚至形成了阿尔都塞学派。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本雅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和卢卡契、阿多诺相比，它的思想组成更为复杂，并深深地影响了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人。本雅明(1892-1940)，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主要著作有《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德国悲剧的起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他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此，小说等传统艺术形式走向终结，摄影、电影等机械复制艺术取而代之。机械复制艺术是指能够运用先进技术、机械手段进行大量复制的现代艺术作品。随着“韵味”的消失，艺术的全部功能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是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一书有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生产”观念。“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生产的形式”。为了说明艺术的生产性质，他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阐明了艺术政治学的革命要求。在他看来，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文学艺术家是生产者，艺术作品是产品或商品，艺术欣赏是消费，艺术创作的技术代表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即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这样，文艺的“技巧”作为艺术生产力的代表，在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本雅明是第一个把生产概念系统用于美学研究的。应该承认，本雅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现代摄影、电影等新兴艺术的价值与成就。他对后审美艺术即机械复制艺术的肯定性判断，大大突破了唯美主义视野，并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当然，他对技术的歌颂有忽视艺术精神性的成份，他对现代派的推崇也有盲目性。
本雅明对技术的重视和阿多诺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开启了后现代美学。本雅明认为，电影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使之具有了革命性。因为电影把艺术变成了亿万民众的参与，不再象传统艺术那样局限于少数人。这种关注普通大众的接受效果的观点，显然有“接受美学”的思想。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他认为只有保持“间离”效果，才能避免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并把被动的观念改造成积极参与的批判主体。他把绘画艺术和摄影艺术相比较，更清楚地说明了复制给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传统大崩溃”的内在原因。复制作为“后现代的一个基本主题”(杰姆逊语)，摆脱了原作的局限，是当代艺术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里，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美学观念稍有不同。当复制技术出现并威胁到传统艺术的生存时，阿多诺做出的直接反应是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派。本雅明对此不屑一顾，自然受到了阿多诺的反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只有本雅明坚决主张大众文化，并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值得发掘的政治潜能。他说：“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大众对艺术的关系。最落后的关系，例如毕加索，最进步的关系，例如卓别林”。在一定意义上，他关于“韵味”有无的判断，实际上构成了艺术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的美学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
和哈贝马斯相似，本雅明的思想同后现代理论有着复杂的联结。他欣赏尼采的说法：“当什么东西正在衰落时，应该给它最后的一击”。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衰落，因此，“当代现实性”、“破坏”、“重建”等就成为其美学思想思考的中心。这样，波德莱尔象征主义的愤世嫉俗，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式的疯狂否定和布莱希特反戏剧式的表现主义戏剧，正是他理想的出路。在这一点上，他和阿多诺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即努力在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寻找出路。不过，对阿多诺来说，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才是理想的最有颠覆性的艺术家。而在本雅明那里，真正有力的艺术家则是波德莱尔、布列东和布莱希特。
4 后期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比较的意义上说，就审美观念而言，卢卡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阿多诺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而本雅明、哈贝马斯则是后现代主义者。 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纳粹法西斯的残暴，美国式的消费文化，这一切都在他的美学思考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作为一个一度是唯美主义者和音乐问题专家的阿多诺(1903—1969)，他的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辩证法》(1966)、《现代音乐哲学》(1499)、《美学理论》(197o)等。同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阿多诺的研究重心也放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不同之处在于，阿多诺是从“否定的美学”方面来建设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
卢卡契和阿多诺在政治目标上是较为一致的，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揭露物化的现实和虚假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但两人的审美选择却大相径庭，前者主张回到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亦即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肯定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主张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情况出发，在现代主义艺术中找到新的“批判武器”。卢卡契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的堕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回到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才能发挥艺术的批判现实的功能。而阿多诺所推崇的则是艺术在现存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具有的文化批判和否定的功能。如果说卢卡契在现代主义中看到的是颓废、消极和堕落，那么，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看到了否定、颠覆和批判。一个失望于现代主义，一个则寄希望于现代主义。他要通过现代主义艺术来达到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颠覆，以实现审美的救赎，唤起希望的乌托邦。阿多诺最钦佩的几位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如波德莱尔、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等，都是具有这样明显特征的艺术家。在阿多诺眼里，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政治使命。现代主义艺术在其100年的历程中，似乎一直具有“小圈子的分工性格”(马尔库塞语)。在阿多诺看来，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要同市场化的文化产业作斗争，唯一的道路就是拒绝交流，拒绝被大众所接受。他在其著名的《审美理论》一书中指出：“关于艺术的一切已经变得成问题了：艺术的内在生命力，它和社会的关系，甚至它存在的权利”。阿多诺对存在主义美学家海德格尔(也是宿敌)十分尖刻，说他“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法西斯主义”。
阿多诺和本雅明的区别则在于，阿多诺始终对文化产业和大众媒介忧心忡忡，并反对和否定文化产业，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而本雅明的理论则不但保持着激进的政治主张，甚至比阿多诺更进一步，对机械复制时代的大众文化做出了全然不同于阿多诺的解答。阿多诺对技术存有疑虑，而本雅明则确信新技术在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不仅改变了艺术自身的面貌，而且将改变艺术和大众的关系。显然，本雅明是以一种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立场来看待机械复制时代的新艺术的。他关于艺术“韵味”消失的判断，关于复制技术革命性的冲击以及艺术未来的预言，显然超越了阿多诺精英主义中心化的现代主义美学。
马尔库塞(1898-1979)，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主要著作有《爱欲与文明》、《单面人》、《审美之维》等。早期他追随卢卡契，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化”，但却对马克思的“阶级性”理论持反对态度，认为“阶级性”是抽象的普遍性，未能向海德格尔那样深入到人的存在的“历史性”维度，未能从具体个人的真实境况出发。中期他开始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批判。后期他则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相混合，企图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美学。这种社会批判美学立足于人的普遍的人性结构，特别是人的生、死本能结构，一手借助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劳动理论，一手接过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与病态，全在于它压抑、扭曲了人的本性，造成了人的异化。首先，它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把人变成了“单面人”。在他看来，现代工业社会推行的“强制性消费”，是一种“虚假的需求”，是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其次，他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爱欲”本性的压制。他认为作为生本能的爱欲，是人的真正的本质，劳动为“大规模地发泄爱欲提供了机会”。但现代工业社会却使人的劳动沦为“工具的某个部分”，“把人的存在分裂为片面的机能”。劳动的这种“非爱欲化”，是对人的本质的摧残。在这里马尔库塞特别批判了‘牲解放”、“性自由”的主张和做法。他分析说，现代技术在削弱了爱欲的同时却加强了性欲，使性自由获得市场价值，造成了虚假的幸福意识。其三，他批判资本主义滋长了“攻击性罪恶”。现代工业社会由于压抑爱欲，必然有利于人的攻击本能的发展，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攻击性社会”。他对艺术和审美的探讨是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出发，他非常强调艺术和审美的政治和革命功能。在他看来，审美和艺术是消除异化、超越现实的心理、本能“革命”的最重要途径。越到晚年，他越把“审美之维”年当成政治革命的最重要的一维。
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经常意见不和。哈贝马斯同意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但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他认为既然技术科学变成意识形态，国家通过意识形态控制社会的一切方面，因此“重新组织经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哈贝马斯抛弃了马尔库塞对自由主义的排斥。他主张，激进的政治选择只能建立在实现自由社会的基础上。自由主义重视个人的权利及其对理性的鼓励，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哈贝马斯(1929—)，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领袖，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德国美学家，主要著作有《知识与人类旨趣》、《文化与批判》、《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为理论》、《商谈伦理学诠释》等。哈贝马斯继承启蒙理性的事业，他坚信现代性远远没有终结。他通过提出一个总体性交往行动的理论，力图为现代性找到一个坚实的规范理论。他对法国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回击，清楚地表明了他对交流理性建立的信心。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危机。他把危机分为四类，经济危机，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信念危机。马克思对经济危机作出过满意的分析，哈贝马斯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非经济性危机上。他不赞成阿多诺等人对启蒙以来思想传统的颠覆，强调人们在合理的社会交往中互相理解。同时，他也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其他成员对“工具理性”的拒斥立场，认为关键在于使科学和人性互相沟通。他认为人类有三种利益，即技术利益、实践利益和“解放的利益”。而解放，即指“没有控制的交往”。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是交往的理论，而不是马尔库塞的心理理论。社会交往理论的初衷是解决社会危机，哈贝马斯把交往理论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认为规则、语言和交往合理性是交往活动的三个要素。“交互主体性”决定交往活动，“理想的交往行为”是在没有任何强制条件下的平等、自由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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