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商业规模的扩大，长崎唐人纷纷建立起所属于各自乡帮的寺院伽蓝，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座佛寺并称“ 唐三寺”，分别是三江帮的兴福寺、福州帮的崇福寺、漳泉帮的福济寺。 福济寺最初本是供奉妈祖的小庵，在唐通事与漳泉帮唐船主的共同努力下始建伽蓝，最终发展成临济宗黄檗派的寺院，直到明治时期随着唐人贸易的衰退，福济寺也逐渐由盛转衰。
［ 关键词］ 中日交流；长崎；福济寺；漳泉帮
［ 中图分类号］ Ｋ２４８；Ｋ２４９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１００７ － ９８８２（２０２２）０３ － ０１５４ － ０４
长崎县位于日本九州岛西部，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自古以来长崎就是沟通中国与日本的桥梁，也是江户幕府锁国时期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港。 其间以中国、荷兰为主的外国商船频频到访，长崎乃至日本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空前发展。 历来关于明清时期中日关系史主要聚焦于贸易史研究① ，以宗教文化传播为视点探究中日关系的论著相对鲜少，尤其是关于长崎 唐寺的专门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拙稿尝试从贸易活动与文化传播相辅相成这一视角，主要根据原福济寺所 藏的历史资料② 与其他相关文献，对长崎福济寺的成立与变迁进行多方面的历史性考察。
一、唐寺的兴建及其起源
明末清初时期，随着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商业规模的扩大，长崎唐人纷纷建立起所属于各自乡帮 的寺院伽蓝，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座佛寺并称“ 唐三寺”， 分别是三江帮的兴福寺、福州帮的崇福寺、漳泉帮的福济寺，若加上之后岭南帮所建的圣福寺，亦称 “ 长崎四福寺”。 这些由唐人兴建的佛寺，对当时长崎的贸易与社会都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 究其兴建的原因，笔者试归结为以下三点：
１． 宣示信仰立场
为禁止天主教传播和防止豪商与幕府对立，巩固幕 藩体制，德川幕府于 １６３３ － １６３９ 年间先后五次发布锁国令。 原福济寺所藏《三大寺志》中记载道：“ 本寺虽属妈祖香火道场，实乃祝国焚修、摧邪辩证之伽蓝也。 是昔起建立之后，宽永壬午十九年三月曾蒙镇主马场三郎左卫门公转奉大将军上谕言：唐船至崎贸易重禁者莫如邪教，仍恐唐船往来混载南蛮恶党之人。 况所来者不出南京福州等处，故尔三寺住持凡唐人上岸入寺烧香礼佛必 须严查。”［１］ 可见日本当局对天主教的禁令之严厉，往来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先后建立起佛寺伽蓝，宣示自己的 信仰立场以保证通商的合法与安全。
２． 祈求航海安全
张燮《东西洋考》记载了当时行船走海之人祭祀协天大帝、天妃、舟神之事，“ 以上三神，凡舶中来往，俱昼夜香火不绝。 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他事事。 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２］ 西川如见《增补华夷通商考》亦记载到：中国商船中设“ 香工” 一职，专门负责向菩萨供奉香火。［３］ 《长崎名胜图绘》详细记载了来崎唐人举行“ 迎妈祖” 仪式的过程。 来崎唐船中均设香案以祀天妃、船魂神，航海期间早晚奉拜，不敢懈怠。 当唐船安全到达长崎后，唐人会将妈祖从船上请下，迎至唐寺的妈祖堂 中供奉，直到下一次返航。［４］ 海上风云变幻莫测，对商人来说出海贸易虽有丰厚的利润收入，却也是一次前 途未卜的生命冒险。 因此，作为航海之神的妈祖就成了广大往来长崎贸易唐人的主要信仰对象，故乡的神 明信仰给予了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 长崎唐三寺中均设有妈祖堂，专门供奉天上圣母，正如福济寺中的一则 对联写道：“ 履险如夷绝域殊乡通宝筏，有求必应风恬浪静托慈航”。
３． 建立活动据点
如同在海外其他地区经商的华侨华人一样，地缘性乡帮的结成是长崎唐人社会的一大特点。 按照出身籍贯和语言习俗的不同，李献璋将长崎唐人划分成三 个群体，分别是以福建省福州府出身者为中心的福州 帮、以福建省漳州府和泉州府出身者为中心的漳泉帮、以长江下游地区出身者为中心的三江帮。［５］ １６０２ 年漳州商人欧华宇与张吉泉二人发起倡议，请得日方同意， 将长崎稻佐乡净土宗悟真寺改为菩提寺，专为当时唐 人崇佛集会之所，同时租得附近土地一方，以为唐人墓地，此可谓长崎华人社会之起源。［６］ 此后几百年间，各帮华侨凡丧葬、祭祀、联谊、救济、仲裁、调解等事项，几乎全部集中在各帮的唐寺办理。 所以各帮唐寺的建立，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寺为中心地，实现本帮华侨的联合，维护本帮华侨的发展。［７］
二、福济寺的创建及其嬗变
１． 福济寺的创建与信仰形态
福济寺现位于长崎市筑后町，属日本黄檗宗寺院， 古时又称“ 泉州寺”“ 漳州寺”。 据《长崎实录大成》载：“ 宽永五年（１６２８ 年），为了证明自身并非天主教徒以及祈求航海安全，漳州船主共同商议，主张以龙溪县出身、早年定居萨摩的陈冲一及其子藤左卫门为檀首、觉悔和尚为住持兴建佛寺。 因元和六年（１６２０ 年） 已有南京船主创建兴福寺的先例，长崎奉行③ 很快便许可建寺。”［８］ 然而历史上，陈冲一早在宽永元年（１６２４ 年） 便已辞世，其子颍川藤左卫门仕途得志最早也在宽永末 年，即福济寺开山和尚蕴谦到来之际，因此可知父子二人此时被推举为檀首一说属穿凿附会，与史实相悖。原福济寺所藏《山号寺号庵号诸伽蓝》中有关建寺的记载如下：“ 寺庙建立之初原无日本檀越，只因唐人为菩提祈愿年年捐赠缘银，香火与日俱增。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右之通一处佛教寺院迟迟难以建成，因此诸位唐船主共同商议，各自捐出货物中的一部分，申请建立佛寺，最终获得长崎奉行的批准。”［９］ 当初与觉悔一同渡海而来的还有随侍弟子了然、觉意，二人皆漳州府出身，在觉悔圆寂以后，觉意留守管理寺院长达十三年之久。 直到“ 庆安戊子春，檀主颍川藤君④ 会泉南父老， 议曰：传闻温陵蕴谦琬公长老，幼出林氏望族，家世业儒，从释有年，善能表树化门，无愧古人。 现住开元，太师郑公为其重兴觉皇宝殿，功垂告圆，愿请主之。” 庆安二年（１６４９ 年） 六月蕴谦和尚应请而来，次年春建圆通殿供奉观音大士，并起各僧房寝室，寺院渐成规模。 因所分脉的祖寺泉州开元寺雅号紫云，故山号分紫山；又“ 神威灵耀，用能福国济民”，［１０］ 故寺名福济寺。 后人便以觉悔为寺庙的开基祖师、蕴谦为初代住持。 明历元年（１６５５ 年） 福济寺又从泉州开元寺招请了木庵性瑫及慈岳、雪机、喝禅等十五名弟子前来主持管理寺院。 翌年冬天，福济寺“ 请象山和尚开法祝国”，象山和尚即木庵，东渡前曾住持泉州惠明寺，是一代名僧隐元和尚的法嗣。 “ 开法祝国” 指在执政者的允许下，按照佛教仪式，在寺院内广聚徒众，开堂说法，并为国家祝福，意味着此时的福济寺已演变成能够为国家祈福的佛教道场。 这与唐通事、唐船主等唐人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人寺院经营的表面变化之后，深刻反映的是与唐人活 动密切相关的长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情势推移。［１１］ 此后，福济寺又依次建立起了桑莲居、永圣院、光明庵、灵鹫庵、紫云庵等诸多末庵。
福济寺历经各代住持扩建、漳泉帮信众助庙善捐， 到江户中期已是格局恢弘，规模庞大。 寺庙负山观海， 商船往来尽收眼底，为当时“长崎第一胜景”。 寺内主要建筑组成包括弥勒殿、天王殿、大雄宝殿、青莲堂、地藏堂、开山堂等。 弥勒殿与天王殿一前一后，分别供奉的是弥勒佛和韦陀菩萨。 正殿为大雄宝殿，本尊为释迦如来，侍士为文殊、普贤，同时左右分别配祀达摩、大权修理菩萨。 青莲堂供奉的本尊是观音菩萨，佛像由普陀山白华庵运来，侍者分别为善财童子、龙女、韦陀、多闻天王。 堂内配祀关帝、天妃、水仙王、福德正神，还包括诸位肋侍关平、周仓、千里眼、顺风耳、虎爷、赤兔马等。 每月十九日是缘日，来朝拜的人络绎不绝，平日里亦是香火鼎盛。 地藏堂内主奉地藏王菩萨，开山堂内奉檀主陈道隆以及历代住持和尚。 值得注意的是，在福济寺供奉的神明之中，除了关帝、妈祖这些具有普遍性的民间信仰神祇之外，还有闽南地区九龙江流域广泛信仰的“ 水仙尊王”。 水仙尊王的供奉，强烈地体现了福济寺为漳泉帮唐人专属佛寺的特性，也从侧面反映了闽南民间信 仰的强大生命力与海外传播力。 此外，寺中的佛像、匾额、楹联等也多出自闽南信众之手，例如正殿中的大权菩萨、达摩木像乃是龙溪佛匠林高龙、吴真君二人所刻； 正梁上的“大雄宝殿”之匾笔出温陵郑永泰之手；青莲堂中的“入三摩地示现普门千江月影，得自在观赴感群念 万卉春容”之句为晋江陈联所题。
２． 福济寺的管理与历史变迁
明清时期的长崎唐人根据其居留资格，主要分为 三种类型：一是住宅唐人，指包括唐通事在内的早期定 居在日本的大陆移民。 二是来舶唐人，指每年贸易期间航海到达长崎而短期居住的客商。 三是东渡僧人。他们接受住宅唐人或是来舶唐人的邀请，东渡长崎住 进唐人们建造的寺院，管理寺院并宣扬佛法。［１２］ 而维系长崎唐人社会的纽带、将各种类型的唐人连结起来 的则是地缘关系。 十七世纪中后期，福济寺被称为漳州寺、兴福寺被称为南京寺、崇福寺被称为福州寺这种以地缘为代表的的称呼则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特征。 福济寺的檀越颍川藤左卫门、西村七兵卫（ 汉名陈潜明） 被称作“ 漳州檀越”“ 漳州檀那”，他们都担任过负责处理唐人贸易与事务的唐通事，还是其中通晓闽南语的“ 泉州内通事”。 据《长崎实录大成》第十卷“ 唐人船宿并宿町附町之事” 载，唐船驶入长崎港后，船员一般都是寄宿在长崎市坊的民宅之中，并会支付给宿主一定 的报酬，称之为“ 船宿”。［８］ 雍正朝苏州知府董华所著《长崎纪闻》也叙述到“ 初洋商到倭，分住各街，往来无节”［１３］ 。 这种居住形式为住宅唐人与来舶唐人的日常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分散在长崎大街小巷中的唐人 们除进行商品交易外，也可以随时组织起各种民俗、文化活动。 因此，在明清早期长崎的唐人社会中，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以唐寺为中心、通过神明祭典活动维系的“ 住宅唐人—来舶唐人” 这一个文化共同体。
在江户幕府设立唐馆之前，长崎唐寺的日常管理以及相关事务一般是由住持、船主、唐通事三方共同商议决定的。 承应二年（ １６５３ 年）， 唐三寺与唐通事协定，将唐船主所捐赠的缘银按照其出港地分配，福济寺接收泉州船、漳州船船主的布施。 “ 旧立此议前，广东等港皆归兴福。 因先年曾禁广东港门，是后彼港不发。故又发船之初，复同预议。 然今三寺公私二缘，既均此议不必要也。 因先人所遗旧事，故存于此以遗后为：广南、东京、柬埔寨、暹罗、咬吧、西洋、广东各船主自己主意，或归某寺不得争执；浙江、南京船来各归南京寺；福州、兴化船来各归福州寺；泉州、漳州船来各归漳州寺。倘有别港门发船来，俱是船主主意，免得日后琐碎。 今议定为实，客有私情，任从客便。 承应二年岁在癸巳三月二十日 三寺和尚、三年行司、五通事同议。”［９］ 由此可见，唐寺的主要财源来自于唐船客商的捐赠与布施， 并由此协议最后落款处的“ 三寺和尚” “ 三年行司” “ 五通事” 这些人议定缘银的分配方式。
根据原福济寺所藏《代代住持唐僧来朝年数》的记载，福济寺的历代唐僧住持为：开基觉悔 生缘泉州人
重兴开山蕴谦 生缘泉州安平县之人第二代慈岳 生缘泉州永春县之人第三代东澜 生缘泉州永春县之人第四代喝浪 生缘泉州安平县之人第五代独丈 生缘泉州安溪县之人第六代全严 生缘福建省延平府之人第七代大鹏 生缘泉州晋江县之人
由此可知，福济寺开基及其前七代住持几乎都为泉州府出身，至宝永四年（１７０７ 年） 为止东渡前往福济寺的十五名唐僧中，泉州府出身十三人，漳州府出身二人。 董华在《长崎纪闻》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唐三寺的基本状况以及唐僧住持的社会地位，“ 其住持皆南僧，年老则另延中国僧人替之。 寺甚修整，有凡榻挂画焚香， 庭中佳卉罗列。 倭人甚敬南僧，僧至唐馆，则通事皆拱立迎送。 商人颇为吐气。”［１３］ 文中所提到的“ 年老则另延中国僧人替之”，指的是唐三寺邀请僧人东渡前来住 持经营寺院之事。 原福济寺所藏《本寺请唐僧一件》收录了当时唐三寺呈交予长崎奉行的诸类申请文书，以 及关于招请唐僧的费用报告。 其中，福济寺所推举的正是泉州开元寺的大鹏和尚。［１４］ 对三寺而言，唐僧住持的存在直接决定了该寺是否能够优先接收唐船主布施的缘银、物品，因此三寺都积极地向各自出身地招请唐僧为本寺住持。 然而享保十六年（１７３１ 年） 兴福寺招请仲祺禅师，福州船主柯万藏乘载仲祺等九人准备 从普陀山出航之时，因私携僧侣前往日本被告发入狱，僧人谴回本山。 此后长崎唐三寺以及京都万福寺停止招请唐僧住持，僧人东渡就此断绝。 自七代大鹏以后， 福济寺再无唐僧住持，只有充当监寺（ 日语作“ 看坊”） 职能的日本僧侣负责管理寺内的日常事务。 仲祺东渡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清朝通过对日贸易管制的加强， 以达到维护沿海地区政治经济稳定的目的。
１６８５ 年康熙帝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之后， 翌年颁布展海令重开海外贸易。 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急剧上升，１６８４ 年仅为 ４２ 艘，１６８６ 年则达到１０２ 艘，增加了两倍多。 而 １６８８ 年更是达 １９３ 艘为历年最高峰，当年随船入崎的中国人就有 ９１２８ 人之多， 约占当时长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１５］ 为禁止走私贸易的发生以及防止唐人与长崎居民随意接触，德川幕府 决定在十善寺乡一处设立唐馆（ 日语作“ 唐人屋敷”） 集中收管唐人，以强化对唐人的监视与管理。 唐馆于１６８９ 年建成，馆内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严格限制，除商人、官吏以及妓女外，普通人不允许自由出入唐馆。
唐馆的设立对长崎唐人的社会形态产生了巨大影 响，从前住宅唐人和来舶唐人的日常交流途径被阻隔， 原本随住宅唐人分散于长崎市坊之间的神明祭典开始 消失，以祭祀活动为中心而维系的“ 住宅唐人—来舶唐人” 这一共同体逐渐瓦解。 因此， 自元禄二年（ １６８９ 年） 起，各唐船主与唐通事经商议决定，三月、六月、九月的妈祖祭典由唐船主与唐通事主导，在唐三寺内轮 番举行。［８］ 以及上文所介绍的“ 迎妈祖” 仪式中，妈祖神像的安放也根据唐船入港的顺序依次放到福济寺、兴 福寺、崇福寺三寺里，不再按照唐船始发港分配奉祀。与此同时，长崎奉行对三座唐寺采取了统一制式化管 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三大寺志》的编修上。 唐寺关于本寺的文献记录与资料管理从来都是各自为之、互 不干涉，而在奉行主导下的《三大寺志》编纂过程中，关 于各寺的记载均有意强调与另外两寺的关联，并且多 采用“ 三寺” 这一统称作为记述主语，最终在归属意识上将分别存在的“ 福济寺” “ 兴福寺” “ 崇福寺” 整合成了“ 唐三寺”。 此后唐馆中凡是神明祭典、土神堂即土地庙的管理经营等由唐三寺轮流交替执行，但是各项 活动的开展必须向长崎奉行提出申请，并获得其同意 之后才可以实行。 唐船主对三寺捐赠的缘银物品也要通过奉行下辖的长崎会所，平均分配到各寺之中。 自古以来漳泉帮在长崎唐人贸易中处于最优势地位，［１６］ 所捐赠的缘银与物品往往会高于其他商帮，因此当时 福济寺的规模及其影响力皆超过另外两座唐寺。 然而在一系列寺院改革措施实行之后，原本经济、管理上保 持各自独立的福济寺、崇福寺、兴福寺三寺被统制于长 崎奉行，存在于各寺之间的明显的经济实力差距也逐 渐缩小。 日本幕府的这些举措，大大削弱了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唐寺祭典活动为中心的长崎唐人社会经济地位，反映了幕府对华贸易以及唐人管理控制的加强。
清末以来，随着日本锁国体制的终结，其他港口的陆续开放，原本集中于长崎从事贸易活动的华商分流至神户、横滨、大阪等地，长崎作为唯一国际贸易港的地位基本丧失，经历了数百年繁荣的长崎唐人贸易开 始衰退。 随着唐船入港数量的显著减少，来自船主的保留了大量与闽南相关的印迹，而关于诸如送王船、赛龙舟、中元普度等福建传统民俗在长崎的传播状况还 有待进一步探究、考证。缘银也随之萎缩，福济寺也开始由盛而衰、日渐萧条。嘉永元年（１８４８ 年） 因诸伽蓝破败不堪，福济寺又无法独力完成修缮工事，十二代监寺金凤不得不从长崎会 所处借银二十贯用来整修寺庙，可见此时的福济寺已 是举步维艰、惨淡经营。 明治元年（１８６８ 年） 为了适应新型商业贸易的发展需要，漳泉帮华商于唐馆内部建 成八闽会馆，此前福济寺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能转移到 会馆内，会馆逐渐成为漳泉帮的主要活动中心。 明治四十三年（１９１０ 年）８ 月 ２９ 日，福济寺的大雄宝殿、天王殿、青莲堂、大观门等寺内建筑被日本内务省指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文物保护单位的设立说明了其历史文化价值已优先于实际使用价值，从这一侧面来 说，此时福济寺也已不再是漳泉帮唐人的专属佛寺、信仰中心了。 直到大正十年（１９２５ 年），福济寺仅剩檀家二十八户，其中日本人二十四户，中国人只占四户。［１０］
三、战后“ 万国灵庙” 的重建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７ 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夏威夷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９ 日美国 Ｂ２９ 轰炸机将代号为“ 胖子” 原子弹投到长崎。 唐寺中规模最大、被指定为日本“ 国宝” 的福济寺亦不幸毁于战火， 寺内所藏的大量珍贵文物、书籍焚烧殆尽。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 ９ 日，长崎市政厅颁布了《长崎国际文化都市建设法》，宣布“ 为追求国际文化之提升、实现永久和平之理想，努力将长崎建设成国际文化都市”，从此长崎市以“ 文化” 与“ 和平” 为口号， 正式进入战后重建时期。
１９７９ 年在原福济寺大雄宝殿的遗址上，建立起“ 万国灵庙长崎观音” 以悼念战争死难者。 如今福济寺的后山已是长崎当地居民的墓园，每年 ８ 月 １５ 日的盂兰盆节，都有不少的日本人到此献花祭拜。 墓园右侧依旧保存着许多华人的墓碑，包括唐通事颍川家以及唐僧 觉悔、蕴谦、慈岳等闽南人的墓地。 颍川（ 陈） 家墓地呈中国南方典型的马蹄形制，其中包括始祖陈冲一、二代颍川藤左卫门（ 叶茂猷）、三代颍川四郎左卫门（ 叶雅昶）、四代颍川藤左卫门（ 陈道定） 的墓碑。 另外，初代颍川藤左卫门（ 陈道隆） 的墓地位于长崎市北郊的稻佐山悟真寺中，现在这些墓地都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明末清初时期，空前发达的中日海上贸易带来了两国文化交流的繁荣，诸多闽南民间信仰也随着唐人 的海上足迹到来，并在长崎落地生根。 福济寺最初本是供奉妈祖的小庵，在唐通事与漳泉帮唐船主的共同 努力下始建伽蓝，最终发展成临济宗黄檗派的寺院。在长达三个世纪左右的长崎唐人社会中，福济寺曾发 挥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直到明治时期随着唐人贸易 的衰退，福济寺也逐渐由盛转衰。 日本长崎作为闽南民间信仰东传的重要海外流播地之一，迄今为止仍然
化交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 日） 松浦章著，李
小林译：《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 日） 松浦章著， 孔颖编： 《 海上丝绸之路与亚洲海域交流》，郑州：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
②原福济寺所藏的文献资料大多已在原子弹爆炸中烧 毁，幸得战前编纂《长崎市史》之时，长崎乡土学者福田忠昭在 调查过程中誊写了福济寺内的一部分重要史料，现保存于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
③远国奉行，指日本幕府于江户以外的直辖领内之要地所设立的官职，掌管该地政务。 长崎作为重要贸易港属于日本幕府的直辖领地，奉行是最高地方行政长官。
④颍川藤君，即前文提及的陈冲一之子颍川藤左卫门，汉名陈道隆，此时乃是福济寺的大檀越，亦是漳泉两府唐人的领袖。
［ 参 考 文 献 ］
［１］［ 日］ 三大寺誌［ Ｚ］． 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编号：市博 １８１ － ５．
［２］ （ 明） 张燮． 东西洋考［ Ｍ］ ． 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０：１８５ － １８６．
［３］［ 日］ 西川如見． 増補華夷通商考［ Ｍ］． 京都：甘節堂，１７０８．
［４］［ 日］ 饒田喩義． 長崎名勝圖繪［ Ｍ］． 長崎：長崎文献社，１９７４：１５３．
［５］［ 日］ 李獻璋． 長崎唐人の研究［ Ｍ］． 長崎：親和銀行，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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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日］ 田邊茂啓． 長崎實録大成［ Ｍ］． 長崎：長崎文献社，１９７３．
［９］［ 日］ 山号寺号庵号諸伽藍幷代々住持唐僧来朝年数［ Ｚ］． 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编号：市博 １８１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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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清） 董华． 长崎纪闻．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７９［ Ｍ］．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４］［ 日］ 宝暦十一辛巳年 本寺請唐僧一件 九月吉祥日改 福済寺分（ 一冊ノ内） ［ Ｚ］． 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收藏，编号：市博 １８１ － ９．
［１５］［ 日］ 大庭脩著，徐世虹译． 江户时代日中秘话［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１９．
［１６］［ 日］ 内田直作． 明治年間の華僑資本（ 二）［ Ｊ］． 成城大学経済研究，１９６４（５）：９７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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