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个人认为应该有三个层次。一是中国的近代，一是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一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要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必先研究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而要研究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又必先研究中国近代社会。这是一个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层次。
以下就按这三个层次的先后顺序，略陈己见。
一 中国近代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在概念上没有争议然而在认识上并不一致的命题。在有关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著作中，半殖民地的性质的阐述，还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但是对于半封建的涵义的解释，实际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远的不说，姑举最近一例。
中国近代史专家李时岳同志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见解，他在1981年和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两次指出这一见解的重要性，即：“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所谓“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提法，在作者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整体运动中还存在着向上发展的因素”①。根据作者的论证，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既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也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因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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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引自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参见李时岳《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化和辛亥革命》，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一个社会在它的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可以处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变的过渡时期。在世界历史上。16世纪以后的英国，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封建特征与资本主义特征错综交杂在一起，形成一个既非封建又非资本主义的整个社会”①。它是处在1540—1640年第一次产业革命和1760年以后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间隙期。②封建开始趋于分解，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确立。把它称之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也许还讲得过去。但是，把半资本主义的概念于1840年以后的中国，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研究。
一是新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这是不容否认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出现了代表新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最先在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从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中开始的。它是先于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而存在的。外国在华的第一家修造船舶的工厂——广州柯拜船坞，成立于1845年，先于中国自制轮船的江南制造局20年。外国在中国内河的第一家轮船公司——旗昌轮船公司，成立于1862年，先于中国轮船招商局10年。外国在华的第一条铁路一上海吴淞铁路，建成于1876年，先于中国自建的唐胥铁路5年。而国外在华的第一家银行——丽如银行，1845年即始设分行于广州。先于中国通商银行52年。外国在华最早的保险公司，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前的于仁、谏当两保险行，先于中国的保险招商局，都在40年以上。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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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Morton(莫尔顿)：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人民的英国史》)，1979年版，第165页，译文据谢琏造等人译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30页，略有改动。
② 同上书，第165页，中译本，第129页。
③ 以上参阅拙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各页。
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不但在时间上先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而产生，而且在实力上也优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而存在。在许多、和部门中，外国资本占有压倒的优势。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半期，外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占有中国生铁产量的95％以上，机械采煤量的65％以上，发电量的55％以上。棉布产量中外厂所占最高达到65％。卷烟产量中外厂所占最高达到58％。①而且外国工厂的生产，又是带有垄断性的大规模生产。如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发电量，相当全国各华厂发电量的总和，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的产量，超过所有华商烟厂的产量。②当中国商办船厂制造第一艘轮船的时刻，国外船厂至少已经出厂56艘大小轮船；当外国船厂已经开始制造载重两千吨轮船的时刻，中国商办船厂制造最大的轮船，不过115吨。③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的交通运输业中，外国资本也占很大的比重。30年代中期，中国铁路由外国直接经营和间接控制的，分别为47％和44％；航行长江的三大外国轮船公司——怡和、太古和日清——所支配的船舶吨位，为中国轮船招商局的3．5倍。④在金融业中，外国在华银行，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可以运用的资金。20世纪之初。外国银元和外商银行发行的纸币，估计约在14亿元以上，超过了中国银元、银辅币、铜元、制钱和中国钞票流通量的总和。⑤20世纪30年代中期，所有外国银行的资本，包括总行在外国和设在中国的在内，折合成当时的中国货币，共达12亿元，相当于中国银行资本的3．3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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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根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4、128、130一131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
③ 参阅拙著《十九世纪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第293页。
④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248页。
⑤ 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1982年版，第99页。
⑥ 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中华书局1947年版．第111页。
作为可以运用的资金的存款，仅17家主要外国银行就达到14．1亿元①，而当时25家中国主要民营银行的存款额为13．6亿元②，后者反居前者之下。外国银行还经手对中国的贷款，在中国政府的全部外债中，占有最主要的份额，具有左右中国资本市场的力量。而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周转，早期完全掌握在外国银行手中，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占有90％。③由于外国银行的雄厚实力，包括外汇、金银市场在内的上海金融市场的控制权，实际上是操纵在以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手中。
对比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发展，就非常微弱。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然不占主导的地位。以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现代工业而言，它在3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仍然是很有限的。包括所有雇工在30人以上、使用机器的小厂在内，全国新式工厂，一共不过3100余家，产值只相当手工业的1／4。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足10％。④也就是说，不外国在华资本，单纯计算本国自有的资本。中国至多只有10％的资本主义，还谈不上是半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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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日本东亚研究所调查，参阅《诸外国之对支投资》第一编，1942年版，第2页。原单位为美元，按当时汇价换算。
② 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整理：《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页。
③ G．C．Allen等，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第110页；杉村广藏：《列国对支投资概要》，1943年版．第78页。
④ 巫宝三主编：《中国国民所得》上册。第12、64—66页。
这样一种单纯根据计量的提法，也许是荒谬的。我们决没有拿10％的资本主义替代半资本主义的提法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只是说：谈到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不区别外国资本和中国资本，把它们笼统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固然是不恰当的，但是在谈到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时，不结合外国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加以考察，恐怕也未必恰当。而一当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那么，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格局，显然不能代表中国“向上发展的因素”。相反，它正是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一个标志，是中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区别于正常的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方面是原有封建经济的变化。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出现，主要是中富农所代表的经济关系。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设、内河轮运的扩大、铁路的兴建、新式工业的兴起以及出口贸易的增长。中国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有一定程度的扩大。伴随着农产品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扩大，是封建经济与商品经济联系的加强、农民两极分化的加剧和富农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到了20世纪，全国富农户数约占全国总农户的6％。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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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均：《旧中国农村中的几种经济关系》，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但是，中国的富农经营，一般规模很小。经营的方式也很落后。他虽然也租进土地，但他占有的耕地面积，一般大于他所经营的面积。很多富农把土地分散租给贫农耕种，收取苛重的地租，并且通过商业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中国富农虽然也雇用工人，但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雇佣关系，并不纯粹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很多雇工遭受高利贷的剥削和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总起来看。中国富农经济，带有很大的封建性。它是在封建轨道上行进的富农经济。它很容易向地主经济倒退而难于走向资本主义农场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入侵的资本、帝国主义，也不是来促进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它的经济侵略，一方面部分地分解了中国的经济，一方面又尽量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以便利其榨取广大的中国农民。以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促进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说中国农村经济已经半资本主义化，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整个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仍然是一个“向下沉沦”的局面。
总起来说，近代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这是历史的沉沦，不是的进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这一东方巨人的近代苦难。也是一个完整的历程，当他的一只脚踏进半殖民地社会。另一只脚必然进入半封建社会，而不是什么半资本主义社会。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近代社会定性，那既没有如实地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明日中国的发展方向。君临近代中国的，不是取代封建主义的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在封建主义之外，又加上入侵中国的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同官斯土”的。①中国人民只有推翻压在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后来作为帝国主义附庸出现的官僚资本主义，才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才能有真正的光明远大前途。只有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孙中山提出的民族革命、革命和社会革命、亦即后来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光辉思想，出现在80年前的中国，具有多么伟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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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的信中的一句话。原话是：“本道与贵总领事同官斯土”。这句话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反映了整个近代中国的现实。见《字林沪报》，1884年7月9日。另一位上海县太爷来得更爽快，他在给上峰的一份呈报中径直地说：“上海是由外国人和中国人联合统治的。”见NorthChinaHerald((北华捷报))1899年7月31日．第23l页。
二 近代资产阶级
中国近代的特点规定着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特点。规定着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早在6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近代史专家樊百川同志和清史学者戴逸同志就发表了两种不同的看法。樊百川同志认为：“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手在封建主义制度下的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并没有成长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手工业中发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失掉了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就失去了成长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由此过渡到大机器工业的可能”。中国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是“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它的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则从此被永远截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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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樊百川：《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原载《》，1962年第3期。1985年收入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时《上海人民出版杜1985年版》)．作者作了个别订正。
和樊百川同志相对，戴逸同志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①
戴逸同志的提法，是比较委婉而含蓄的。他说：“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方向，”但不能“斩断这个进程”。究竟“改变进程的方向”和“斩断这个进程”这两个概念是怎样区别的?或者说：“进程”的，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们是不容易弄清楚的。他说：“中国近代机器工业某些特点的形成可以而且必须从以往经济发展的情况找到解释”，这些特点中，包括不包括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本身产生的特点?这也是不很明确的。
在这个上，另一位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同志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说：“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断论’。而中断论也导致外铄论。”②
什么是外铄论?吴承明同志说：“外铄论和移植论，都是一种无视事物发展内因的纯外因论。他们否定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任何能动因素。这种反历史、反辩证法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但绝非是孤立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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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0日。
②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载吴著：《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③ 同上书．第176页。
吴承明同志的论点是针对中国的托派所宣传的“”。托派的错误，在于否定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在于把帝国主义的入侵说成是使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动力量，在于取消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这和我们现在的讨论，完全是两回事情。
承认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封建主义的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中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中国，这是根据中国内部条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于中国的实际所得的结论。同样，承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而产生，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内部社会条件所作的。这里并没有违反历史，也没有违反辩证法，更非什么外铄论。相反，一方面承认中国近代以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开始，另一方面，却又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说得和正常的资本主义一模一样，这倒是有些近于孤立的比附。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或主要不是由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而来，而主要是由一部分和手工业没有联系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对新式工业的创办而来。这不是什么外铄论，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封建地主官僚和包括一部分依附外国势力的买办在内的商人之成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创建者，这一客观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不到真正的发展，规定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力量的软弱，这是已有的一致结论。然而观察的角度，却可以多种多样。老一辈史学家黎澍同志在分析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何以不能保持政权的时候，引用马克思反复强调过的一个观点，即“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这是完全恰当的。资产阶级缺乏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这正是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黎澍同志接着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证：第一，从资本主义企业的量数看，截至19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562家，资本1．32亿余元。“比照我国的土地人口及庞大而又原始的封建农业经济来看，仍不能不认为数量甚微”。第二，从资产阶级的贡赋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情况也是如此。作为清末资产阶级的主要贡赋——厘金在1910年清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所占的份额最多不过9．43％。第三，从资产阶级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看，1908年全国有商会组织262处，包括会董、议董在内，全体会员估计有7784人，不及当时成年男子人口的万分之一。“为数实在太少。”①
中国资产阶级数量上不够壮大，这是事实。从以上三个方面进行论证，似乎也能给人以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软弱的答案。但是，把这些数字所反映的状况和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人们又会得出相反的印象。就拿商会组织来说，英国的商会最早出现于19世纪初叶。例如最早的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商会，分别成立于1813年和1820年②，其他的城市，还要更晚一些。如果说。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前三年，已有商会组织262处，那么，英国的资产阶级商会组织，却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之后。黎澍同志以中国资产阶级的人口还占不到全国成年男子人口的万分之一，证明“他们的作用终不能不因数量太少而受限制”。然而．在18世纪的英国，这种限制也是有目共睹的。“在1803年制定的一个18世纪英国名人表里，
① 黎澍：《辛亥革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时作了修改补充。
② J。H．Clapham(克拉潘)，An Ee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嬈曾虞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87页。
人们找不到一个工厂主或发明家的名字。”①相反，中国清末各地商会的纷纷出现，恰恰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②。其次。再拿工厂的设立来看。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自办的现代工厂，已经有了将近40年的历史，那么，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英国的现代工厂，还没有开始启动。一直到100多年以后的1785年，蒸汽机才第一次用来发动纺纱机。③如果说，中国在辛亥革命之时，已有现代工矿企业562家，那么，沙俄在改革之后5年(1866)，使用蒸汽机的工厂。还只有307家。④可见，无论是同先进的英国或者落后的沙俄比较，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略胜一筹的。至于工商税收的数额。我们可以拿中国的情形和日本比较。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十年，商工税收仍只占国家全部税收的3．1％。土地税仍占80．5％。⑤则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对财政的贡献，相当于日本的三倍以上。应该说这个数目是不算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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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P．Mantoux，La Revolution Indtmthdlc au ⅩⅧ．Side([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22页。
② 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答台北学者》，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并参阅《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章开沅、丁日初、皮明庥、邱捷等同志的论文。
③ 莫尔顿，上引书，中文版，第275页。
④ 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李延栋等译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28页。
⑤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张廷铮译本，1953年版，第155页；参阅T. C. Smith. Political Chu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Japan：Government Enterorise。1955年版，第69页。
这种孤立的、机械的比较，也许并不能否定黎澍同志的论证。但是，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中国资产阶级之所以软弱，除了黎澍同志的论证以外，还应该加上一条重要的补充，那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环境。这一点黎澍同志事实上也注意到。他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是由于手工工场主发展起来的，而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地主和商人转化来的。这些人转化为资产阶级，长久地保持着他们原来所从属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和心理特征。而且即在经济上也没有割断同封建经济的联系。”事实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也未能割断它同帝国主义经济的联系。在这方面，辛亥革命史专家章开沅同志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证。他指出：“辛亥革命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工业迅速发展的帝国主义不仅是外界的客观存在．而且已经侵入中国达半个世纪以上，并且无可避免地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可以直接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不必重复西欧经由工场手工业阶段然后再进入产业革命那样的历史常规。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已经逐渐丧失独立和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以封建主义为支柱奴役中国，严重地阻碍和摧残刚刚有所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由于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资金、设备、技术以至市场等方面受外国资本控制，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较诸西欧前辈更为稚弱。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不成熟的经济、阶级基础上发生的，而它面临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又较诸西欧封建势力更为强大和根深蒂固，因此它难以取得如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①应该说，半殖民地上的中国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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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开沅．引上文。
不但“不必”、而且不可能像西欧那样有一个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的真正产业革命，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才“较诸西欧前辈更为稚弱”。“半殖民地的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①
这里正见出孙中山的伟大。他的伟大就在于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他能高举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旗帜，坚持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的悲剧也在于此：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那样的软弱，以至于他所领导的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成功，更不要说有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辉煌的成就。
三 的资产阶级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这是当前中国海峡两岸学者意见分歧的焦点。不久以前，在华中学者章开沅同志和台北学者张玉法先生的讨论中，这个。得到全面的展开。分歧的实质是：一方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另一方认为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
持全民革命见解的张玉法先生，他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辛亥革命的性质究竟为何时，必须要对当时中国中资产阶级人口究竟有多少比例?辛亥革命是不是由资产阶级所发起?又有多少资产阶级参加了辛亥革命等问题，先要做正确的厘清。”②确定一个革命运动的性质，这一点当然必须考虑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作为战斗主力的骑兵，“是从自由农和比较富裕的工匠中吸收来的”③。在中国。以前有人调查兴中会成员的成分，现在也还有人试图调查在同盟会与辛亥革命时期武汉的革命家中，有哪些是资本家，调查资产阶级的成员对这场革命的态度以及对湖北新军的成分进行研究等等，这种工作．只要通过正确的，对说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性质，都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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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42页。
② 台北《中国时报》，1982年4月4日，转见章开沅，上引文。
③ 奠尔顿，上引书．第240--241页．中译本．第192页。
章开沅同志突出辛亥革命的使命。革命的性质，决定于革命者所肩负的社会任务，他是为了哪个阶级的社会利益。这个观点我认为是必须坚持的。张玉法先生说：“参加辛亥革命的人．可以说是来自各个阶级，革命的许多领导者甚至还是出身贫寒之家，而且当时革命即或得到资本家的经费支持，但这也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参加者“来自各个阶级”，也就是说，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有各种不同成分的人，这并不是中自的资产阶级革命所独有的现象。英国、法国以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亦莫不皆然，这是人所共知的。至于所谓“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那就需要对“阶级的利益”作的理解。辛亥革命之所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乃是因为“历史客观进程所提出的重要课题，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谋求中国的独立、进，步和富强”。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这个课题的最先进的方案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和民族资本主义”①。这当然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在。但是它也符合张玉法先生所坚持的全民利益，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的确，孙中山自己也说过，他的革命是“平民革命”②。他甚至在组织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时，还不承认中国有资本家，认为“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③。这一点也不奇怪。章开沅同志说：“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些最伟大的革命家那样．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也是真心诚意为祖国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在主观上都是以整个民族即‘全民’的代表自居。”主观上是如此，客观上更是如此。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就是指导整个中华民族前进的纲领，就是最符合中国全民利益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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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开沅，上引文。
② 《民报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③ 同上书．第85页。
从这一点看，中国海峡两岸学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分歧，在这一点上。大家有着共同的语言。
张玉法先生还说：“中共史学家经常强调孙中山先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如果此说确实被中共史学家承认的话，那么中山先生便是社会主义趋向的一位革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趋向的革命家，此为中共史学家自相矛盾之处。”断言中共史学家强调孙中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者”，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对孙中山先生，中国共产党和包括史学家在内的中国人民历来都把他看作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并没有说他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驱。但是，孙中山40年的革命实践，使他晚年的革命思想，有一个大的飞跃，“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新民主主义在若干原则上达到基本上的一致”①。这种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②。张玉法先生所指摘的，如果是这一点，那不但不是“中共史学家自相矛盾之处”，却正是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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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86页。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1894年上书李鸿章之前，他所能提出的，“还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的思想”①。这在1890年他给洋务派的一位重要官员郑藻如的信中，反映得非常清晰。在那封信里，他毛遂自荐。“欲以平时所学，小以试之一邑”，而所试的东西，则是奖励蚕桑、禁戒鸦片和提倡三大项。在此以前，他还上书给香山知县李征庸，请求对他在自己家乡翠亨村发起修路之举，给予支持。②应该说，这时的孙中山，还只是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实行社会改良。研究孙中山思想的专家金冲及和胡绳武两同志都认为“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有着叛逆性，可是并没有带着鲜明的革命性”③。两位专家的后一句话，当然是完全正确的。至于前一句所说的“叛逆性”，至少在致郑藻如的信中，并不是那么鲜明的。由上书给李征庸、郑藻如到上书给李鸿章，受书者在全国的扩大了，但孙中山的社会改良思想，基本上没有变化。正如编纂《孙中山全集》的学者黄彦同志所说：这几年中。“孙中山要求统治者采纳他的主张以实行社会改良的范围是逐步扩大的，起初着眼于改良乡政，继而在一县作试验，成功后逐步推广到各地，再就是给李鸿章设计一个改造中国的总蓝图，以备清朝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而当这一切努力成为泡影时。他就抛弃了对清朝统治者的幻想，决意走向革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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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金冲及、胡绳武：《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
② 参阅黄彦《介绍孙中山〈致郑藻如书〉》，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③ 金冲及、胡绳武：上引文。
④ 黄彦．上引文。当然，孙中山思想的发展过程，并非是一条直线。还大有讨论和研究的余地。
当改良的幻想宣告破灭之后，孙中山不仅自觉地顺应潮流不断前进，由社会改良走向社会革命，而且在革命的过程中．也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由兴中会的《盟书》到同盟会的《总章》，二者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前进足迹，这是人所共见的。把同盟会《总章》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和同时期的光复会的誓辞“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相比较，虽然彼此“宗旨并不相悖”，但二者之间，不仅在范围上有广狭之差别①，而且在目标上也有高下之悬殊。
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的伟大之处。他虽然没有超出他所处的时代给予他的限制，但他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正是由于他所领导的革命，是发生在欧美和日本等国家已经进入矛盾尖锐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他已经从西方国家经验中看到资本主义的不良后果。他在1905年就提出警告：“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富，其民实困，视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②辛亥革命后，他又说：“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然不可不防一种流弊，则资本家将乘此以出是也。”③虽然他提出的预防办法，并不能消弥资本主义的祸害，但这仍不失为在历史提供给他的特定舞台上，把革命活动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晚年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可达到的最高峰。分析这一思想的升华，最初发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地方自治，丝毫无损于孙中山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崇高地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金冲及、胡绳武：《同盟会与光复会关系考实》，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
② 《〈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页。
③ 《在南京同盟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选集》．第97—98页。
丝毫无损于他在中国全体人民中的光辉形象。相反，人们从这里可以清晰地听到时代的足音。孙中山在不断前进，中国也在不断前进。正如老一辈史学家刘大年同志所指出：“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维新运动。同样地，维新运动也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有辛亥革命。”①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正处在山雨欲来的大变革浪潮中。各种势力，风起云涌。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不断的融合，也有不断的分化。正因为洋务运动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洋务运动中可以分化出维新运动中的改良主义者。正因为维新运动同样也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所以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中也可以分化出推翻清朝的民主革命派。这一切，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说来，都是要求人们重新正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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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大年：《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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