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之命运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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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美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虽然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最终都走向了消亡。回顾这段历史，全面而深刻地解读其中的原因，对于当前新闻改革以及政党报纸的创新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美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消亡原因解析

中美资产阶级政党报纸虽然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是都诞生于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都曾有过“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壮志，也都经历了“妖魔鬼怪舞翩跹”的“黑暗时期”，而后逐步走向衰落，最终落得“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结局，给后人留下无尽的遗憾和深思。

命运结局之原因分析

“报纸是社会时代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和镜子，既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政治、经济、军事及阶级斗争的工具；受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又对它们产生一定的影响。”①任何报纸都不可能摆脱其所处的时代，报纸在记录、影响时代的同时，也为时代所影响。中美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最终走向消亡也是当时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治变动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消亡的直接原因。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已从联邦制走向单一制国家，巩固地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体制，确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政治体制也已经成型，代表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资产阶级两党之间的原则差别日益消失。民主党、共和党都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是同一个垄断资产阶级的两只手。尖锐的政治斗争不再存在，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政党报纸作为政治斗争工具的使命已经完成。社会政治条件的这些变化使得美国政党报纸逐渐失去了意义。1860年美国政府成立印刷局，声明政府不再赞助报纸。林肯总统最终决定停办华盛顿的政府机关报。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从松散的联邦向集中的联邦的过渡时期，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在新闻政策上要打破传统的政府对报纸的半官方控制，转向依靠政府的吸引力去管理报纸，要让政府面向新闻界，使以党派为基础的新闻组织向更广泛的新闻传播过渡。”②

在中国大陆，国民党报纸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而瓦解。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为应付新的国际形势及台湾社会的变化，台湾当局开始标榜实行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报禁”解除后，台湾当局的新闻政策有所调整，行政主导力量式微，实行新闻自由，媒体按市场规律优胜劣汰。政党报纸在前所未有的开放、自由的市场竞争中纷纷脱掉“官服”、“军服”，通过转型谋求出路。2000年执政的民进党更是明确提出“党政军退出媒体经营”。新修政党法还对此作出明文规定。这无疑把政党报纸送上了断头台，加剧了政党报纸的消亡。2006年9月13日，已停刊的《中央日报》转型为网络电子报以延续香火，同时，如同被弃养的孩子，等待着新的买主。后来经过重组，该报资金全部自筹，国民党终于扔掉了这个“包袱”。

经济转型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消亡的根本原因。19世纪初，美国开始产业革命，印刷技术、造纸技术以及相关的产业技术的革新与不断改进，为报纸廉价出版、发行创造了条件。1865年-1893年是美国社会的大发展、大动荡、大变化、大转折时代。工业化、城市化、公司化、垄断化加剧，经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社会信息需求发生重大变化，重视政论的传统中断。城市人口急剧增加，教育也逐步普及，社会大众文化水平提高，报纸的读者群不断扩大。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现代化企业组织大量出现，广告逐渐成为推动独立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报纸的内容及形式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促使政党报纸不断发生蜕变。1872年《纽约论坛报》的创办者格里利发表了“独立报业宣言”，标志着美国政党报纸时期结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经历了高速成长期，在80年代开始步入经济结构调整阶段。1986年，台湾当局提出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加速“公营事业民营化”步伐。民营报纸抓住时机，积极开拓广告市场和发行销路，迅速成长起来，《中央日报》被挤出前三名。新世纪以来，台湾总体经济陷入衰退困境，财政状况逐步恶化，广告日益萎缩，整个报业市场持续低迷。《中央日报》等政党报纸举步维艰，年年亏损，连大楼都被国民党卖掉了。发行量更是直线下降，停刊时只剩下4万份左右，也大都是由国民党掏钱订的。

开放多元的文化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消亡的重要原因。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的流动性很强，从而形成了近代美国开放多元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就是以独立、平等和民主为中心内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如果说个人主义是贯穿整个美国思想文化乐章的主旋律的话，那么，独立、平等和民主则是美国近代思想文化乐章的最强音。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独立性、创造性，强调个人自由发展，不受或少受社会、政治和宗教势力的限制，认为“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极端个人主义者甚至信奉无政府主义。③这些文化价值观念成为媒体从业人员和读者的“潜意识”，影响着政党报纸的形态和发展。

由于历史原因，台湾本质上也是移民社会，中西文化在此交融。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台湾当局开始标榜、推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以美国文化为重心的西方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加深，并形成激进民主的文化思潮。激进民主的一个基本含义就是社会的多元化、自主性。其特征就是：原有文化霸权成为反对的主要对象，全然丧失了合法性；政治共识式微，社会呈现异质性、分裂性的心理取向。④长期处于威权社会体制和管理方式下的《中央日报》等政党报纸失去了生存的文化基础，权威地位日益受到挑战，社会影响力每况愈下。

　　政党报纸的局限性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消亡的内在原因。在1783年-1833年美国新闻史上的“黑暗时期”，美国的许多政党报纸完全背离了新闻规律，沦落为纯粹的政治斗争和党派倾轧的工具，最终受到读者的鄙视和唾弃。政党报纸以政治宣传为主要内容，立场较为保守，对市场的反应较慢，常常只重视政治功能，而忽略了其他功能，读者对象也主要是政界、商界、社会的中上层，已不能满足当时广大受众对多元化信息的需求。

　　在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报纸也曾经历过“黑暗时期”，在新闻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中央日报》从1947年开始改制，建立董事会，设常驻监察人，董事长和社长人选均需中常会通过，以强化权力核心对报社的控制。在随后的近60年里，该模式未被根本触动。《中央日报》的组织创新能力和组织文化的活力都难以生长，甚至成为党内个别领袖意志的表达机器。⑤江伟硕总编辑说：“有包袱，受限制，很难纯粹以市场为导向办报纸，竞争力就受影响了。……我们也知道，必须要改变，才能生存。但是我们就像国民党的百年老店一样，要转个身都很慢了。”⑥《中央日报》的停刊，就是因为长时期的抱残守缺使它游离了真正的社会舆论中心，再加之陈腐而模式化的传播形式和内容，使能享受多方资讯的社会公众终于失去了兴趣。

商业报纸的兴盛是资产阶级政党报纸消亡的必然原因。19世纪30年代，《太阳报》等商业报纸的成功，为美国资产阶级报业开拓了新天地，报人纷至沓来。南北战争以后，商业报纸全面取代政党报纸，确立了在报坛的主体地位。商业报纸售价低廉，以普通社会大众为读者对象，版面灵活，语言生动。政治上不依附于任何政党，奉行独立自主的办报方针；经营方式上高度商业化，依靠发行与广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内容上以新闻为主，报道领域大大拓宽。这些特点既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满足了大众的现实生活需求，又弥补了政党报纸的不足，促使政党报纸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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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报禁”解除后，台湾商业报纸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由时报》三大报团鼎立的格局。《中央日报》虽也投资6亿新台币参与竞争，但因为党营背景、立场保守等原因，市场零售量大大减少。2003年《苹果日报》进驻台湾，更是颠覆了台湾的报业传统，重组了台湾的报业市场，恶性竞争日益激烈。《中央日报》的市场压缩殆尽，一般小报摊上已很难见到。商业报纸的兴起和快速发展无疑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加速了政党报纸的消亡。

启示：社会需求决定政党报纸的产生，也决定政党报纸的消亡

近几年报纸消亡论、新闻改革、媒体退出机制等都对政党报纸的生存提出了挑战，其主流地位正在丧失。“党报如果不尽快通过自身的改革创新积极进行印象整饬，努力争取读者的认同，尽力改变读者偏见日甚的局面，那么，其未来前景只能是每况愈下、令人堪忧。”⑦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澄清几种关于政党报纸命运的认识，以便对当前中国新闻改革以及党报发展有所启迪。

“党报有可能不会消亡，这要看党报是不是严格依赖广告来生存。公款办报的体制不变，党报不受市场规律支配，自然不会倒闭。”⑧

笔者也赞成“党报有可能不会消亡”的观点，但是把其前提条件归结为“公款办报的体制不变，党报不受市场规律支配”是靠不住的。首先党报虽然不能像生产商品那样经营，但是最终还是要作为商品通过交换，到达消费者手中。党报如果沦落到完全依靠公款办报，那么不是自己掏钱买的报纸，对谁都不会有宣传上的影响力。一个没有影响力、没有市场的党报，它背后的“公款办报的体制”又有什么理由存在？“《中央日报》最终输给了市场，因为市场不需要它。”世界经理人集团首席执行官丁海森曾对《中央日报》的停刊作出如此评价。其次，报业市场无情的现实也表明：党报如果不走市场化道路，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只能继续萎缩，舆论引导功能不断弱化，最终走向被“边缘化”的境地。“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政党报纸并不局限于‘政治宣传品’的定位，相反，它的身上也具备市场报纸的某些因子。因此，政党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走产业化的路子，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⑨

“将来，将来的将来，世界大同了，或共产主义统一天下了，那么阶级没有了，党没有了，国家没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没有了，当然也就没有党报、没有社会主义报纸了。”⑩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政党消亡作为政党报纸消亡的唯一必要条件，只考虑到政党报纸消亡的一种情况。其实政党是政党报纸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要有政党报纸，必须要有政党，但是有了政党，未必就一定要有政党报纸。当前政党报纸在美、意等国早已不复存在，可这些国家的政党至今也没有消失。历史表明：政党报纸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顺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社会需要发生变化，报纸的性质、内容和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生命周期，都会经历一场从孕育、发展、成熟、衰退到消亡的历史过程。不同事物的寿命不同，取决于它与社会需要契合的程度和可替代程度。笔者认为政党报纸能否存在，关键是看它是否能满足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这也是在报纸的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条规律。在民主转型的现代社会中，政党报纸应该克服权力本位和专断意识等因素拘束，不断注入新的元素，重新调整其宣传模式——从简单依靠行政资源发展到真正借助公意进行传播，吸取和整合社会意见，建构政党——党报——社会三者良性互动机制的基点，为政党获取社会认同。这也正是政党报纸顺应时代，不断满足社会需求，遵循媒体运作规律，创新发展的特色之路。

注释：

①倪延年:《论十年内战时期的中国报刊及发展特点》，《新世纪图书馆》，2005(2)。

②张军芳:《报纸是“谁”:美国报纸社会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③王锦瑭:《美国社会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5页。

④彭怀恩:《台湾政治文化的剖析》，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2页。

⑤唐海江:《党报转型困境的政治文化分析——以台湾中央日报为中心》，《新闻学研究》，2008（97）。

⑥《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停刊：必然的宿命?》，《南方周末》，2006-06-02。

⑦刘伯贤:《入世背景下的党报运营——一种媒介生态学视角》，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⑧刘建明:《关于“报纸消亡”的对话》，人民网传媒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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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王雄:《报业旗舰的航程》，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⑩周胜林:《我对“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认识》，文新传媒网，http://www.news365.com.cn/wxpd/ds/tsphb/200907/t20090722_2400472_ 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