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系统梳理了有关绿色漂洗的研究文献，试图以绿色漂洗含义和类型为切入点，分 析绿色漂洗产生的动因和影响绿色漂洗行为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绿色漂洗产生的动机主要 为合法性需求和信号传递的需求；影响绿色漂洗行为的相关因素包括合法性压力、竞争和模仿 性压力、利益相关人的压力和企业异质性特征等因素。继而文章提出绿色漂洗的研究需要结合 企业内外部的制度环境因素，考虑影响绿色漂洗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同时应看到一定程度 的因势利导，绿色漂洗会促进企业不断调整其绿色环保政策，推进企业从绿色漂洗策略转向绿 色创新策略，替换不满意策略，从而实现动态平衡。最后，对于绿色漂洗的治理，文章提出需要比 较不同治理政策的优劣，并结合企业自身因素验证治理效果和治理路径。
关键词：绿色漂洗 绿色漂洗动机 绿色漂洗治理 合法性 信号传递
一、引言
随着环境保护观念深入人心，企业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也日益增加。越来越多企业热衷于绿色产品和可持续性投资。诸如“绿色”“生态”“环境友好”“可持续性”“地球友好”等术语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流行。然而，企业环境保护责任的增加也意味着运营成本的提高。在面临着过高成本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情况下，企业有动力夸大其环境绩效，此行为即为绿色漂洗所反映的现象。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很多企业从环境信息披露中获得一定的财务收益和声誉资本；也迫使其他不是“绿色公司”的企业尽可能表现为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实体。绿色漂洗行为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环保责任承诺如影随行，并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声誉风险，如日本本田企业因为其混合动力汽车燃油效率的虚假和误导性陈述遭到集体诉讼。绿色漂洗作为有争议的研究课题，对其动机和后果的认识和探索直接决定了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效性和环境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了有关绿色漂洗的研究文献，试图以绿色漂洗含义和类型为切入点，认识绿色漂洗产生的动因，归纳和提炼影响绿色漂洗行为的相关因素，并探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对绿色漂洗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而提出绿色漂洗研究的逻辑框架，为丰富和完善环境信息披露的相关研究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参考。
二、绿色漂洗的基本内容
（一）绿色漂洗的含义
绿色漂洗（Greenwashing）是由环境保护者Jay Westerveld于1986年首次提出。1996年由Greer & Bruno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中涌现出大量有关绿色漂洗的研究，2011年该领域研究进入高峰。在过去十年里，绿色漂洗问题始 终是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有关绿色漂洗的定义并没有一 个普遍接受的含义。由于绿色漂洗涉及到多项学科的内 容，不同学者根据其研究领域确定其含义。在《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第10版）中，“绿色漂洗”定义为“由组织传播的虚假信息，以展现其对环境负责的公众形象”；美国绿 色和平组织认为绿色漂洗是“在公司的环境实践或产品 或服务的环境效益方面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可见，绿色 漂洗往往意味着企业使用环保外观或环保宣传来掩盖、误导其对环境不利的事实；包括更改有害产品的名称或 标签、宣传企业及其产品的绿色特征，以及使用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将污染企业描述为环保或绿色企业等。Mitchell & Ramey[1]认为“绿色漂洗”行为是故意的，是一种欺骗性的故意。从传媒和市场营销角度来看，绿色漂 洗意在隐藏与企业可持续性相关的最具争议的方面传 递有关环境保护方面错误的信息，使人们误认为环境问 题得到改善。美国绿色和平组织在1992年发布的第一批 有关绿色漂洗的报告中指出，某石油化工公司持续16年 的广告宣传中，称将一种工业提炼过程的废料用作另一种燃料是一种“重要的循环利用倡议”，这一广告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其环境绩效。
上述对绿色漂洗的定义偏向负面，但该定义无法解释绿色漂洗为什么广泛存在于企业行为中？忽视了绿色漂洗背后的经济和社会逻辑。绿色漂洗相对中性的解释是企业偏离了对积极环保政策的承诺，即可能“选择性地披露有关公司环境或社会绩效的正面信息，同时隐瞒有关这些方面的负面信息”。
在韦伯斯特的《新千年字典》中将绿色漂洗定义为“促进企业环保计划以转移对组织环境不友好或不光彩活动关注的相关行为”。TerraChoice[2] 认为，绿色漂洗是指企业进行选择性和不准确的披露，企业仅仅披露环境行为中积极方面，利益相关者据此推广到公司其他方面，从而产生一些误导性印象。如皇家加勒比号称他们的废水处理系统是环境进步的标志，但这一套系统仅仅安装在公司的26艘邮轮中的3艘上。先进系统仅在其阿拉斯加船队中使用，皇家加勒比认为在其他路线上行驶的游轮上不需要这些标准。这说明一家公司所做的陈述可能是真实的，但不是全部事实，这种情况是绿色漂洗的典型范例。
图1 绿色漂洗定义示意图
本文对绿色漂洗定义保持相对中性特点。图1说明 绿色漂洗是实质性行动和企业承诺之间的差异程度。McPhee & Zaug[3]，Putnam & Nicotera[4]认为，从组织沟通视角来看，之所以会出现绿色漂洗，是由于企业实际运营 中所采取的行动和方法，是无法实现其环境保护的承 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委员会对ISO企业责任标准前 景进行了审查，认为“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发布环境、健康和安全报告，但许多公司只是象征性的努力（绿色 漂洗），很少有公司采取实质性行动，解决所必须完成的 各种社会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在缺乏可 靠，可验证信息的情况下，股东，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管理 人很难对企业责任做出有意义的评估、决策和实践”。
从上述绿色漂洗定义可以看到，绿色漂洗并不简单表现为“美容”和“虚假性陈述”；还涉及到为实现企业期望和承诺所必须采取的实质性行动。当企业承诺的行动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相反时，应视为一种绿色漂洗行为。
（二）绿色漂洗的表现形式
绿色漂洗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夸大自身的环境绩效、对消极的环境绩效披露不充分、对自身损害环境的行为保持沉默。在美国，根据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有关自愿温室气体报告计划，公司可以在“项目级别”和“实体级别”之间进行选择报告，公司报告其项目级别的减排量减少，而对公司总体减排量保持沉默，这种误导性行为本身并非违法。绿色漂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通过广告、传媒等符号性的环境宣传描述公司无法或难以证实的产品环境功能。2003年，英国只有44.8万英磅的广告支出中包含有“二氧化碳”“碳”“环境”“排放”“回收”等字样。到2006 年，这笔费用增加了近40 倍，达到1700 万英镑。这种类型广告的支出大户包括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这样的大型企业。绿色漂洗可能带来信息超载， 引起消费者的困惑。特别是披露的环境信息和绿色营销 手段具有一定相似性，越来越多消费者意识到绿色标志 仅仅是一种营销策略。消费者逐渐不信任绿色主张，停 止购买绿色产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环境政策声明是 企业与公众、相关利益人就环保责任和环保问题进行交 流的重要方式，也是企业进行绿色漂洗的重要媒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肤浅”“不真诚”与实质性行动没有直接联系的表述，都被视为一种“绿色漂洗”。绿色漂洗 注重获取“绿色”形象的潜在收益，而无须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例如，在2010年墨西哥湾环境灾难（“深水地平线泄漏”）发生之前，英国石油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被公认为 可持续发展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领导者，并因此而获 得了无数奖项。其“超越石油”的主张，及其对替代能源 开发、可持续性计划承诺方面成为整个石油行业的先 驱。然而，其对环境政策的承诺并未阻止该公司造成世 界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Catherine & Ivan[5]研究了石油、天然气、化学和服务业四个行业在环境政策承诺和实施 之间的差异，发现不同行业在环境政策承诺方面有着相 似性。尽管这些公司都声称实现可持续发展，但石油天 然气公司是不可能执行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政策；化学 公司也无法执行减少有毒化学物质的使用政策。
（三）绿色漂洗的分类
Torelli et al.[6]利用信息理论和合法性理论，将绿色漂洗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战略层面（Strategy Level）、公司层面（Corporate Level）、产品层面（Product Level）和黑暗层面（Dark Level）。战略层面的绿色漂洗是与未来公司 战略相关的误导性环境信息披露，涉及企业中长期战略 目标、战略计划等方面内容，如公司传递有关环境战略 方面的正面信息，隐藏负面的战略和行动，从而营造出 积极的、正面的环境绩效印象；公司层面的绿色漂洗与 影响整个公司环境问题的误导性传播有关，体现在公司 名称、徽标、标准遵守和公司环境绩效认证等静态维度 指标上；在产品层面，绿色清洗与明确的产品策略相关， 公司通过产品设计、营销策略和特定产品服务等内容以 不真实和扭曲的方式宣传特定产品或服务的环境特征， 传递其环保理念；黑暗层面的绿色漂洗是指涉及掩盖违 法活动的绿色漂洗行为，诸如洗钱、犯罪、腐败等违法活 动，这个层面的绿色漂洗往往会导致企业的丑闻、失败 和声誉丧失。四个层次的绿色漂洗反映在整个公司业务 流程中，并通过公司环境政策、社会责任报告、组织沟通 和战略行为的选择等方式反映出来。
三、绿色漂洗产生的原因及相关影响
（一）绿色漂洗产生的原因分析
（1） 获得合法性。根据制度性理论[7]和合法性理论[8]，绿色漂洗的目的是获得合法性的认可。通过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企业获得或扩展其合法性、维持当前合法性，或者修复、捍卫其将丧失，受到威胁的合法性。环境信 息披露的合法性是指企业需要遵守在环境保护方面的 约定、规范和要求，避免受到来自强大的相关利益人的 指责和压力，以获得组织经营的合法性。企业社会责任 报 告（CSR）被认为是增强和管理公司合法性的工具，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提供了相应证据，向社会传递了公司环 境绩效的期望、假设或承诺。绿色漂洗通过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说明公司行为所遵循的规范、价值和信念体系 是正确和适当的，这些也成为公司获得合法性的“基石” 。企业所发布的未经证实的社会和环境信息，类似于企业公共关系信息，目的是管理公众观念、响应公众压力或 公众舆论。Milne & Patten[9]认为，绿色漂洗是通过沟通策略潜在地影响利益相关者的看法，这些信息往往是精心 设计，与实际运营脱节的言行；当企业合法性受到威胁， 绿色漂洗程度就会增加，虚假性陈述或欺骗因此会增 加。获得组织的合法性对组织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带 来更多的资源，形成与业务伙伴更紧密的关系。通过提 高合法性，一家公司可以改善其财务绩效，合法性对于 组织的生存更加重要。
（2） 信号传递。根据信号理论，企业通过采取象征 性行动或“绿色对话”的方式向利益相关者发出信号，反映企业在绿色环保方面的价值。绿色漂洗成为众多公司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比较优势的主要方式。由于众多消费 者是根据企业自身的绿色标志决定其采购行为；绿色主 张提高了企业声誉，并提高了消费者购买意愿和支付意愿。企业利用绿色标签，通过诸如“生态”“环保”“绿色”地球友好”“可持续性”等概念来支持自身对环境和社会负责的产品或服务。利用消费者对绿色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通过绿色漂洗，增强客户信任度，从而获得差异化和领先于竞争对手。另外，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由于环境信息的专业性使得环境信息披露内容不为投资者所理解，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环境绩效差的企业受到较大的合法性压力。企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象征性的环境保护承诺信息，借此提供企业环境和社会价值，具有很强实用性，而无论企业自身的实际价值如何。
（二）绿色漂洗的市场反应
资本市场的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股票市场的表现有密切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能够影响其股票市场估 值及长期绩效。在股票市场上，有道德的企业因其承担 社会责任而获得回报，良好的环境绩效会转化为较好的 股市表现。另一方面，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是能够“识破” 企业的绿色漂洗行为。Jacobs et al.[10],Lyon & Montgomery[11]研究发现，当企业披露所采取的环保行动或获得绿色奖项时，资本市场却呈现负的异常回报率。这是由于绿色企业产生了过高的成本，投资者对这些经过“窗饰”的 公司“用脚投票”，绿色漂洗损害了企业价值。在中国，资 本市场呈现了同样的市场反应。Du[12]研究发现，中国资本市场对绿色漂洗的反应是负面的。Thomases[13]研究发现，中国2008—2011年获得“绿色公司奖”的公司平均而 言对股东价值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股东价值的负面影响更大。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由于在温室气体排放的宣传中误导消费者而受到指控，其公司股票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一天内下跌了22%。
（三）绿色漂洗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Torelli et al.[6]将绿色漂洗程度分为战略层面、公司层面、产品层面和黑暗层面四种类型，发现不同级别的绿 色漂洗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公司环境责任履行的判断。利益相关者对公司层面的环境信息更为看重，这个层面 绿色漂洗程度的降低能够提高公司的合法性和声誉；利 益相关者对于黑暗层面的绿色漂洗非常敏感，当企业在 非法层面上运营，并试图通过绿色漂洗来掩盖其环境丑 闻时，利益相关者反应最为强烈。Chen & Chang[14]研究显示，绿色清洗与绿色消费者的困惑和绿色感知风险正相关，而绿色感知风险对绿色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由此说 明绿色漂洗降低了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度，增强了消费 者的困惑和绿色感知风险。根据Alniacik et al.[15]的研究， 有关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的正面和负面信息会影响各 种利益相关者的购买和投资意图。
四、绿色漂洗程度的影响因素与治理需求
（一）绿色漂洗程度的影响因素
Winn & Angell[16]认为对环境政策的承诺和环境政策的实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能假设对一项政策的 承诺必然会转化为公司的环保行为和环保政策的实施。在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的政策选择过程中，合法性压力、利益相关者压力，竞争优势以及制度环境的模仿性 压力等都会对企业绿色漂洗程度产生影响。
（1） 合法性压力。Sharma[17]认为，绿色漂洗程度取决于合法性压力对企业内部组织过程的影响。合法性压力越大，则企业绿色漂洗程度越大；反之，绿色漂洗程度越小。研究发现同一行业不同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信息承诺具有相似性，说明处于同一行业的各大公司所承受的合法性压力具有一定相似性。
（2） 利益相关者压力。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金融机构、民间组织、第三方认证机构、客户和行业协会等都会 对企业环境政策的执行施加一定压力。金融市场的利益 相关者，如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基金组织认为环境管 理是良好管理实践的代名词，要求各个行业的企业致力 于环境的可持续性。互联网使民间的利益团体可以轻 松、快速地确定哪些公司制定了良好的环境政策。环境保护政策不尽人意的企业不得不提高其环境保护的承诺，降低企业的绿色漂洗程度。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审查可以弱化企业绿色漂洗的动机，Marquis & Toffel[18]认为，当公司总部设立在非政府环境组织密度十分高的国家 中，企业会更完整地披露其环境足迹，产生更多有实质 性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而表现出较低的绿色漂 洗程度。
（3） 竞争和模仿性压力。消费者会因企业良好的环境保护声誉购买产品或服务。公司如果不遵守环境政策 会受到潜在的市场惩罚。一些行业协会将公司的环境保 护承诺作为其成为会员资格的条件。竞争压力迫使一些 企业加大绿色漂洗程度，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DiMaggio & Powell[19]认为，在一定规范和规制压力下，不同组织会呈现类似的特征。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由于 合法性和规范性要求，组织在应对监管压力和规范压力时， 往往会从一种认知框架转向另一种认知框架。
Hoffman[20]认为，制度化过程会产生传染效应，促进广泛 的参与者迅速采用新的规范要求。当足够多的公司承诺 一套环境政策之后，制度理论预测其他公司也会承诺这 些环境政策。Catherine & Ivan[5]对石油、天然气、化工、制造业等四种行业进行研究，发现从事同一类型工业活动 的不同企业之间可以轻松模仿彼此的做法。例如，化学 制造公司在减少有毒化学药品使用政策方面可能会表 现得彼此相似，因为它们面临类似的商业激励措施、不 利因素和来自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压力。研究者认 为由于环境保护具有明确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成分， 遵守规范的压力能够对组织实施环境政策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当有足够数量的其他公司这样做时，公司不 仅会执行一项政策，而且会复制其他公司特定环境政 策，作为其实践的基准，减少其政策执行成本。
（4） 成长性及企业异质性特征对绿色漂洗动机的 影响。Jonsen et al.[21]认为，随着企业成长性的增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和要求也会随之增加。成长中的公司会受到来自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压力，要求他们在生产和运营中使用最先进的环保技术；另一方面，普遍认为当行业处于高速增长时，在污染预防、组织能力、声誉和政治资源等方面的投资会有较高的回报，成长性的企业可以从绿色投资中获得更多收益，从而会增加这类企业绿色漂洗的程度。其次，企业异质性特征，例如规模、获利能力、激励结构、组织惯性以及管理者的个人特征都可能会影响绿色清洗行为。
（二）绿色漂洗的治理需求
（1） 绿色漂洗的法规治理。法律并不要求企业发布有关环境政策的声明，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被视为一种公开、自愿的承诺，法律上也不要求有第三方验证机构来保证承诺的实施。尽管人们意识到绿色漂洗客观存在，即企业的承诺和实施之间存在一定脱节，甚至虚假的成分，但要完全禁止并不容易。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根据联邦法案第5条禁止进行绿色漂洗，但该法案在具体执行环节模糊不清。
1990—2009年只有46起与环境索赔有关的案件。此外， 美国政府并未要求企业强制披露其环境做法，除非在少 数情况下涉及有毒物质排放。另一方面，企业也反对政 府对绿色漂洗等绿色营销行为的管制要求，因此，政府 的监管可能会损害《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ent）所赋予企业的广告宣传权（Commercial Speech Right ）。例如， 美国广告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dvertisers）强烈反对在行业中实施有关监管绿色漂洗方面的法规，协会 认为监管的要求可能会使营销人员进退维谷、无所适 从。因此，法律对绿色漂洗的监管和治理存在一定“ 空白”。英国政府于1998年发布了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指南， 称为“绿色索赔准则”，要求英国广告标准协会（ASA）对 绿色漂洗行为采取一定行动，但仍然需要有人提出正式 投诉。然而，大约有10%的索赔来自公司竞争对手，有关 绿色漂洗的投诉成为打败竞争对手的有力工具。例如， 英国航空公司Easyjet就维珍列车广告向英国广告标准 协会（ASA）提出投诉，维珍列车广告声称火车旅行比航 空旅行减少了7%的二氧化碳排放。
（2） 绿色漂洗经济治理。绿色漂洗的治理无法依赖
法律的惩罚机制，促使人们从绿色漂洗的内在经济逻辑视角来完善其治理。2002年，毕马威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国际调查报告》显示，全球财富500强中前250家公司和19个国家或地区的前100家公司都拥护可持续性，因为他们认为可持续性可以提高经营绩效，包括降低运营成本并提高效率、促进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开发、以及通过综合风险管理减少公司的债务。越来越多企业认识到要获得商业利益，不仅仅要进行环境保护政策的承诺，还需要真正实施相应行动。Gray et al.[22]认为，当经济利益活动和环境政策实施相关时，环境保护政策实施就会超越合规性要求，一些环境政策激励机制会促使企业实施节省成本的环境政策，如回收废物、促进能源和水的循环利用、遵守环境政策规定以防止发生监管罚款等。Hu & Rao[23]研究表明，即使对绿色漂洗进行监管，但由于利润不足或成本太高，企业仍旧会避免提供实质性的绿色产品。因此，研究者认为在环境问题不是十分突出，或者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有限的绿色漂洗可以激励一些企业走向绿色。
（3） 绿色漂洗治理中政府监管。Ho Cheung & Cruz[24]的研究为政府规范绿色漂洗行为提供了一定思路：政府控 制绿色漂洗最有效的思路是通过提供补贴或建立合作 机会来降低成本，增强企业实施社会责任的动机。例如， 在汽车工业中，如果没有政府补贴，日本企业是不会投 资于电动汽车技术。David[25]认为，当现有法律还不足以 防止绿色漂洗时，缺乏政府监管的约束和政府税收补贴 机制， 企业的绿色漂洗行为是无法得到充分控制。
Feinstein[26]研究发现,如果政府补贴足够大，那么企业最终将倾向于选择绿色创新战略；如果政府补贴较少，那么只有部分优势企业可以选择绿色创新战略；如果政府补贴足够低，企业最终会选择绿色漂洗策略。然而，提高税收补贴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降低政府官员监管绿色漂洗的积极性。Wang et al.[27]利用博弈理论发现，企业的信息优势或劣势会作为调节变量影响企业在绿色漂洗和绿色创新策略之间的选择。由此可以推断，绿色政策披露和实施策略取决于自身、利益相关方和政府监管等各方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政府惩罚机制在一定情况下有效地防止了绿色清洗，并不断促进了绿色创新的发展。随着政府惩罚额度的增加，推动企业放弃绿色漂洗战略，选择绿色创新战略。Wang et al.[27]证明惩罚可以帮助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实现动态平衡，前提是企业绿色漂洗的收益远小于绿色创新的收益。即当绿色漂洗战略的潜在成本大于绿色创新战略的潜在成本时，绿色创新战略成为所有企业的主要选择。
（4） 第三方认证和环境管理标准。社会和环境信息披露的自愿原则是否能保证信息披露的质量和可靠性， 降低绿色漂洗程度，是一个让人表示怀疑的事情[22]。越 来越多的人提出了干预主义立场，即对环境信息披露进 行强制性要求。尽管这一方面的意见并不统一，但过去十多年出现了一系列第三方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EMS）。欧盟委员会于1993年引入了生态管理和审核计划（EMAS），自2009年以来已向非欧盟组织提供该计划；国际标准协会的ISO14001和EMAS标准建议的环境管理系统成为全球大多数企业环境保护的标准；2013 年有300000个组织获得了ISO（2013）认证。这些标准不仅仅 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也成为第三方鉴证的基 础，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可靠性依赖于第三方介 入。EMAS和ISO14001标准是基于相同类型的管理系统， 该系统确定了环境方面的政策、目标和改善计划，通过 培训、沟通和运营控制等推动环境政策的实施；通过检 查、审核和纠偏等进行环境行为管理[28]。可认证的第三 方环境管理体系能够提高公司的合法性并改善环境实践[29]。认证过程有助于增强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合 法性”的认同。第三方认证是对组织环境承诺可靠性的验证，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
五、理论模型构建
通过系统梳理绿色漂洗的相关文献，明晰了绿色漂 洗产生的背后动机及其相关影响，回顾与总结了绿色漂 洗治理的相关路径选择。根据理论分析，绿色漂洗不是 简单的虚假或误导性披露，其背后反映了企业在维持组 织运营，应对外部压力过程中的实质性环保行动和自身 预期、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形式是什么？ 差距的后果是什么？影响差距的相关因素是什么？差距 是如何进行动态调整的？差距的经济后果是什么？目前，绿色漂洗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我国还处于空白状态， 尚未展开。大多数有关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都预设了环 境政策承诺和环境政策实施一致的前提，即默认企业不 存在绿色漂洗行为。有关绿色漂洗研究的“空白”意味着 环境信息披露效果的研究和环境信息披露完善的研究 无法深入。为此，在上述文献综述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 提出有关绿色漂洗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2）。
图2 绿色漂洗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绿色漂洗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企业绿色漂洗的程度受到来自外部环境压力和内部相关因素的影响。外部压力是企业制度演变的外部推动力量，企业对外部压力的反应是不同的，有的采取适应性策略，有的是抵抗性策略。最终漂洗程度会在外在压力和内部因素自选择中找到平衡点。外部压力包括政府环境政策法规、利益相关者诉求、政府补贴，税收和惩罚机制、媒体报道等。内部相关因素包括企业的战略目标、产品营销策略、组织惯性和企业自身特征，诸如规模大小、公司治理特征、价值观和财务压力等方面内容。绿色漂洗的研究需要通过实证性和规范性研究完成，前者证实了企业行为的现实状态；后者为企业行为的逻辑演进提供了理论分析基础，并从实证性研究中获得经验性证据支持。在绿色漂洗的研究中，信息优势和劣势是外部压力和内部影响因素的调节变量，当企业处于不同信息环境中，外部压力和内部因素的影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是在具体实证性研究中需要考虑的变量。
六、未来研究展望
结合我国国情，根据上述绿色漂洗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未来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丰富和发展研究内容：
（1） 与绿色漂洗相关的环境信息披露行为背后有 着复杂的制度环境因素。这些环境因素对绿色漂洗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如何？在环境压力的影响中，国家层面和区域市场层面的压力有着怎样的差异性？又受到哪些中间变量和调整变量的影响？并与企业内部自选择的政策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企业绿色漂洗的深度和广度明晰绿色漂洗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因素，有助于建立包括政府、社会公众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监督体系，以规范企业绿色漂洗行为。
（2） 企业绿色漂洗程度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企业如何随着绿色漂洗路径不断调整其自身行为？在调整过程中，绿色漂洗程度是如何发展变化？绿色漂洗本身对企业自身政策选择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绿色漂洗文献梳理可知，绿色漂洗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相反，一定程度的因势利导，绿色漂洗会促进企业不断调整其绿色环保政策，推进企业从绿色漂洗策略转向绿色创新策略，替换不满意环境策略，从而实现动态平衡。
（3） 如何通过制度选择对绿色漂洗进行有效治理。在这里，需要比较不同治理政策的优劣，并结合企业自身
因素验证治理效果和治理路径。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 不同的种群在相同的环境中与相同的生物资源竞争。比 赛的结果是，只有具有较高适应性的物种才能存活，而具有较低适应性的物种则在比赛中被淘汰。制度选择也 是一种竞争结果，政府治理需要结合行业特征，不同企 业异质性特征、战略偏好等关键因素，寻求最好的治理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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