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天津碑刻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等，但是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也因此在社会发展中未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根据其自身特性，碑刻文献应与天津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共同发展。具体而言，实现两者融合的路径包括：一是清查家底，建构数据库；二是顶层设计，集中开发；三是开发碑刻旅游产品；四是加大宣传，打造名牌。以此丰富、提升天津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层次，并为各地游客了解天津的社会历史创造更好的机会。
关键词：碑刻文献；天津文化旅游产业；融合
碑刻通常是指以石质材料为书写载体的铭刻文字，而以碑刻构成的所有文献统称碑刻文献。其中，大量的地方碑刻文献，不仅反映了某地区的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风土人情等，堪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实录，而且往往集历史、文学、书法、镌刻于一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它们也构成了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同时与当地的文化旅游产业有着密切关系。不过，相对于湖南、陕西等地区，天津的碑刻文献与文化旅游产业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与之相关，在旅游发展中，碑刻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与天津旅游产业的衔接、协同与融合等也十分有限。现即拟对天津的碑刻文献资源的现状重新加以审视，并对其文化价值进行估衡，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其与天津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路径，以此促进天津文化事业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一、天津碑刻文献资源的现状审视
截止到目前，百余年来天津碑刻文献经历了三次清查：一是清代嘉庆年间，天津人樊彬曾辑有《畿辅碑目》二卷和《待访碑目》二卷，辑得 1500 多种；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经过调查共发现碑碣、墓志铭、塔记、幢记等共 231 通。三是 90 年代李经汉先生撰《续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称能确切知道的合计 800 通左右。就数量来说，天津的碑刻文献资源可谓丰富。
这些碑刻文献主要分碑、墓志、石幢、石匾四大类。其中，庙碑数量最多；会馆碑、书院碑、道桥碑、理教碑、告示碑、墓碑数量次之；义学碑、义地碑、衙署碑、慈善事业碑、教育体育设施和研究所碑等相对较少。其所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涵盖了地理、人物、民俗、政治、经济、文学、教育等内容，因此对于天津地区社会、经济、军事、文化、历史事件、人物等的了解、研究和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经调查可以发现，天津碑刻文献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首先，天津碑刻数量大，但目前的统计还不完全清楚。李经汉《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和《续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虽统计出 800 通左右，但是他更多是辑录市区内的碑刻，而对蓟州、宁河、宝坻、静海等地碑刻载记较少。并且，这些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所作的统计。30 年过去了，不仅在蓟州区新发现了大量乾隆的题字碑，而且在市区随着房屋拆迁和道路施工等也新发现了不少碑刻，但是，在李经汉之后，再没有人或团队，对其进行重新整理和统计。其次，保管不当，毁损、丢失严重。由于保护意识较差，不少人对于碑刻，不视其为“宝贝”，反而当作“包袱”。在农村地区，不少碑刻散落野外，遭受风雨霜雪，有的还被当作铺路砌墙的石块，甚至支作桌面，流失情况和破损程度相当严重。笔者就曾在蓟州区穿芳峪发现丢弃路旁的半截清代《重修龙泉寺碑记》，而在市内吕祖祠中众多收集来的碑刻更是被胡乱堆积在院子内。再者就是，保护不力，利用率低。碑刻由于较重，移动不便，往往存就近放在发现地，因此属于多分散管理。而收藏单位，由于条件有限，如经费不足、人力欠缺、观念欠缺等，将集中起来的碑刻，往往置于室外露天，难以做到封闭保管。并且，这些碑刻杂乱无章，往往既无法认读，更不能藉其进行研究，也不能作为旅游开发。
二、天津碑刻文献资源的价值估衡
现存天津碑刻文献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学术研究、遗址复建和书法艺术等三个层面。
就学术研究来说，碑刻文献因为载体的特殊性和长久性，故相对于纸质文献，很少出现讹、误、衍、脱、伪等现象，也因此在考证历史的翔实、补正史志的阙载、纠正史籍的舛误、佐证史书的载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东汉时期的《汉故雁门太守鲜于璜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汉碑，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其中阳文载记了雁门太守鲜于璜生平简历，而碑阴详述了其家族世系。这对后人了解和研究汉代天津地区的社会历史无疑甚有裨益，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其他如《重修天津府县学宫碑记》《天津府正堂稽古书院告示碑》《重建萃文书院碑》等道、府、县维护书院告示碑，都是难得的清末书院资料。而宗教研究方面，则有佛教的《圆通观感应碑》、道教的《吕祖堂重修碑》、民间宗教的《天津理教公所创始人尹岩墓碑》与《重修关帝庙碑》等。此外，还有不少碑刻或涉及历史地理学研究，可考证府县乡里的历史沿革等。
由于岁月变迁或战争动乱等，古代的一些重要的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建筑不复存在，往往仅在史志文字略有记载，对此，现存的相关碑刻就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若要恢复或重建风景名胜等历史文化建筑，就亟需碑刻文献作为佐证。如《修文庙记》就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文庙的空间布局和匾额悬置以及树木栽植等。而《河东大直沽天妃宫碑记》则记载有宫殿的布置以及天妃宫周围建筑的信息。它们都为后世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依据。
在遗存的历代天津碑刻中，碑版本身的字体有篆、隶、行、草、楷书等，丰富多彩，不一而足，是研究地方碑版书法艺术发展的珍贵资料。而从历代的碑刻风格也可以见出我国书法艺术的历史变迁。其中最为知名者是《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其堪为兼有书法艺术价值和装饰鉴赏价值的珍品名碑。其次则是民国时期的《南皮张氏双烈女庙碑》。碑由曾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撰文，并由天津大书法名家华世奎书丹。其楷书书法尤为知名，被认为是深具三味，肥而有筋，瘦而有骨，相互呼应，行气极佳，现在已成为中国历代书法大家名帖名碑珍藏系列之一种。
从两汉到辽金元再到晚清民国间，不同时代的碑刻承载着不同时期文化面貌，后世在欣赏这些碑刻时，除了获取知识之外，还足以欣赏、品鉴这一方方的艺术珍宝。
三、碑刻文献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路径
碑刻不仅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实物形态文化产品的消费服务，还可以为公众文化消费提供具有深度的文化熏陶。其内容可以提供知识，书法可以作为直接艺术欣赏和摹效的对象，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文化需求。就文化旅游而言，碑刻文献与其相融合，前者不仅可以直接作为观赏的对象，也可以作为推动后者内在因素。天津的碑刻文献，在全国范围内，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文化旅游资源。而若要实现两者的融合共赢，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清查家底，建构数据库。建议由天津市政府的相关部门牵头，组织各级文物管理与保护、古籍整理规划、宗教管理和旅游景点选取等单位，对现存碑刻资源的存废情况、数量多少、存藏地、责任单位、责任人、保护经费来源、内容简述、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等，进行全面普查、核实。做到注册与实物相符、实物与存藏地相符、责任单位与实物相符、责任人与实物相符等，进而真正摸清现存碑刻的真实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完成《天津碑刻总目提要》，并建构共享数据库，为实现天津现存碑刻与文化旅游产业化的融合提供前提。
二是，顶层设计，集中开发。在普查之后，还应立足区域内碑刻资源的总体状况，综合考察其分布、类型、文化内涵等，并结合产业化机制、政策等，进而制定出整体规划。建立起立足长远，兼顾当前，与市场经济和社会需求相适应的制度性框架，以疏通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通道。
三是，开发碑刻旅游产品。在拓片产业、碑刻复制、书法展示等方面，进行包装，提供市场，供旅游者收藏。同时，在旅游景点增加碑刻资料展览厅和影厅等，运用声、光、点等多元化传播模式，对碑刻的历史、形制、材质、内容、作者、书者、镌刻者、文字风格、价值等，进行双语宣传和介绍，加深游客的游览印象和感受。
四是，加大宣传，打造名牌。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应通过建立天津碑刻网站、制作相关的影像视频，进行宣传和推介，打造属于天津碑刻的知名品牌，不仅让国人，还要让全世界都能了解和接触碑刻，关注碑刻，热爱碑刻，保护碑刻，珍藏碑刻。
天津碑刻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旅游价值，它对于我们了解天津历史的发展和古代社会的丰富生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碑刻文献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并且将其纳入到文化旅游产业中，不仅能引起社会对碑刻文献的重视，而且可以提升天津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层次，并可以为各地游客了解天津的社会历史创造更好的机会。
参考资料
[1] 李经汉.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 [J]. 天津史志 ，1985(3)：57-64.
[2] 谢国祥主编，王永发等编写. 天津古代建筑 [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89：183-213.
[3] 李经汉.续天津市现存碑刻目录 ( 续完 )[J]. 天津史志 ，2004(3).32-35.
[4] 许檀.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及其价值 [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3)：15-19.
基金项目：天津社会科学院委托重点课题“天津地方古籍文献资源的建设、开发及利用”（15YWT-01）。
作者简介：罗海燕，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天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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