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地处鲁西南一座县城里的大学——曲阜师范大学，还未摆脱昔日所谓“考研”的标签，现在又制造了新的“神线日，被称为全球四大大学排行榜之一US News（《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发布的2021年榜单上，曲师大赫然出现在中国数学学科的榜单首位，尾随其后的是国内数学领域强校大学。在这个榜单上，曲阜师范大学的数学排名，不仅是中国第一，也是亚洲第一、全球第19。
在国家教育部2017年的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在数学学科上，大学、复旦大学的评估结果为A+，曲阜师范大学的评估结果为B-，全国排名第67。但现在，在这个最新出炉的排行榜上，曲师大的数学无疑实现了“逆袭”。
2018年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育学米格尔·安东尼在学术上撰文指出，排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市场化”领域的一项指标，因此，它们应该给出自己的“消费者警示”。尽管现在许多排名都对其不同的排名方法做了一些解释，但不太清楚的是，读者们是否仔细阅读和理解了这些方法的意义，或者这些指标实际上衡量的是什么。
在2019年US News发布的中国数学学科榜单上，曲阜师范大学与位于青岛的山东科技大学尚未进入到排名前10的。但一年之后，这两所山东地方高校，却突然跃居第一和第三的。在最新的排行榜上，国内高校紧随曲阜师大之后的分别是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这些排名结果背后是一道不难理解的数学统计题。在US News的排名方法中，每个榜单的排名依据由13项指标组成，每项指标被赋予一定的权重。其中，文献计量指标占比多达65%，包括标准化论文引用指数、论文引用总数、引用率前10%的论文数量、引用率前10%的论文总数占比等，其余指标包括全球学术研究声誉、区域学术研究声誉等。
对比曲师大、北大、复旦、这四所高校得分最高的三项指标可以发现，后面三所国内顶尖大学的突出优势全都是“区域学术研究声誉”、“出版物”和“与国际合作的论文总数占百分比”这三项。而曲阜师范大学得分最高的都是与论文和引用相关的文献计量指标，其中“标准化论文引用指数”、“数学领域引用率前10%的论文数量”以及“数学领域引用率前10%的论文总数占比”三项均为全国第一。
但这些指标并未进一步细分发表在不同层次期刊上的论文的权重，也没有区分本校与外校的引用。“一个高水平期刊的论文，被引用了100次，跟一个乱七八糟的期刊论文200次的引用，质量能一起比较吗？“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林成华说。
曲师大的论文存在一定程度的引用情况。例如，一篇2010年发表的数学论文被46篇文章引用，有14篇属于本校引用。另外一篇2016年的文献中，33篇引用该论文的文献有10篇属于自引。
美国曾经的一位校长理查德•弗里兰对排名的看法是：排名给你提供了一个可能玩转的场地，一种竞争的方式。在其担任校长的10年里，弗里兰将学校在US News排名中的提升了60多位，被评价为“US News发布排名以来，最戏剧化的事迹之一。”
曲师大数学在文献计量相关指标上的突出表现有迹可循。数学、工程学、化学是曲师大ESI世界前1%的3个学科。所谓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黄菊自杀真相），是在人为划分的22个学科中，通过对论文数量、总被引、篇均被引等指标的统计，排出居世界前1%的高被引论文、引用前0.1%的热点论文等，已经成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评价依据。
在2020年1月发表的今年第1期数学领域ESI数据排行中，曲师大位列中国第10名。其中，论文数量与中科院、北大、复旦相比还有差距，但“高被引论文数”达到120篇，大学、复旦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分别仅为25、21。
值得注意的是，夹在这一众名校中的，还有排名第7的山东科技大学，其“高被引论文数”更是达到194篇，在排行榜中显得尤为突出。2020年5月的ESI数学学科榜单中，山科与曲师大则分别蹿到了第一和第三的，曾在小圈子中引起了争议。
与各式评价体系都难免成为指挥棒一样，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也想方设法提高ESI排名。据等报道，由于ESI并不区分自引与他引，有的高校将本校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鼓励学校教师优先引用这些论文，一些学校则直接通过现金励的方式，引导对本校ESI学科论文进行引用。这类做法意味着，无论是US News还是ESI排行榜，其背后量化的指标看似，实则具备可以的空间。
曲师大数学学院教授白玉真在接受采访时曾对此表示，这是US News的机构行为，与学校无关。他说，他们知道本校数学学科的实力是什么，也知道与北大数学系之间存在着差距。“可能再过十年，我们也撼动不了北大数学系（国内）第一的地位。”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侠向《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他对曲师大此次排名的看法：一个大学策略性地提升自己在排名中的，如果所发表论文没有学术不端事件，并不能它有太大问题。“存在规则，人家就可以在规则中取胜。但这种事是不鼓励的，它并没有实质地推动科学的发展，而且带来很不好的示范效应。”
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印刷了第一个“美国最好的50所学院排名”封面。当时，恰逢美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普及化，就像消费指南一样，指导人们在上千所大学机构中做出选择变得必要起来。该榜单也成为第一个的大学排名。第一个全球性的大学排行榜的出台则要等到2003年，由上海交大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简称“ARWU”）。
一年后，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也有了自己的排行榜——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简称“THE”），此后，越来越多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开始涌现。目前，世界上已公开的大学排行榜有50多种，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有10多个，其中，影响最大的四个分别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US News、THE、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的QS排名与ARWU。
1996年，当校长理查德•弗里兰从前任手中接过位于美国的时，这所学校不过是一所培养蓝领阶层的三流大学。弗里兰注意到，那些US News排名榜上位居前列的高校都有较高的知名度与声望，申请者人数多，校友捐赠多，而排名靠后的大学不得不拼命挣钱。在弗里兰看来，这张清单，有能力成就或毁掉一所学校。
因此，他提出了学校的战略：必须进入该榜单前100名，并将这看作事关存亡的大事。“毫无疑问，这个排名系统存在游戏规则。”弗里兰在接受采访时说，于是他研究人员破解该排行榜的“密码”，并复制这套。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努力。比如，根据US News的排名方法，班级规模在20人以下，就会有加分，就把大量的班级规模控制到19个人；录取率，在排名公式中也起到很大作用，录取率低的学校显得更有竞争力，于是学校招徕更多申请者，并拒掉更多的学生，一年以后，学校排名提升了7位……2006年，弗里兰退休之后，在当年最新出炉的US News排名里，已经成功挤进前100。
除了前述几个国际大学排名，国内比较有名的几个榜单包括：中国校友会推出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制作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教育质量百优榜、中国重点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以及由“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制作的中国大学评价等。
每个榜单各自衡量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莹，也是发布了AWRU、中国最好大学排名等排行榜的上海软科公司创始人。他指出，需要参考大学排行榜的读者要仔细阅读并弄明白指标背后的含义，选择对自己有用的内容，才能更好地估量榜单的价值，有针对性地参考。“有的排名针对就业，也有的针对某一学科水平，甚至有排名针对技术专利，学生和企业等都能各取所需。”
比如，QS排名最在意的指标是学术同行评价与师生比，两个指标的权重分别达到40%与20%，而上海软科发布的中国最好大学排名将30%的权重赋予生源质量（新生高考成绩得分），其次才是科研质量（10%）、顶尖（10%）等，中国大学评价则更简单，只有两项一级指标：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权重各占50%。
即便是不同榜单中出现的相同指标，也不一定衡量相同的东西。以声誉影响这一指标为例，当前四大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三个均有这一项，但对应的二级指标和赋权却各不相同，QS的声誉指标考察学术声誉和雇主声誉，而THE则注重教学声誉和科研声誉。
大学排行榜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公信力挑战。中国科技大学大学评价课题组曾发表文章称，以2010年“中国大学评价”榜单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在指标设计上存在缺陷，比如，“本科生培养得分”一项主要取决于“大学本科毕业生数量”，以“数量”代替“质量”。在这个榜单上，麻省理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等世界名校的本科生培养得分均在榜单的100 名之外，与常识严重不符。
围绕大学排名的操作过程，也不时有“潜规则”曝出。2009年，时任校长龚克透露，曾有一家排行榜的制作机构找上门来索要“赞助”，遭到学校。同年，《》报道，成都理工大学曾于2004年和2006年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随后两次给武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武书连的排行榜上名次提升。
在没有绝对正确或者真实反映大学现实的排行榜出台前，洪成文说，学生和家长在参考大学排名的基础上，可通过高校招生专家、亲朋好友和网络渠道等手段，将排行榜的信息与所获得的信息加以比较、权衡，作出更加个性化且的决策。李侠，该可以参考一个大学长期积累的口碑。相对于短期发了多少文章，一所学校如果有非常好的口碑，通常都是经过几十年沉淀的结果。
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林成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1世纪头十年，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强调向国际接轨时期，而且中国也没有非常权威的评价体系，因此，高校非常看重国际排行榜。一二十年后，当中国成为全球的科研大国时，中国一流的高校，已经开始更加地对待这些排名。
但对于那些普通高校来说，排行榜依然很有吸引力。将一所学校原来的排名从110名进入100强，这是一个校长显性的绩效指标；学校知名度提高了以后，也有利于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洪成文也表示，排行榜影响不了那些最顶尖的学校和那些差到进不了排行榜的学校，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界的影响只是中间那一小部分高校。
李侠将科学界对数量考评的片面追求概括为“绩效主义”，而刻意地提升大学排名则是绩效主义在当下的一种极致化表现。结果，它产生的深远影响是，让科学偏离科学本身，而为“指标”而指标。
“我们知道唯数字的客观主义已经造成了科学界一个很坏的指挥棒，它没有真正推进中国科技的发展，只是造就了无数论文的产生、无数引用率的提高，这种‘进步’是一种规则性的产物，但它好歹能够相对客观地激励学术界。”李侠说，如果这些指标取消了，比如未来评委认为一个人水平够高，就给他评教授，那怎么避免人情社会和裙带关系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尽管依赖量化指标过于粗糙、简化，但它有一种相对的竞争公平性，也给了不同机构流动的可能性。
“你可以我们，或者痛恨我们，但我们不会撤退。大学官员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的存在，对他们来说是利大于弊。能解决的问题的并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把数据放在那里而已。”《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位编辑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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