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专业的杨奎松，获得的是学士学位。虽然在今天看来，党史专业、学士学位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这是发生在杨奎松这一代人身上的事实。
在杨奎松这里，二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关联。因为他将自己的党史研究称作是“破案”。“我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每完成一篇论文，就都会有这样一种成功‘破案’的满足感。”杨奎松回忆说。
30年后，他多年研究、“破案”的“”——《“中间地带”的中国》、《的“联共”与“”》、《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探新》结集成著作集《》出版发行。
7月22日，一场有关这部著作集的“中国”新书座谈活动在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活动吸引了诸多中外学者和史学爱好者前来座谈，为的是从杨奎松这里出发，“”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在现场，学者雷颐直言：“杨奎松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把党史从变成了史学。”
有读者将杨奎松称作中国现当代史学界的“福尔摩斯”。杨奎松也承认，自己研究历史的一个极大的动力是“破案”。他说：“历史研究有点像破案，通过种种珠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拼合起来，最后常常能够发现一幅让人吃惊的历史画面。”
而在抵达这些历史画面之前，杨奎松的史学之充满了机遇，更没少了他的勤奋。重要的是，他正在经历党史和史学逐渐融合的时期。
1976年去世后，他因为一首“黑诗”，卷入了反“”的“四五事件”，也因此被打成“现行”。他半年之久，在被关押的日子，狱友曾断言他肯定会被判死刑或，但他没死成。这一次的经历，让他发现了自己的冷静。
1977年，杨奎松从出来，参加了高考，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史专业学习。“这个党史专业，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既非史学，也非学，被划在理论专业，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却写的是‘’学士。”他由此了历史研究之。他自己解释说，“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党史的学习，使我对许多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
大学毕业后，杨奎松进了中央党校的《党史研究》，做编辑。在这里，杨奎松有机会进入保存党史资料最重要的单位——中央档案馆。这对杨奎松后来的研究无疑起了重要作用。杨奎松回忆道：“中央党校是那个时代少数几个可以保存中央内部文件的单位，同时党史研究编辑部又可以随时接触到大量的各种各样关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党史研究的资料。所以我等于从两个方面受到了，一个方面是我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单位都看不到的内部资料。另外我可以在党史研究编辑部吸取相当多研究党史包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所以这两个方面帮助我在中史研究这条上走下去，至今我还是很怀念中央党校那段生活，尽管那段时间只有5年，但是那段时间对我的党史研究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教授说自己在资料收集方面已经是一个颇为下功夫的人，但他还是对杨奎松收集到的资料感到惊讶。“说句老实话，研究中国，研究跟国际、跟苏联的关系，这是个很多学者虽然有兴趣，但都是望而却步的题目。但是杨奎松进了这个领域，收集到的资料，让一位长期研究中史的学者都惊叹。读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我们看不到的资料，许多历史事实我们也闻所未闻。很多学者都很惊讶杨奎松的书里为什么能包含那么多一般的读者、一般的研究者看不到的资料。”杨天石说，“我记得多年以前我曾经问过他，我说你那么多资料从哪看到的。他说，中央档案馆。”
上世纪80年代，是杨奎松研究党史的积累期。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在当时没有电脑，全部都用手抄卡片。杨奎松光是各种资料卡片，就做了万张以上。而那个时候，杨奎松把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无论大小，几乎都跑遍了。这包括一连几年的时间跑中央档案馆。“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工作在下一个10年，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杨奎松说。从1991年开始，他接连推出了6部专著。
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教授对杨奎松的党史研究颇为感慨：“中央党校的有些老先生说，杨奎松做学问挺怪，和我们做的不一样，不是那个子。”
对还差一岁就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杨奎松，众人充满了期待。毕竟在60岁之前，就结集出版如此高难度领域的史学研究著作，非所能。
“几个月前高华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我脑子里确实闪过一些念头。我当时想以大家对高华的那种怀念和对高华的那种尊敬，也许有一天我走的时候，也会有人来送我。当然我并不期望大家过来送我，但是没想到没过几个月，我站在这儿和大家谈我的书，这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在现场，杨奎松不无深情地谈及他的同行——南京大学的高华教授。
2011年，时年57岁的高华教授去世，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引来人们无限缅怀和惋惜。高华对党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史学界流行着对他和杨奎松两个人“南高北杨”的说法。
《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徐庆全说：“‘南高北杨’的说法，我特别赞成。他们俩做学问的子是两个子，这两个子基本代表了学术界探索的子。一般人做学问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从人们常见的材料当中得出不常见的结论。高华的缺陷是没有看到档案，但是高华恰恰因为从所有人都能看到的材料当中得出了一般人得不出的结论来，所以高华才那么‘高’。杨奎松走另外一条子，利用新材料，同时利用自己的睿智，把新材料和旧材料结合起来，梳理出一条。所以这两条对我这种外行来讲都常震撼的东西。现在他们俩基本代表了党史研究的两条子，但是我觉得这两条有一个相同点，都是走的主义的子。他们的书中没有假话，而且他们都像我们看侦探小说或者拼图一样，把历史事实拼出来。”
而现在高华去世了，留给杨奎松的任务更重。“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说：“我们都有这样的基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老百姓都必须要了解他们真实的历史，我们未来何去何从，这个知识是需要有的。杨奎松在这方面不仅挖掘了很多事实，而且还有一些见解、想法。”
在座谈会上，杨奎松也对自己这30年的研究做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我的志向是希望把中国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为了写这部历史，我从中国诞生之前，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社会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和苏联的关系等这些方面入手，然后一步一步到今天为止差不多做了30年的研究。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到现在也就刚研究到1950年代。换句线年以后开始做建国以后的历史研究，建国之前历史的研究我基本一个段落。所以现在我把这个事情稍微做一个了结，下面全力以赴地做中华人民国史的研究。”
在杨奎松的意识里，他要重写中国现代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认为传统的说法有片面性，不能比较完整地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他说：“我相信我的4本书或者我对历史的这种解读和我们今天流行的这种传统的看法有非常大的区别。”
做到这个区别，杨奎松以为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者。“假如我把自己定位为历史学者，把党史定位为历史研究科目的话，那我们的任务第一就是还原，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还原历史的。”
而从现实关怀出发、关乎现实也是杨奎松这位历史学者的立足点和初衷。杨奎松说，他希望能够了解中国为什么会，为什么中国有两个党，为什么有一个成功，为什么有一个失败。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来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切，无论成功的地方，失败的地方，所有这些状况到底是怎么来的。要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先回到历史当中去。用大量的史料来分析、讨论历史是怎么发生。如果没有一个深入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当下所存在或者所发生的，包括我们今后可能会存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杨奎松感言。
当然，在这位历史学者这里，他希望他的讨论只是基于历史的讨论，而且只是从期望整个历史的得到呈现来看。他说：“我特别赞同陈寅恪关于‘同情之理解’的说法。我希望我今后的建国史研究也能够按照这个方向、按照这个思往下走。当然，建国史研究远比史研究更困难。一是档案资料太多，很难驾驭，没有办法全都看到；第二，因为它的禁区远比史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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