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市场 国家 社会 权力 阶级 公共领域
[摘要]：
本文围绕权力这一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当代中国传播研究所面对的美国实证研究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双重理论遗産，并检视研究中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理论假设、前提性概念和二元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力图确立中国传播研究的世界历史和当代国内外社会权力关系坐标。本文认爲，分析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传播与权力关系需要构建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除了全球视角和历史意识之外，这还涉及以下方面的突破：第一，避免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化，避免把一些重要的分析范畴脸谱化、去历史化和庸俗化。第二，超越「市场对国家」、「国家对社会」等习以爲常的简单二元逻辑，把国家与市场之间、国家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在传播领域的複杂构建和动态链接关系作爲分析的重心。第三，克服有关「公共领域」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同时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中汲取学术资源。第四，在价值层面，超越对「国家专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反射式的人文主义负面批评，分析国家与市场的不同赋权和社会压制本质及相关表现形式，并考量它们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在满足不同社会成员的文化传播需求方面的具体功效。
Centering on the issue of power， a core research problematic， this article critically assesses the dual intellectual legacies of American empirical research and traditional Marxism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aims to develop an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is field in a global context. Specifically， the article calls forth the following breakthrough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ramework. First， avoid media centrism and communication essentialism by grasping the mutually embedded nature of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communication institutions and processes; Second， transcend simplistic dichotomies such as those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nd the "state" and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concrete articulations of power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forces in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ird， overcome the rationalistic and cognitivist biases in the much of the debate on the "public sphere" by drawing insights from bo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al studies perspectives in Western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finally， reject any humanistic knee-jerk reaction against "tyrannical" states and "exploitative" capitalists by examining the specific patterns of communicativ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enabled by the intersecting logics of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nd by foregrounding the lived experiences and communicative needs of historically-located human subjects in an increasingly stratified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state， market， society， power， class
传播、阶级构成以及社会冲突
以上的讨论已部分说明，与「国家对市场」的简单二元论一样，简单的「国家对社会」二元论也会掩盖而不是昭示处于国家与社会接合点上的媒体和传播的角色。面对中国社会明显加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和阶级意识的敏锐感知（陆学艺，2002；孙立平，2003；2004；李培林等，2005），简单地建构「媒介消费者」、「公众」和「受众」这些全称概念会掩盖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平等，模糊媒体和传播在中国社会新旧权力关系重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正如莫斯可（1996）所言，「受众」这一术语不是一个可以跟阶级、性别或种族这些概念相提并论的分析范畴，而是传播产业自身的一个産品，被用来鉴别市场和界定商品。因此，把它与国家放在一起使用并把它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或「公民」只会潜在地模糊媒体在构建社会的阶级、性别、种族和其它社会分野中的角色。反之，考察国家、媒体和社会不同分层之间的链接，分析媒体在阶层和阶级的分化与重构中的角色，各种社会群体的传播实践，以及他们与统计和专家话语、市场规则、传播技术和全球知识文化流之间极度不平衡的包容与排斥模式，将会更有意义。
虽然新自由主义思想把市场关系的扩展等同于自由秩序的扩展，但是中国在建立市场关系过程中持续和深化的社会冲突好像已经进一步表明，制度经济学重要学者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i）在他的经典著作《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44［1957］）中有关市场与社会的视角也许对历史和现实更有解释意义。博兰尼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持续张力。在他看来，建立「自我规制的市场」（self-regulating market）的社会工程不仅是乌托邦的，而且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市场秩序的推进注定会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正因为市场的扩展危及社会，社会才被激活，把自己重构成「活跃社会」（active society），并与国家互动以求克服因劳动力、土地、货币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化而产生的对社会的破坏性后果。博兰尼把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自我规制的市场」秩序的扩展和人类为避免这一秩序的扩展对社会造成的毁灭性后果所作的努力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称为「双重运动」。写于「二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夕，博兰尼乐观地认为，２０世纪上半叶世界市场秩序的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已经让人类记住教训，抛弃１９世纪建立市场乌托邦的实验。他当时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可信性，人们也看到了「自我规制的市场的终结」（Polanyi， 1944[1957]: 142）。然而，在经历了二战后的劳资妥协和福利社会以后（在国际上，这表现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话语下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合作」），经济自由主义以「华盛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形式在２０世纪８０和９０年代卷土重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推进与以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核心的争取社会正义和生态生存的社会抗争构成了２０世纪末和２１世纪初新的「双重运动」（Silver & Arrighi， 2002）。
「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所独有的社会状况是，改革名义下市场关系的确立和资本原始积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剥夺式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Harvey， 2003）的客观过程、急速阶级分化的后果和社会文化的断层，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的。更加非同一般的是，这一过程是被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平等、社会正义以及抗争的正当性等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体所亲历与体验的（Zhao， forthcoming）。中国民众长期擅长于解读媒体「字里行间」的意义。一句「正面新闻反面读」生动地反映解读新闻的一个重要策略。虽然主流舆论导向谨慎处理有关「群体事件」的新闻传播，「稳定压倒一切」更是媒体最重要的政治底线，但是，中国不同社会阶层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仍感受到尖锐的阶级冲突意识（李培林等，2005）。事实上，正是权贵阶层中部分成员的骄横和底层社会成员对社会分化和不公正所具有的高度敏感，才能解释2003年的「宝马事件」和2004年的「万州事件」（Kahn， 2004）。
正因为如此，中国传播系统在遏制社会衝突，防止不同社会抗争势力的融合以及阻碍其他可能的政治替代选择出现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的社会抗争运动多数都是自发性的、小规模、地方性和彼此孤立的。它们缺乏内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互相链接。因为不同社会群体面对不同的困境，所以他们用以表述各自的不平和社会正义要求的特定术语不容易超越阶级、地区、性别、宗教、民族和教育程度等障碍而形成社会运动合力（Perry & Selden， 2003）。不可否认，中国的抗争性社会运动以分散和不协调的形式进行的部分原因正是「正确舆论导向」持续努力的结果。传播以及精英和大众话语之间的不同链接动态在促进或阻止有组织的社会运动的形成过程中起著关键作用。
结论
总之，构建一个全面和综合的框架来分析全球化语境和世界体系中中国的传播与权力关系需要涉及如下方面：
第一，避免媒体中心论和传播本质化，避免把诸如国家、市场、社会、自由民主，公共领域、阶级、权力、意识形态等重要概念脸谱化、去历史化和庸俗化。它要求对中国社会中国家和市场形成的特定历史过程有深刻、全面和从全球视角的理解，在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同时警惕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陷阱。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当代中国国家是一个在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锻造过的，曾经拥有普遍的权力宣称的现代国家，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欧资产阶级所反对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国家一方面无法抛弃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和一个不平衡的国际权力结构的束缚下追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发展。
第二，必须超越一系列受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伪二元逻辑。这些伪二元逻辑掩盖了中国国家和市场之间、国家和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市场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复杂构建和链接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有关传播与社会的研究需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中国的阶层、阶级形成和社会分化过程，以及已经和正在发生变革的国家仍是各种社会冲突的容器和纷争的场域这一事实。虽然「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概念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吸引力，有关它们在中国语境中的讨论有必要考虑这样两个因素：世界体系中具体的社会权力结构以及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遗产。在高度全球化的信息资本主义时期，在这样一个发展极端不平衡而且大部分人口还是生活在农村的社会里，在这样一个以代表工人和农民等底层「公共群体」为其历史合法性基础的政党领导的革命后国家，一个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想化了的、让人满怀期待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许有因其先天发育不全而夭折的可能。从现实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西欧形成的本意就包含著既要反抗来自上面的政治威权又要钳制来自底层的大众抵抗的双重过程的话（Fraser， 1992），那么，当今中国社会力量的平衡关系状况意味著，中国政治经济和媒体精英可能在钳制来自底层社会压力的共同事业中结成联盟 （He， 2000; Zhao， 2004; 2005）。当然，这不排斥国家（尤其是中央或地方政权中的官僚集团）与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个被布尔迪厄（Bourdieu， 1998a）恰如其分地称为统治阶层中的被统治者阶层――之间的冲突。正如近几年的「冰点事件」和「南都事件」[5]所显示，这种冲突有时会相当明显。但是，忽视、低估社会分化，把抽象的全称「社会」概念和单一的、理想化了的「公共领域」概念与被去历史化和脸谱化了的「国家」概念相对立的分析框架，要么是「理论的贫困」的表现，要么是有意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努力有可能是为了掩盖新兴权力集团的霸权意图而把自己呈现为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的意识形态工程的一部分。
第三，传播研究的广泛、更全面的视角要求克服多数公共领域争论中的理性主义和认知主义偏向而关注身份与认同问题（Schlesinger， 1999; 2001），尤其是至关重要的民族认同问题，也要求克服政治经济和文化研究之间存在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分析重心上的分野。同时，还需要通过对国家边界之内、之间和之外的复杂互动的分析，来强调理解社会分层过程、统治和抗争的结构，以及全球人口、经济、文化流动中的动态发展。这将开启构建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民主形式的可能性，也将开启在全球背景下构想人类传播新视野的可能性——这种传播研究关注人类在全球社会和一个由于资本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扩张而导致生态恶化的情况下对共同生存的追求过程（赵月枝，2006b）。我们需要警惕以革命的名义施暴和在推翻一种统治权力关系后建立新的、也许更有压迫性的权力，也要拒绝因把权力和意识形态概念绝对化和庸俗化而导致的犬儒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诱惑。同时，我们也不应抛弃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革命话语所隐含的被布尔迪厄（1998b）称之为「合理的乌托邦」（reasoned utopia）的内核，无论它是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或古巴革命。
第四，在价值层面，要超越对「国家专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反射式的人文主义负面批评，而去分析国家、资本的不同赋权和社会压制本质及其表现形式，以及它们作为权力的不同矢量在具体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与不同社会力量的文化传播需求进行的具体链接，从而避免构建不同分析范畴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这样做，其目的是为了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坚持和弘扬人文主义精神。如莫尔（Barrington Moore Jr.）所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工程或者「进步」，无可避免地造成了大规模的人类灾难。莫尔敏锐察觉到，「值得记住的是，没有证据证明任何地方的民众曾经向往一个工业化社会，但有很多相反的证据。说到底，所有形式的工业化都是由残酷的少数人推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1993：506）。莫尔的评论者弗雷德曼（Edward Friedman）和斯加特（James Scott）接着指出：「如果这将继续成为事实——很难让人理解为什么这一不良的现实会突然消失——那么，人们必须警觉那些许愿天堂就在市场经济和议会政治里的人们，而必须诘问在任何转型时期是谁在承受着痛苦」（1993：xii）。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和主要是传播领域的技术发展过程，已经加剧了这种许愿和痛苦。
显然，我在这里讨论的宏观理论框架和阐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出发点不同于其他许多分析。比如，在国外，林奇就认为，「中国文化」持续重构过程中内在控制力的「丧失」，是中国「为了财富和实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1999：201）。在国内，王山假冒德国汉学家的名义发表过为了所谓的「民族大义」某一阶级必须被牺牲的充满「霸气、血腥气」的反民主的「超人政治」言论（王蒙，1998）。在「朗咸平风波」 中，《北京青年报》社评部主任张天蔚（2004）对「主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集体政治姿态和社会传播策略的如下阐述也颇令人深思：
尽管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些积累下来的矛盾已经很难遮掩，但「遮，还是不遮」，却依然是颇费思量的艰难选择。主流经济学家当然是「遮掩派」的骨干……面对当前的现实，他们对自己当初不遗余力的主张也未必没有怀疑。但经济学家是深谙路径与成本计算的……尽管可能付出代价，比如一代人——当然不包括经济学家自己——的幸福，但只要埋头冲过去，前面就是美好的秩序：产权清晰、交易公平、司法公正、 社会和谐。而能够「冲过去」的前提，是在这个过程中注定成为「代价」的那些人，最好能在浑然不觉中被「付」出去。在主流经济学家的计算中，这是在已经形成的路径依赖约束下，中国走向辉煌未来「成本」最小的选择。
如本文开篇所言，在本文力图构建的分析框架内，权力问题是核心。就其终极关怀而言，这一理论框架的归宿不是「中国」、「中国文化」、「民族大义」、和「中国走向辉煌未来」等宏大叙事和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抽象全称概念和总体性社会工程，而是特定社会群体、特定时空和社会关系中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和群体，以及他们作为中国社会的不同构成之间活生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关系。毕竟，不是抽象的传播过程，也不是被物化的传播制度，而是社会传播，即，不同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传播关系，也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即整个生活方式，才应该是传播研究的主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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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尹连根博士为本文的翻译作出了贡献，陈韬文教授和两位匿名评审对本文提出了十分中肯和珍贵的修改意见，罗慧对本文的个别中文表达提出了修改要求，特此感谢。
[2]由于篇幅关系，本文无法对这一争论的丰富文献进行阐述。有关文献见公羊（2003），最新有影响文章见汪辉（2006）及张维迎（2006）。
[3]「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联系，但又有深刻的区别。狭义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教条与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以倡导经济自由化和产权私有化等经济原则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广义的「新自由主义」是指市场理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实际上，「自由主义」本身就是很复杂的思想体系。比如，「古典自由主义」与「战后自由主义」就有明显的不同（结合媒体研究的简单概述见 Hackett & Zhao， 1998 [哈克特与赵月枝，2005]）。有关「华盛顿共识」与全球化在中国语境中的讨论，见黄平、崔之元（２００５）。最新社会理论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定义与分析，见 Harvey， 2005、Ong， 2006、Robison， 2006。
[4]相关报道见「护厂近况」的博客，〈两亿国资，只许２２００万买出，引发流血冲突〉。上网日期：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取自 http://www.gongnong.org/bbs/read.php?f=7&i=1866&t=1866；重庆３４０３工厂，〈国企私有化终将引发革命——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公开信〉。上网日期：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４日，取自http://www.gongnong.org/bbs/read.php?f=7&i=1866&t=1866。有关网络报道详细分析，见Zhao， forthcoming。
[5]详细分析见Zhao，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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