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列宁、毛泽东是苏联、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奠基者，在实践中都遇到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们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包括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要发展新资本主义等。
【英文摘要】Lenin and MAO Ze-dong were the founders of the two socialist countries: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hina.In their revolutionary practice both of them faced with the question how to treat capitalism and how to handle therelations with capitalism.They thought over and made close study of theproblem over a long time and put forward quite a few valuable ideas about it such as the idea that it is inevitable to develop capitalism and it isnecessary to develop it，etc..
【关 键 词】列宁/毛泽东/资本主义/Lenin/MAO Ze-dong/capitalism
【 正 文】
列宁和毛泽东毕生都在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列宁和毛泽东都是务实的领导者，他们从实际出发，提出了短时期内不仅不能在本国消灭资本主义，反而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一、发展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列宁认为，俄国的国情不具备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应当首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早在1917年9月，列宁就明确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1](P218-219)因此，俄国革命胜利后应当首先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十月革命胜利后，“左派共产主义”批评党对资本家企业采取的计算和监督政策，是在“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卒投降”，这一政策会使苏维埃俄国“演进到资本主义一边去”。1918年3月，列宁写了《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批评了“左派共产主义”的观点，认为俄国当时存在着宗法式的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其中，“占优势的正是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从这种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是经过同一条道路，都是经过同一个中间站，即我们所说的‘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济错误，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和步骤”。虽然我们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但“从物资、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达到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不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不能从俄国现时的经济情况前进，正因为如此，用‘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变’(《共产主义者》第1期第8页第1栏)来吓唬别人也吓唬自己，在理论上是荒谬透顶的。这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2](P527、528、527)。
1918年夏至1920年底，处在战时环境下的俄国采取了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措施，消灭了资本主义。过早消灭资本主义，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影响了群众的生活。列宁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明确指出：企图直接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形式，“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政党是要试行这样的政策，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会遭到失败。老实说，有些共产党员执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所以在‘思想、言论和行动’上犯了错误。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3](P504)。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列宁明确指出当时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实质就在于“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它们和逐步地、审慎地掌握它们。
1921年3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回顾了1917年和1918年有关俄国国情的论述，再次强调俄国不是纯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五种经济成分“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究竟是谁和谁进行斗争呢?”“在这里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做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做斗争。”[3](P490)。因此，抽象地谈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忘记了现存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总和，而只从中抽出两种结构来看。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4](P217、218-219)。
毛泽东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述也是格外引人注目的。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5](P119)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5](P639)。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更加深刻地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变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显然，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5](P961-962)毛泽东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5](P961)
列宁和毛泽东从落后国家的实际出发，都明确指出在小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中，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反而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认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的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6](P322-323)
二、发展新资本主义
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建立新政权之后，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那么，我们所发展的资本主义是否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完全一致呢?
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十一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俄国要大力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的报刊和我们的党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染上了知识分子习气，堕入了自由主义，自作聪明地来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去翻看旧本本。可是那些书里写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写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没有一本书写到过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也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无可反驳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现在我们必须自己来找出路”。“我们现在的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任何理论、任何著作都没有探讨过的，原因很简单，所有同这一名词有关的常用概念都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政权。而我国的社会虽已脱离资本主义轨道，但还没有走上新轨道，不过领导这个国家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我们不愿了解，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7](P83、84)。随后，列宁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作的《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报告，再次强调我们退却之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同从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8](P725)。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与1918年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差别，在1918年还没有认识到贸易自由的重要性，当时强调的重点是“统计和监督”，而“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有根本意义的”恰恰是“贸易自由”[7](P362)。
从列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觉到，虽然列宁始终重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但早期的论述与晚年的论述仍有重大的差别。早期的论述往往是与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的理论连在一起的；在晚年的论述中，起初是把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看做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环境中，从西方国家引进外资、获取技术、取得经验的重要途径，后来把国家资本主义看做是新环境下一种特殊的经济形式，是一种与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并存的，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加以规定其活动范围的经济形式。
无独有偶，毛泽东在提出成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之后，曾把新民主主义称做“新资本主义”。他在1944年3月22日谈道：“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6](P110)虽然毛泽东在1948年指出，“新资本主义”的提法不太妥当，“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好”[9](P139)，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要发展新资本主义。建国后，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进一步提出我国要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新式的资本主义。1953年7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上写道：“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0](P282)
毛泽东认为，我们与列宁发展新资本主义的思路是相同的，但在具体的实施办法上则有很多不同。他在1953年7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道：“在过渡时期，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步。”[10](P285)
虽然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与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都认为本国要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已有的西方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之所以认为这种资本主义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关键在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主要生产资料已收归国有；我们可以限制并规定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列宁和毛泽东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
(一)大力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列宁认为，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瞄准最新的科技成果，把它作为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龙头。早在1918年，列宁就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 + + = 总和 = 社会主义。”[11](P520)1920年，列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把这一计划称为俄共的第二个党纲，即党的经济纲领。列宁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一计划，才能从根本上挖掉贫穷落后的老根，才有可能实现共产主义。他曾尖锐地批评了不向资本家学习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11](P252)。他号召俄国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者学习，“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空想，而是要已经夺得政权的先锋队去掌握和采用托拉斯的东西。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了”[11](P289-290)
处在两大阵营对峙时代的毛泽东，自然将学习和利用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阵营，但毛泽东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不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强调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12](P41)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12](P41)
(二)向资本家学习做生意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俄共存在着严重的轻商思想，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不要害怕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商人，向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更好，要学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甚至他在晚年还提出了要把无产阶级国家变成文明的批发商的思想，他说：“无产阶级国家必须成为一个谨慎、勤勉、能干的‘业主’，成为一个文明的批发商。否则，就不能使这个小农国家在经济上站稳脚跟。现在，在我们和资本主义的(暂时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并存的条件下，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批发商这类经济界人物同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正是这类矛盾在实际生活中能把人们从小农经济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引导到社会主义。”[13](P176)
毛泽东既谈到要向本国资本家学习，又提到向外国企业学习的问题，“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14](P742)。
(三)大力开展对外贸易
列宁非常重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贸易关系，认为没有稳定的外贸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国内经济关系；西方国家虽然仇视苏维埃政权，但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也不得不同我们做生意。列宁曾说过：“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13](P332)在1921年，俄国从国外订购了几千台机车，几百辆油罐车，出口量达到5000万普特。1922年，西方国家在热那亚举行国际经济财政会议，列宁要求俄共党员必须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他说：“我们欢迎热那亚会议并准备出席这次会议；我们十分清楚并且毫不隐瞒，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份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垮台)进行贸易。”[7](P2)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5](P1325)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但在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毛泽东的对外思想有了重大调整。1965年，毛泽东同来访的印度尼西亚客人谈道，全部开放，全部交流，不要垄断。即使在犯“左”倾错误的1973年，毛泽东还亲自批准了从日本、英国、美国、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引进价值达4.3亿美元的成套技术设备。
(四)采用灵活多样的经济组织形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一直主张通过“工人监督”来实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所谓工人监督，就是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在资本家的工厂中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由工人组织监督企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对企业的账目进行核算，控制资本家的剥削程度，制约资本家的活动范围。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列宁又提出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四种经济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和租借制，并对这四种形式作了深刻阐述。
解放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经历了百余年的缓慢发展，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只占全部国民经济总比值的10%。在有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官僚资本占了80%，民族资本只占20%。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多种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措施，如取消苛捐杂税、给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和购买原料及推销产品的便利等。从七届二中全会开始，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越来越强调“节制”和“限制”的重要性，他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15](P306)建国之初，毛泽东提出应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政策，如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定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难关等。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建国初期，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发展的优惠政策，促进了私营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采用了收购、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公私合营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对民族资本进行了改造。1955年10月，毛泽东提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16](P198-199)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
由于过早消灭了民族资本，影响了人民的生活。1956年底，毛泽东在约见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2](P170)现在看来，毛泽东对苏联过早结束新经济政策的怀疑和以此为依据提出的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学习苏联经验的一种理性思考，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宝贵的思想火花，然而，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未在实践中真正付诸实施。
比较两位伟人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还是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原则、内容、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他们二人的思路都有极其相似之处。同时，两位伟人毕竟处在不同的时代，他们的个人气质、理论修养、实践经历及所积累的经验有很大的差别，这决定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从列宁和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看，列宁基本上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是从总体上来看的，第一次肯定是在十月革命前后针对俄国国情而言的，第二次否定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特殊时期提出的，第二次肯定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逐步形成的；而毛泽东基本上经历了否定—肯定—再否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也是从总体上而言的，第一次肯定是新民主主义时期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第二次否定是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依据苏联模式提出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毛泽东提出了“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了第二次肯定的萌芽，但这次萌芽并没有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从两人思想发展的曲折历程可知，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个长期反复的过程。反复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是否允许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不应从主观的愿望出发，而应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总之，列宁和毛泽东根据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提出的许多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代，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是很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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