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具体结论包括：第一，家庭收入对学前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性影响。根据 CFPS 2012 年数据，家庭收入每增加 100%，儿童的学前教育机会将增加 2.6 个百分点。基于以上结果，我们检验了入园儿童选择的异质性，结果发现，相对于进入民办低收费园，家庭收入对儿童进入公办园的影响最大，对进入民办高收园的影响无统计显著性。2014 年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边际效应（2.2 个百分点）。第二，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儿童的入园率显著较低。同时，家庭规模显著影响子女的入园机会，即家庭人数越多，子女入园机会越低。第三，通过对城市与农村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家庭收入对农村地区儿童的学前教育机会有显著影响，而对城市地区儿童的入园机会没有影响。可见，农村儿童是否能够接受学前教育，其家庭收入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家庭收入不能负担足额的学前教育经费，儿童将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幼儿园。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作为教育起点与基础的学前教育发展获得了显著成效。截止到 2016 年底，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已达 77.4%，比 2010 年提高约 20%。①尽管如此，学前教育的发展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城乡差异。首先，政府在学前教育成本分担上呈现出东西高、中部凹的格局，家庭成本分担呈现中部高、西部低的局面，省际间成本分担差异显著。其次，在校舍、物资和师资三方面呈现出区域与城乡差距，且城乡差异大于区域差异。不仅如此，学前教育机会在不同阶层间还存在分配不均的现象。由于学前教育成本主要由公共财政与家庭共同承担，且未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因此较低家庭收入与高昂教育成本之间的矛盾将可能导致中下阶层群体只能选择质量一般的民办园甚至不上幼儿园。造成学前教育机会分配不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早期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学前教育单位供给制度逐渐瓦解，而相应的学前教育公共财政体系并没有完善起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教育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政府统筹管理同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新型教育体制，其中一个重要变化是通过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长期以来，由于政府、社会、家庭合理分担的投入体制内涵模糊、政府主导责任不明、学前教育预算制度不善等原因，直接导致政府财政对学前教育投入水平较低。目前，我国承担学前教育财政责任的重心偏低，负责对学前教育进行投入的主要是区县、乡镇及村一级政府，这样，低水平的财政投入与区县以下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导致公办园数量的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需要投入更多资本来争夺稀缺的公办资源。同时，市场办园逐渐成为学前教育服务的重要供给方，这就使学前教育服务成为可购买的服务产品，而家庭的支付能力则对获得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要。虽然我国已有正规的学前教育制度，但其非义务教育的属性却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家庭支付学前教育成本。虽然近年来 入园难 问题已经得到缓解，但 入园贵 问题依然严峻。利用 CPI 累计增长指数且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可以发现，1996- 2013 年间学前教育学费提高了 55.62 倍。近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大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年收费达10 万元的幼儿园，且月收费达 5000 多元的幼儿园在这些城市也较常见。不仅如此，据 2011 年对部分农村的调研数据显示，有 40.3%的家长认为学前教育的学费较高。可见低收入家庭无力支付较高的入园费用，其子女也难以入读费用较高、质量更好、入园条件严苛的幼儿园。总之，高昂的学费与较低的家庭收入已经成为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主要障碍。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就学前教育机会与家庭收入的相关议题展开过广泛的研究。Chiswick 和 DebBurman 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增加家庭收入会提高适龄儿童入园的可能性。[14]Davis 和 Connely 利用多元 logit 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相对于进入非正规幼教机构，家庭收入更好的家庭子女更有可能进入公 办幼儿园。[15]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67%获得学前教育的子女的家庭年收入超过 15 万美元，仅35%年收入低于 1 万美元的家庭子女将通过政府补给服务而获得学前教育机会。[16]Fuller 等人的研究则解释了越富有的家庭将越早将他们的孩子送进幼儿园。[17]对比不同国家的数据发现，各国在家庭收入与学前教育机会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Bassok 等人的研究发现，美国儿童接受正式学前教育与其家庭收入呈 U 线型关系，即中等收入家庭的儿童入园可能性最低，原因可能是联邦政府对低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给予补助，处于低等收入家庭的子女因此能获得学前教育机会。[18]相较而言，许多欧洲国家的适龄儿童入园情况与家庭收入则没有直接关系。除了爱尔兰和荷兰，大多数欧洲国家为本国所有 3- 6 岁儿童提供了至少两年的免费教育，且被认定为是儿童从 3 岁开始所享受的法定权利，比利时和法国则从更早的年龄开始提供免费学前教育。据 2005 年OECD 家庭数据库显示，意大利和法国的 3- 6 岁儿 童入学率已经达到 100%。[19]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家庭收入与入园机会之间呈现直接的线性关系，如 Foguel 和 Veloso 的研究发现，巴西 4- 6岁儿童平均入园率为 73%，且家庭背景与入园率之间的相关度达 90%。[20]我国关于家庭收入与入园机会的研究集中于部分省市或部分儿童群体。基于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所含 9 个省份混合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每增加 1%，农村儿童的入园率将提高 0.078个百分点，城市儿童的入园率将提高 0.076 个百分点。[21]邢芸与胡咏梅关于流动儿童学前教育选择的研究发现，②农业户籍、跨省迁移的家庭随迁子女入园机会更低；有教育储蓄的家庭，其随迁子女入园机会更高；而父母高学历、与子女同住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着流动儿童的入园机会。[22]是否入园是家庭面临的重要决策，对于已经选择入园的家庭而言，他们面临选择何种园所的决策。聚焦家庭收入与园所选择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儿童入园类型显著相关。南京市幼儿家庭的调查研究发现，家庭收入高且来自机关或事业单位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进入公办园。[23]刘国艳等人对深圳市 3456 名幼儿学前教育机会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与子女入园等级高度相关，高收入家庭幼儿进入省级幼儿园的概率是中低等级家庭幼儿的 1.82 倍。[24]学前教育选择的经验研究表明，与私立幼儿园相比，公立园更倾向于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的孩子 三、数据来源、变量与模型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Studies，简称 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③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CFPS 数据库于 2010 年开展基线调研，把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作为 CFPS 的基因成员，并在 2012 年、2014 年和 2016 年进行了追踪调研。CFPS 调查问卷共分为社区问卷、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类型，其中少儿问卷分为家长代答问卷和儿童自答问卷（10- 15 岁）。由于这 25 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5%，因此可以将 CFPS 视为一个全国代表性样本。本文所用样本为 2012 年、2014 年两期追踪数据。④文章以 CFPS2012 年少儿数据库中 3- 6 岁幼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变量来自少儿问卷及其对应的家庭问卷。在将 CFPS2012 少儿问卷与其对应家庭问卷进行匹配后，成功匹配了 1195 名少儿。同 时，为了进行不同年份的分析对比，笔 者对CFPS2014 的数据进行了少儿库与家庭库的匹配，成功匹配了 1015 名少儿。 2. 变量设计 （1）因变量是学前教育机会获得与选择类型。根据少儿问卷中 孩子目前是否正在上学 / 幼儿园 /托儿所 ，可将研究对象划分为入园与未入园两类。（2）自变量是家庭经济收入。本文的衡量指标由家庭问卷中的家长报告所得，为 家庭人均年收入 。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笔者对收入上下 5%的极端值进行了缩尾处理，最后将收入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后加入回归模型。 （3）主要控制变量是家庭背景变量和人口学统计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可以通过教育资源的选择来实现，具有优势资本的家庭在基础教育资源选择上可以做出有利于子代教育获得的选择。[27]根据布迪厄的家庭资本理论，我们将控制除家庭收入之外的其他家庭背景因素，以检验家庭收入对学前教育机会的独立影响。因此，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辈职业类别、政治身份、家庭购买文化产品的频率、家庭人数和母亲是否住家。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根据当前学制编码而成，主要反映家庭的文化资本程度；同时，文化资本还可以通过 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体现 ，[28]我们将少儿问卷测量题 孩子是否经常与父母外出游玩 、 您的家人经常给孩子买书吗 ，作为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指标，笔者认为，父母与孩子的互动频率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父母的育儿理念，因此也可能影响其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中，收入少的家庭在教育孩子上花费的物质和时间是有限的。[29]父辈职业类别根据中国标准职业代码转换而成，在劳动力市场中，父母的收入与职业存在一定关联；政治身份主要分为党员与非党员。人口统计学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和户籍。除此之外，考虑到各地经济水平差异有可能对其学前教育获得产生影响，故本文还把研究对象的省份作为虚拟变量，以控制省际之间的差异。表 1 为主要特征变量的描述统计
五、结论与建议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出发点，该阶段的教育获得对个人与家庭乃至社会都有积极影响。已有微观研究证实了家庭经济背景对教育获得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针对学前教育领域的同类研究却很少。为检验家庭收入对学前教育机会的影响，笔者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基于多元logit 模型的估计，考察了家庭收入对儿童入学机会与选择的影响，1.主要结论 研究的具体结论包括：第一，家庭收入对学前教育入学机会存在显著性影响。根据 CFPS 2012 年数据，家庭收入每增加 100%，儿童的学前教育机会将增加 2.6 个百分点。基于以上结果，我们检验了入园儿童选择的异质性，结果发现，相对于进入民办低收费园，家庭收入对儿童进入公办园的影响最大，对进入民办高收园的影响无统计显著性。2014 年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边际效应（2.2 个百分点）。第二，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儿童的入园率显著较低。同时，家庭规模显著影响子女的入园机会，即家庭人数越多，子女入园机会越低。第三，通过对城市与农村的分样本检验发现，家庭收入对农村地区儿童的学前教育机会有显著影响，而对城市地区儿童的入园机会没有影响。可见，农村儿童是否能够接受学前教育，其家庭收入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如果家庭收入不能负担足额的学前教育经费，儿童将可能没有机会进入幼儿园。 2.启示与局限 本文结论提供了如下启示：第一，在社会经济条件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通过接受学前教育能够比中层家庭孩子获得更优秀的表现，其产生的边际效应更大。[39]为了更好地体现学前教育的公益性，保证学前教育市场的公平与效率，许多国家将财政资金补给直接或间接地发放给幼儿家庭，如澳大利亚政府在进入 2000 年以后不再直接为学前教育机构提供补贴，开始更多地向幼儿家长提供补贴；丹麦、荷兰、法国等国也采取对教育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补给并存的方式，以降低家庭在学前教育上的花费。40]同时，相较城市地区家庭而言，农村地区家庭收入对儿童入学机会的影响更大。由于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教育发展差异，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是未来学前教育的发展重点。从笔者实地调研农村幼儿园的经验来看，目前农村地区的幼儿园设施已逐渐补给完善，乡镇中心园的基础建设投入力度较大，但师资力量薄弱、财政专项拨款极其有限、缺少有效监管等因素仍限制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提升。农村幼儿园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即使花费同样的经费也难以购买到与城市等质量的教育服务。第二，根据文章的实证分析结果，家庭收入的增多会提高儿童进入公办园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低收入家庭子女更容易进入民办园。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应积极引导与监管民办园的发展水平与质量，做到质量与数量并肩同行；以地方政府牵头，构建民办幼儿园学前教育投入 - 监管-产出指标体系，全面系统评估民办园的供给能力与产出质量，建立地方优秀民办园的鼓励机制，搭建优质园与薄弱园一对一帮扶平台，为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学前教育质量保驾护航。尽管本文利用全国性样本对家庭收入与学前教育机会进行了客观估计，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本文将幼儿园划分为公办园、民办高收费与低收费园的分类方法是否合理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由于缺少具体的园所等级数据，无法进一步对家庭收入与儿童入园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若需要更加准确地了解家庭收入与儿童入园选择的关系，应加强对幼儿园质量方面的信息采集与评测。第二，由于数据所限，本文除了控制家庭背景因素外，未能进一步控制适龄儿童个体本身的发展差异，该差异可能会影响到其是否能接受学前教育。 作者：王鹏程 龚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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