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历史爱好者们很容易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和古希腊相比，中国先秦的战争描写整体上非常简略，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还原的特征----具体来说就是先秦古籍对于阵型布置、兵种配比、战场地形等信息记载不全，以及这样的缺陷，对于后人理解历史造成了哪些影响。
是否合“礼”：服务于礼的解释系统相比于古希腊城邦多元并立的世界，以及受惠于伊奥尼亚哲学、以探究过去历史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历史》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上古时代，历史书写者主要发源于祭祀占卜的巫师，这些人掌握着记载过去的人物名字、掌管政教礼仪、掌管祭司预言，乃至随军征战的作用，正因为巫史在当时社会上的崇高地位，所以“国家的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春秋以降，史和巫逐渐分道扬镳，但作为巫师的继承者，很多名称中有“史”的贵族与文化依旧在对过去和未来积极地进行解释和预言，并通过史录这一特殊的形式，通过褒贬、预言“为天下立法”：推行一套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社会理想和伦理准则，因此在左传中，后人看到的，是对历史事件是否符合礼制、、天意的判断，对很多事件的分析，没有原因、过程，也没有判断，他们只强调孤立存在的事件或者行为是否“合礼”，但是合礼的解释，本质上不一定合理。
虽然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会用倒叙的方式“初”，或者是当事人的事后分析与追问，或者是之前文字中埋下的伏笔，追忆战争成败之前、胜利者和失败者看到的种种征兆：比如长勺之战后，曹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精彩论述，比如泓水之战后，宋襄公对于“寡人虽之余，不鼓不成列”的坚守；比如韩原之战前，帮助秦穆公的野人是如何吃马肉但是被秦公的；城濮之战前晋文公的噩梦，崤山之战前晋文公棺椁里发出的怪响，鄢陵之战前楚共王对养由基卖弄武力、炫耀战技的嗤之以鼻，吕锜在战死之前，梦到自己射中月亮而死的，都是这种对事件追问的具体体现。但左传中大量出现关于重大战役和军事行动的梦，正是史官具有巫师思维模式的重要体现：他们将人们潜意识中看的物象、流淌的情绪暗流看做神意，并以此指导凡间的军事活动，而且他们甚至将这些梦的预言，或者一些礼制的行为，直接作为决定战役成败的因变量，但其实一些作者归纳的原因，并不是直接导致军事行动成败的因素。比如秦军偷袭郑国的战役，王孙满尚幼，看到了经过周国北门的秦军，于是对周襄王说：“秦师轻而，必败。轻则寡谋，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秦军兵车上的战士都脱下战盔，下车致敬，接着有三百辆兵车的战士又跳跃着登上战车的非礼行为，无法直接的决定战役成败-----在礼崩乐坏的时代，不讲礼制已经是常态，就连霸主晋文公，都有让“天王狩于河阳”的非礼行为。其实崤之战秦人失败的直接原因是远征距离过长、惊扰了沿途诸侯，而周、郑是位于天下之中的情报集散地，秦军在这里过早的了行动意图，所以郑国人提前了郑城内的秦人内应，并做好了防御准备，通知晋人行动。再比如长勺之战，作为不讲究礼制的偏战，这一“非礼之战”被史官以浓墨重彩加以详细记载，但是无论是战前鲁庄公和曹刿的庙算，还是曹刿的战阵指挥，强调的都是所谓的、士气因素，仿佛决定邦国存亡的重大战役就是一场由宣传机器策划的士气游戏、调查，但是实际上结合战场地形、战前格局和两军的军事风格分析，就会发现，其实“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 背后，是齐军三次主动冲锋造成了阵型混乱，前后军交替出击时互相阻塞，这才给了阵型稳定的鲁军以可乘之机：再比如齐晋之间的鞌之战中，晋军司马韩厥在开战的前一天梦到自己的父亲说：明天交战时要避开战车车厢的左侧或者右侧，结果第二天齐侯在交锋中，果然避开了韩厥，射杀了韩厥的车右。正是因为左传的整套解释系统服务于对“礼”的阐释与“非礼”的，所以相比于对军事战争细节的客观还原，对做出的判断，才是这套体系的首要作用。在左传中，读者经常性的看不到对整场战斗排兵布阵的记载，看不到对于兵种分布的描述，看不到对战场地形、交战时气候的记载；反倒是大量的笔墨，被用于描写国君或者单个贵族武士的骁勇善战、进退有度或者。这样的叙事目的，自然给还原先秦时代的古代战场、古代战役造成了巨烦。
媒介和写作传统对于信息传递的干扰除了创作动机，从信息的过程来看，首先先秦时代的文字----大篆笔画繁复，书写时间较长，而书写材料（青铜，竹简，帛书，碑文等 ）的成本与过硬或者过重的质地，都给大量记载繁复信息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文字书写的困难，加上前文提到的解释原则对于写作流程造成了。这样的背景下，分开记载信息的传统也容易造成干扰：无论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是左图右史，还是为经作注，造成的问题是事件主干和关键信息、辅助信息的脱节，比如东周时代以战车数目统计一军总兵力，但是一乘的随从步卒随着列国制度的变化，南北方是各有千秋；再比如国君出战相当于一定数量的战车：按照上古遗风，当时的贵族默认国君和太子的战斗力最强。如果注释遗失了，那么这样的细节其实很难为后人所知。
记载工具的问题，也《左传》的作者将聚光灯打在了关键人物身上，惜墨如金的作者采用微言的方式，以凝练的方式，通过个人缩影，来暗示战斗的整体情况。再加上春秋战国时代，列国贵族的一体化程度是在不断提高的，在通婚、朝聘、征战、交质、结盟等场合中，列国贵族可以通过酒会等形式了解到其他贵族的种种风雅趣闻或者战场表现。因此列国史官比较容易收集到贵族们的往事。因此在春秋三传中，作者都通过这些人物的战斗情况，来反映军队的整体情况。比如在鞌之战中，作者以“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暗示齐人的轻敌和主动出击；用对面晋军主将“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概述齐人冲锋的迅猛，让晋军主帅满身流血；作者又用混战中齐侯之车对韩厥的战车进行的惊险追击战，来暗示两军已经进入激烈的混战状态。
正是因为书写成本高，所以惜字如金的作者，还会采用交替视角的写法：比如在晋楚间的鄢陵之战，晋国有楚国的贵族苗贲皇，楚人一方也有晋人伯州犁，两人都很了解母国的军事风格和布阵原则。《左传》里，晋楚两军的布阵和军礼流程可还原性极强，都是作者让两个叛臣站在云梯上瞭望敌阵，借两个叛臣之口说出来的；在对艾陵之战的描写中，作者也是记载了三军阵列的情况：“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齐国书将中军，高无平将上军，楼将下军”，随后“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则以交替视角暗示两军各击垮对方一翼，最后吴王派出养精蓄锐的中军王卒一举扫清，结束战斗，语言干净利落，概括性极强；《左传》对城濮之战、邲之战也有类似的精准记载。但并不是每场战役，都能如此简练明了：泓水之战，后人仅仅是知道宋襄公等待楚人渡河后发动，仅仅知道宋襄公的门官卫队全军覆没，自己大腿受伤，但现在人们对于襄公是位于左、中、右哪一侧，楚军到底是两翼包抄合围襄公，还是优先打击襄公所在的侧翼，都是一概不知。
更多的战役结果，则是以“xx伐A，B败绩”、“A伐B，取C”，“A与B战于C”，“A克B于C”的形式出现，更多详细细节就是一概不知了。
这样的写作风格也影响到了后来司马迁对于秦汉之间，以及他所在时代的战争的叙事：记载关键人物的关键言行，比如陈胜吴广夺剑杀的瞬间、项羽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精彩微操、李广那高度艺术化的骑射技巧，荆轲在咸阳宫中对秦始皇的追击，还有田单即墨时的装神弄鬼、智近乎妖，还有火牛阵，但同样对于关键战役的排兵布阵、地理气候等关键信息却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
从军礼、君子之风到谋略：战争思对于军事记载的影响先秦时代军事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从春秋到战国时代，整体缺乏《荷马史诗》、《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种，对于兵种搭配、兵种类型、不同地形上的布阵，还有战争肉搏细节的精彩刻画，而且这样的描写是在日益减少的。
除了书写工具笨重而昂贵的问题依旧存在外，因为先秦时代的军事描写整体上是受到贵族影响的，所以贵族阶层对于战争文化的偏好：从春秋时代的军礼约束，到战国时代的整体战争思，决定了当时文本对于先秦时代战争描写的侧重点，不会落在具体细节上：在春秋时代，虽然存在明显的“勇力胜过美貌”的审美取向，比如《左传》中就记载过一个贵妇选择了骁勇善战、戎装整饬的武士为夫，而不是服饰华丽的贵族公子；但是从东周开始，无论是孔子的慎战，还是的“兵者不祥之器”，还是荀子的之兵，或者是墨子的“大不攻小，强不侮弱” ，或者是兵家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绝大多数情况下，先秦精英们绝不否认战争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战争的一面，总体上还是受礼约束、持雅驯而克制的态度：《左传》体现的贵族们的镇定、优雅和胆怯等情感，而多数《诗》中的战争篇目也很少正面夸张战争的和将士的血性。
《左传》中不乏对于君子们在战场上的种种特写，比如铁丘之战中，有赵简子被战戈扫中头盔，震碎牙齿、被敌箭射中肩膀的惊险一幕；鄢陵之战中，楚共王、吕锜、养由基等人进行过对射单挑，楚共王目睹了郤至的勇猛，派人送礼表示对他的赏识，而郤至三次碰到楚共王，都地下战车，脱下头盔，快步向前而使者肃拜。然后继续上车履行职责；而晋厉公看到对面的子重指挥有方，也派人给子重献酒，子重在将酒一饮而尽之后，继续击鼓指挥，表示自己愿意继续接招迎战。而到了开打的阶段，在鄢陵之战中，石首和唐苟为了掩护国君，先是收起了主将的旗帜，然后二人留下一人断后，为掩护君王而血战到死；在齐鲁廪丘之战中，冉猛这种冲锋一阵、发现无人跟自己之后地撤退，还表示自己曾经力战。
但这些信息仅仅是小范围的在贵族圈子中流传，作为给《春秋》经的注解，由君子逸闻而来的案头文本，仅是在识文断字的上流社会中流传，无法代表当时的主流。而要看当时大众上的对战争的态度，要看被贵族编辑、过滤过的民间歌谣：比如北方的《诗》和南方的《九歌》。就是《诗经》里的战争诗歌，《国风》里的《式微》、《邶风·击鼓》、《豳风·破斧》，大多数平民，士兵对于战斗的态度是厌倦、的，类似的情绪还出现在《小雅-采薇》中；对于战争的正面描述，比如《郑风·清人》、《秦风-小戎》、《秦风-无衣》、《大雅·常武》主要写的是军队的军容威严，将士们同仇敌忾，军队战后执讯获丑的情况，但是对于战争的动作、士兵厮杀浴血的描写非常回避，或者写的非常写意，比如说《大雅-常武》中，对于周军的行动描写就是“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主要是以排比、类比的修辞手法描述战斗过程，然后重点强调的战前气势威武的行军，和战后严厉的审问俘虏、收编臣属的行为。
反倒是情感更充沛、用词修饰更加华丽的《楚辞》中，有一篇诗歌对于先秦战争的细节有精彩的描写，那就是《九歌-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虽然这是祭祀的巫舞歌词，但诗歌不仅极具画面感的丰富词汇、色彩对比，还大致准确地描述了秦楚战争中两军列阵--弓弩对射---战车对冲---步兵肉搏---主将击鼓指挥---全军覆没的战斗流程，作者还写到了惊心动魄的战马受伤、战车冲乱步兵阵列、主将填埋战车车轮死斗到底的精彩细节。
《国殇》的淋漓尽致和血性冲动，让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春秋战国时代还存在过类似于《秦风-无衣》这样的激昂战歌，但是经过了删减修订之后，与平和原则相的大部分民间歌谣遭到了无情否定，这才有了后人所看到的《诗三百》的风貌。放眼《国殇》所对应的公元前3-2世纪，就会发现《国殇》只是一个小概率个例------随着全民战争的战国时代的到来，军事人员的专业程度、军队的规模，军队的作战半径和战前规划都今非昔比，军队阵型更加灵活机动，单次战争可能会将地图最南到最北，乃至非诸夏世界的卷入其中，所以《诗经》和《左传》时代个人勇士的武勇，特定阶层和特殊族群贡献的特殊兵种，对战局胜败的影响整体下降，国君和高级贵族亲自冲锋陷阵的古老传统也几乎消失，所以，看��葛之战、鄢陵之战、城濮之战、艾陵之战、越灭吴之战等早期战役，还能看到由国君和大贵族坐阵左中右军的部署情况，到了战国时代，类似的记载则逐渐没有。
传统贵族眼中那些缺乏武德、出身低贱、不用一线肉搏、而具有参谋性质的兵家、纵横家们，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当时的文献中，出现多的是外交策略、对于一国实力和外交方针的总体评估，以及更加宏观的谋略，很多大战役，比如秦楚的汉中争夺战、鄢郢之战，燕国破齐之战，还有马陵、桂陵之战，或多或少留下了清晰的对战前谋划、战争进行过程的记载，但是对于某场战斗中具体的行军列阵、兵种配置，在某一地形区的以及每场战役中的兵种搭配原则，整体上是被一笔带过乃至忽略。相关的阵型、兵种等细节，反倒要去诸子著作比如《孙膑兵法》、《荀子》、《孟子》、《吕氏春秋》里去寻找那些语焉不详的百家之言，而这些作者写书的时候，他们所写的战役可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他们的滔滔不绝，有可能反应的是他们所在时代的情况......
观念的背后是什么？这些问题貌似是观念的变更，但是观念变更的背后，则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偏好的大问题。如果说秦汉乃至三国，到南北朝，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汉人因为社会组织结构或者压力，还保持着尚武血性的话，到了更晚的时代，文化原点奠定的“兵者凶器”、“兵者诡道”之类的原则和后来的制度一起，会将整个族群的战争文化，以及对战争的理解向着并不阳刚磊落的方向引导。而且在文明起点时代，将军事描写过早和、和礼节做绑定，将战争的胜败，无比单纯地归结为天意、、个人勇武、外交、战前动员等单一或者某俩方面因素，而轻视那些被君子们视为细枝末节但却很重要的信息(兵种-布阵-战争地形-具体细节），不仅造成了早期战争面貌还原的极大困难，也严重影响了后世对于古战的描写和研究：既然官修史书中都免不了出现各灵异事件或者各种超级赛亚人，民间对于战争的感性描述（斗将、巫术般的阵法、游戏机制般的回合厮杀）就更加难以免俗了。早期记载的稀少与残缺、文字的破译难度，也给了先秦或者尽情贬低先秦者以巨大的空间：更不谈那些被当做斗兽棋玩烂的魏武卒、秦锐士、齐技击了：他们的具体面貌是什么，军事风格在兵种、武器、阵型、战法等具体指标上的差异究竟何在，由于一手史料的残缺和出土文物的匮乏，也是缺乏。
而权威机构对于上古早期战争的研究，或者不得其人，或者研究者在其位不谋其政，或者认为“古代战争对于现代参考意义有限”，于是以大而化之的官样论文胡乱搪塞一通，更导致了此领域研究的缺位和各种乱象。大秦帝国的孝子慈孙们也是不甘落后：第一秦吹孙皓晖及其徒子徒孙们肆意意淫，作为“研究”的《大秦帝国》，混杂着性极强的个人意淫和各种历史元素，但是其作品的底层逻辑却是中国近现代史+史，却成了千万秦粉的春梦之乡。大千世界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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