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起源可以推溯到 三、商办的总体状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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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办的
与此同时，政府和绅商的革除弊政和抵制外资侵略行动，与实业救国思潮相配合，并互相促动，共同形成了一个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在这一有利环境中，民众投资兴办实业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使商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主导发展方向。他们首先从投资量较少，见效较快的轻工业入手，尤以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卷烟业为主要投资对象。
棉纺织业是这一时期发展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行业。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张謇创办南通大生纱厂最富有代表性，张謇于1894年考取了为之艰苦奋斗半辈子的“状元”，但是他没有去作官，而是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以自己的家乡南通盛产棉花和土布的社会条件，决定以创办纱厂作为自己实业救国事业的基点，于是从“通州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的思想出发，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按照张謇的计划是想完全依靠商资商力创办纱厂的，但是“通州本地风气未开”，“入股者仅畸零少数”；上海方面的招股计划，也因当时华洋各厂盈利不佳，“凡迭次劝成之股，一经采听他厂情形，即相率缩首而去”，甚或“一闻劝入厂股，掩耳不欲闻”，完全商办的方案已化为泡影。 [⑧]鉴此情状，张謇不得不利用他的状元身份去求助于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经与上海商务局道台桂嵩庆商议，决定以先前张之洞为筹建湖北纱局所订购而放置于上海杨树浦江边的40800枚纱锭，折价50万两作为官股入厂，另招商股50万两。由此将大生纱厂的建厂方案改变为官商合办。当时官商合办企业已不为商人所信任，商股仍难以招集，“凡以纱厂集股告人，闻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却走” [⑨]。于是，张謇再次与张之洞、刘坤一协商，将“官机”入股数和招商股数各减少一半，并由官商合办改作“绅领商办”，官股只到期领取“官利”，不过问经营，使企业基本回复商办性质。由于企业规模的缩小和商办性质的回复，加之张謇四处奔走劝募商股，最终集成195100两股金，使大生纱厂于1899年正式建成投产。投产后，适遇机制棉纱行情走俏，大生得以用“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 [⑩]的经营，克服周转资金短缺的困难而站稳脚跟，并取得较好的效益。
大生纱厂的创办过程说明，实业救国思想是张謇决心办厂和不畏艰难的力量源泉，官方的有限援助是企业得以筹建的重要依靠，社会风气的不开是企业难以创建的主要社会原因，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和经营方法的合理是企业能否生存发展的关键。这既反映了当时商办工业产生发展的艰难，也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产生发展的特点。
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同时，也有几家纱厂成立。他们或因所在地区开风气较早，或因本人资本力量较大，未曾遇到张謇创办大生纱厂那样的困难，但是同样具有类似的创办发展过程特点。自1895年至1899年，先后开办的商办纱厂有：裕晋、大纯、业勤（以上1895年建立）、通久源（1896年建立）、裕通（1898年建立）、通益公、苏伦、大生、通惠公（1899年建立）。其中裕晋、裕通和通惠公3家由普通商人创办外，其余6家均由绅士创办，程度不同地借助了官力。如无锡的业勤和苏州的苏纶二厂，“所占格外利益，驾乎上海之上，一则人工价较廉，二则物料免税”；宁波的通久源纱厂，“申请得当局承允的一些利便，可以和绍兴、杭州两局（即通惠公、通益公二厂）一样，运货入内地时，按厘金规则每年纳银7000元，而不需在海关呈验运照，并按每担七钱缴纳关税” [11]；杭州的通益公纱厂，“经丁绅丙、王绅震元等创办以来，其时风气未开，集资不易，故迭拨官款，以为提倡，先后共拨至401000两之巨” [12]。就是由普通商人创办的通惠公纱厂，也得到了与通久源一样的优惠待遇。但自1897年起洋纱进口数激增，加之花价和工价逐渐上升，各纱厂盈利逐渐减少。到1899年后益为严重，各厂难以维持，一些由普通商人创办的纱厂首先濒临倒闭的境地，裕晋纱厂“禀请将全厂售归德商；裕源厂亦禀请另招洋商入股；大纯、华新均岌岌自危，不可终日” [13]。在此后的5年中更无一家新纱厂创办成功。
1905年后，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洋货运动中，中国人的实业救国思想更加高涨，政府的惠商政策有所完善，洋纱输入额大幅度减少，于是商办棉纺织工业开始了新的发展高潮。到1910年时又有10家新厂建成，共计办成新纱厂19家，投资总额1035.9万元纱锭数304024枚，布机数516台 [14]。
面粉工业的发展状况与棉纺织业有所不同，绝大多数工厂创设于1904年之后。从1896年到1903年，有9家新厂开办。其中由绅士创办的，只有孙多森在上海创办的阜丰面粉公司，张謇在南通开设的大兴面粉厂，后者仅有资本 2.8万元。其余均由买办及一般商人创办。从1904年起，受日俄战争的，面粉畅销，加之继起的抵制洋货运动使外国面粉进口减少，促使华商积极投资于面粉工业，不仅前设之厂增加资本，扩大规模，新设之厂亦接踵而起。到1911年时，8年内共设新厂49家，加上前一阶段的9家，共达到58家，投资总额为895.6万元 [15]。
火柴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1905年之后，且都由一般商人创办。1897年开办的长沙和丰火柴公司和汉口燮昌火柴厂，是这一时期首先创办的2家企业，但到1904年时，仅有4家企业成立。1905年到1911年则创建了27家新厂。其中北京的丹凤火柴厂虽系官商合办，但官方仅出资7000元，只占该厂资本10.5万元的7%，且无任何特权。这一时期共计设立火柴厂31家，资本总额144.2万元。这些火柴厂的地区分布状况与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不同，不是集中于上海、汉口等沿海沿江地区，而是散布于14个省，且以四川、广东、云南为最，成为分布最广的一个行业。 [16]这与火柴制造较易，投资较少，以及内地市场进口火柴较少等原因有较大关系。
卷烟业是完全在这一时期中产生的新工业部门。华商投资创办卷烟厂，始于1898年的天津北华制造烟草公司和宜昌茂大卷叶烟制造所，前者资本14万元，是卷烟行业中的一流大厂。至1904年共有6家工厂建立。1905年后出现了卷烟工业的发展高潮，到1908年又有20家新厂诞生，合前共计26厂，147.2万元创办资本 [17]。卷烟业的发展高潮较之其他各业显得更为脆弱而短暂。由于英美烟公司从1903年起迅速在上海、香港、汉口、沈阳设厂，中国的卷烟市场落入其手，使华商卷烟工业在发展高潮的同时就潜伏着衰败的危机。从1908年起，华商各厂开始连片倒闭，上海的6家卷烟厂仅剩下一家名为德隆的小厂，余均相继停业，其他各地的卷烟厂也无不受到影响。卷烟业的兴衰过程，突出显示了市场与本国工业发展的重要关系。
除了上述几种工业之外，其他各种轻工业也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发展较快的有织布业、缫丝业，其他各业如针织业、毛麻纺织业、榨油业、碾米业、造纸业、制革业、皂烛业、水泥业、制瓷业、玻璃业、酿造业、制糖业、印刷业等，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或系新生产业。在产业结构上已涉及纺织、食品、日用化工、建筑材料和文化用品各部门，较之洋务运动时期已有较大程度的完整性。在各个行业内部尤以纺织业的产业结构最为完整，已形成一个包括棉、丝、毛、麻纺织和针织的纺织工业体系。
在商办轻工业发展的同时，商办的重工业和运输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犹如洋务工业由军用工业引发民用工业一样，商办轻工业的发展，对能源、机器、运输的需求不断增加，加之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从而推动了重矿交通工业的发展。如果说上述商办轻工业的发展，对洋务运动时期商办工业有着较多的继承发展关系的话，那么商办重矿交通工业的发展，则呈现出更多的开创性。发展程度比较突出的行业有：机器和船舶修造业、矿冶业、水电业、铁路和轮船运输业。
机器和船舶修造业虽在洋务运动时期已产生，并有所发展，但资本少、规模小、技术低。甲午战争以后，不仅工厂数量继续增加，而且规模扩大，技术提高，出现了拥资50万元以上的大厂。这一时期新设的机器和船舶修造厂，仅资本在万元以上的就有22家，若加上资本不及万元的小厂，当在80家左右，是前一阶段的5倍。22家规模较大工厂的资本总额达277.9万元。其中设立于1902年的上海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资本70万元；1907年成立的汉口扬子机器厂，资本49万元；1909年在大连开办的顺兴铁工所，资本59万元 [18]。尤其是前两家，在当时和后来的中国机器和船舶修造业中占有首席地位。求新厂以制造轮船为主，汉冶萍、招商局及长江、内河各轮船公司，“皆先后向该厂订造船只” [19]，先后造成几百吨的小轮船15艘。此外还承造汽锅、引擎、铁路桥梁、铁路客货车、民用机械等。扬子厂以制造铁路桥梁、车辆、岔轨为主，也制造轮船、引擎和冶炼设备。其余各厂大都能生产轧花、纺织、榨油、碾米、印刷等机器 [20]。
矿冶工业，在洋务运动时期仅有4家商办矿场，且不是以失败告终，便是规模极小，更无一家冶炼企业。甲午战争之后，新开商办煤炭及其他燃料矿36家，创办资本总额1260.5万元；新开商办金属矿及冶炼厂21家，资本总额670.7万元 [21]。值得注意的是煤矿中规模最大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和山东峄县中兴煤矿，都是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成立的。保晋公司于1908年，由绅商刘懋赏、冯济川等筹集商股236.4万元，赎回英商福公司的矿权而设立；中兴煤矿原系中德合办，1908年收回矿权，改为华商自办，资本约200万元。此外，另有1家福建安溪煤铁矿亦有资本200万元。该三家大型煤矿的资本占该业资本总额的一半多。商办金属矿规模都不大，仅有直隶宣化兴华银矿有资本69.9万元，吉林磐石矿务公司有资本50万元外，余均在50万元以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金属冶炼厂。最早设立的是上海三和五金矿物提炼总公司，资本14万元，于1902年成立。此后相继设立的商办冶炼厂有5家，其中3家为炼锑厂，以1908年熊希龄、梁焕奎创办的湖南舜昌炼锑公司为最大，拥资150万元；同年由杨度创办的长沙华昌炼矿公司居其次，资本42万元。
水电业在洋务运动时期仅有广州电灯厂1家，可以说这一时期才是该业的真正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共创办电灯厂38家，资本1413万元；自来水公司8家，资本1030.7万元 [22]。可见自来水公司的单个企业投资规模要比电灯厂大，平均每家资本达129万元，最大的天津济安自来水公司（1903年创办）和京师自来水公司（1908年由周学熙创办）的资本，分别达420万元和300万元。但分布地区不广，仅有天津、北京、上海、汕头、汉口（水、电同厂）、成都、开封、南京等大中城市。电灯厂中规模最大的企业是：1904年创办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资本300万元；1906年创办的汉口既济水电公司，资本300万元；同年创办的武昌竞成电气公司，资本近280万元，3家资本占全部电灯厂资本总额的62%以上，其余各家的资本多则数十万元，少则数万元。电灯厂的分布范围较广，已波及30个大中小城市，但大多集中于沿海沿江省份，内地只有吉林、太原、成都、开封、齐齐哈尔等城市。除了少数几家规模较大的电气厂之外，绝大多数电灯厂主要供应照明用电，而不能供应工业用电。因此，当时的电力工业尚未成为能源工业，而往往与自来水一样均属社会公用事业。
铁路运输业作为一种商办实业，完全是抵制外国侵占路权、收回路权运动的产物。1903年，清政府作为“新政”的一项措施，在新颁的《铁路简明章程》中规定：“无论华洋官商”都可请办铁路，而且“集股总以华股占多数为限”；“洋商请办”，亦“须留出股额十分之三，任华人照原价附股”。从而使华商获得了建筑铁路的权利，加之当时蓬勃兴起的收回路权运动，一并促使商办铁路公司在“及时筹筑铁路”、“以自保利权” [23]思想的指导下而相继兴起。当时集资创办铁路公司的有华侨商人和绅商两部分人。侨商的筑路活动始于1903年，由印尼华侨商人张煜南组织的潮汕铁路公司，集资302万余元。次年，又有美国华侨陈宜禧创设新宁铁路公司，集资500万元。本国绅商的筑路活动，以绅士乔树枏于1903年发起创设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为起点。此后，各省铁路公司先后设立，到1910年时，有四川、湖南、江西、云南、安徽、山西、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广西、河南、黑龙江、陕西、湖北等15省，设立了铁路公司。各公司实收股金共计约5977万元，占预定股金总额19266万元的31%。其中川路公司实收1645万元，占预定额的78%；粤路公司实收1513万元，占预定额的76%；浙路公司实收925万元，占预定额的54%；苏路公司实收410万元，占预定额的41%，余下各路公司实收率均较低，并有3家公司分文未收。各公司实际筑成铁路422公里。其中浙路公司最多，计148.8公里，占总数的35.2%；粤路公司次之，计85公里，占20%；苏路公司又次之，计55.6公里，占13% [24]。可见，除了经济较发达的浙、苏、粤三省集股和筑路效果较好外 [25]，其余各地均未取得多少实效。此中原因，既有帝国主义的干扰，清政府的缺少支持，也有筹办者经营乏力，所在地区资本力量不足等多种因素。
轮船航运业虽在洋务运动时期已有几家小轮船公司诞生，但较广泛区域和较大规模企业的发展，则是甲午以后的事情。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外资在华航运业的进一步扩张和清政府实业政策的转变，对华商开设轮船公司的各种禁令也逐步解除，使商办轮船公司获得较快发展。到1911年时，新设的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的商办轮船公司共计达181家，其中有资本数记载的公司84家，共计664万元。如果计及资本在1万元以下的小轮船公司，则数量多达561家，资本总额797.6万元，共有小轮船978艘，总吨位为28274吨 [26]。在这数百家轮船公司中，规模较大的只有：由宁波商人虞洽卿等在1908年创办的宁绍商轮公司（资本100万元）、由陈昭常等在1910年创办的上海图长航业公司（资本67.2万元）、由盛昆山在1911年创办的天津直东轮船公司（资本50万元）。绝大多数公司的资本在10万元上下。还值得注意的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于1909年改为商办。可见，商办轮船航运业在这一时期本国航运业发展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辛亥革命的经济基础——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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