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家国沦陷的抗战时期，一部分文人艺士为躲避战火，纷纷前往彼时西南片区，集结于重庆，形成一方文化高地。而舞蹈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鼓舞斗志，以舞为 器 ，在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抗战时期的西南地区舞蹈家为中心，通过其舞蹈表演、作品创作等内容，论述战时西南地区舞蹈艺术贡献及其在后续中国舞蹈发展中产生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 舞蹈家; 抗战舞蹈; 西南地区;
一、抗战时期西南地区舞蹈家概况
1937年底，民国政府机关中负责主管文艺工作的部门搬迁至重庆，西南地区成了一方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空间。在抗战初期文艺发展极为缓慢，艺术人才培养困难，团队力量薄弱，缺乏系统的培训学习，没有相对专业的舞蹈老师来进行指导，这些艺术工作者们面临着重重困难。尽管如此，在抗战全面爆发的重要时刻，他们把爱国抗日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为战时西南舞蹈艺术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和社会保障。
据统计，在1931至1945的十四年时间里，当时活跃在西南地区参与抗战宣传的舞蹈家大概有两百余人。期间，众多优秀的舞蹈工作者所做出的贡献为现代舞蹈的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以新舞蹈艺术的一代宗师吴晓邦、 芭蕾之母 戴爱莲、着名舞蹈编导家梁伦等优秀工作者为代表的舞蹈家，在对现代舞蹈艺术发展有着重要里程碑意义的新舞蹈艺术运动中，创作众多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舞蹈作品。
二、战时舞蹈艺术主基调
在舞蹈工作者的助推下，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举国上下的注意力都被聚集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之上。舞蹈家们登上抗战舞台，舞蹈作品是他们手中最强有力的器械，刺向日本帝国主义的阴暗。文化艺术不再只是舞蹈家们的代名词，而是升华至家国层面，是全民族的艺术，是全民族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复兴，扭转了 五四 以来的颓势，并且取代了西方文化的支配性影响，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成为一切艺术的共同指向。 [1]抗战士兵绝不是孤立无援的浴血奋战，一批又一批满怀热血，对祖国和艺术满怀赤诚的文艺工作者以舞蹈艺术这一特殊的抗战武器，发掘文艺宝藏，高举抗日大旗，痛击日本侵略者，成了抗战部队最温暖，也是最坚实的后盾。
（一）反映底层人民悲惨社会处境
在抗战救亡这一大背景之下，所有的舞蹈艺术工作者都不约而同地以 爱国抗日 作为统一战线。以吴晓邦和戴爱莲为代表的优秀舞蹈家们厉兵秣马，创造了一系列以抗战为主旨的经典艺术作品，为救国存亡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广泛的动员，也为现代舞蹈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主基调。吴晓邦三赴日本归国后，在抗日爆发之际，立即投身于抗日斗争洪流之中，陆续创作了100多个舞蹈作品，《义勇军进行曲》《送葬曲》《浦江夜曲》《和平的幻想》《傀儡》《拜金主义者》《中庸者的感伤》《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打杀汉奸》《流亡三部曲》《思凡》《传递情报者》，歌舞剧《春的消息》，舞剧《虎爷》《罂粟花》诸多代表作。吴晓邦在《饥火》这一作品则运用对比的表达手法，用独舞的形式，选取最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以最饱满真实的情感来进行作品的编排创作。为广大民众讲述一个在寒风中难以忍受饥饿求助无门的饥民，最后依偎在一家富人的围墙下瑟瑟发抖，冻死街头的故事。将在大后方只顾自己享受醉生梦死的富人形象与游走在饥饿生死线上苦苦挣扎的劳苦大众做出强烈的对比，抗战时期的舞蹈作品，直接服务于抗战，脱离了传统思维中取悦于君王的莺歌燕舞，深入社会生活底层发掘素材，直面抨击是非善恶。
（二）直面社会丑恶，大胆揭露
吴戴所创作的舞蹈作品，深深地讽刺了卖国求荣者的丑恶嘴脸，以最大限度重现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沉痛地表达了对爱国志士牺牲的惋惜之情，准确地挑起了最广大群众的抗战激情。其中《丑表功》以夸张讽刺的手法，提取戏曲丑角的形象特征以及戏曲服化道元素，刻画出一个 头顶官帽、身穿官服、足蹬一红一绿的鞋子、戴着酷似汪精卫模样面具的丑官形象 [2]，戳穿和讽刺了汪精卫媚外求荣的走狗本质。吴晓邦在《傀儡》这部作品中则采用木偶式的舞蹈动作语汇，将傀儡皇帝溥仪懦弱无能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也影射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舞蹈作为一门艺术，其本质特征中所蕴藏的叙事功能，将战时的题材娓娓道来，加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以反映现实的抗战生活作为重点，刻画得生动形象，表现得入木三分。同样彼时的艺术不再只是舞文弄墨，闲情雅致的附属物，也不再局限于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文化，而是变成了一件有力的工具，能够直击黑暗，能够号召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武装群众思想。
（三）鼓舞民心激斗志
细究吴晓邦的作品，极具中国风格的经典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在西南大后方掀起了一股舞蹈热潮，群众反响极为热烈。整部作品充满了雄浑的气势，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风骨相契合，又别具新意地融入了现代舞蹈元素。表现现实，又能高于现实，讴歌了义勇军英勇无畏的英雄气节，刻画了中华儿女敢于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的高大形象。《游击队员之歌》又另辟蹊径，极具节奏感，游击队员神出鬼没的情景随着节奏的应和展现在人们眼前，一扫人们心中的沉闷，内心逐渐盈满愉悦。舞蹈创作中的夸张和讽刺手法，在这些抗战作品中得到了突出强调，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痛批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唤醒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吴晓邦、戴爱莲对祖国那深切且热烈的爱意沉淀在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中，他们对骨肉同胞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由此，也对侵略者的残忍暴行更加深恶痛疾，大力讴歌了抗战勇士的爱国行为，赞美了最纯粹且优秀的民族精神，展现了舞蹈家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崇高风骨。创作的题材也来源于所见所闻，亲身的经历使得每一部作品的感情真挚饱满，有感而发的创作更加深入人心。爱国抗战的社会现实作为主题材，加上舞蹈的编排，再以表演者的肢体动作进行演绎，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笼罩着祖国大地的阴暗，唤起人们心底的爱国之情，激发抗战斗志，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与进步作用。
三、战时舞蹈艺术现实意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是自古以来就被广为传颂的话语。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国家兴亡，就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舞蹈柔弱却坚韧，每一股坚韧的力量拧在一起，便能够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战时舞蹈艺术已成为西南片区战时舆论宣传动员的重要载体。通过编创大量的表演作品，开展抗战舞蹈宣传活动，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凝聚民族自信心，对抗战的胜利起到了助推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影响。
（一）艺术创作需深入生活、扎根群众
艺术家们心态与思维的转变，深知艺术创作需深入生活、深入群众。通过舞蹈这种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来进行展现，让一片赤诚的爱国丹心不断感染着观众，鼓舞千千万万的热血之士，奔向保家卫国的抗日前线。 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样的形式，苟能提高文化，改造社会，就充实国力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责任看得过小，一定要刻苦地从本分上实干。 [3]新舞蹈艺术初期强调舞蹈的 启蒙 ，伴随着战争的到来，人们的创作主旨向着 抗日救亡 进行转变，从追求逐步进步，到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爱国为家，整体的创作路径也更加贴近于现实，这也是 浪漫主义 向 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的转变。艺术源于生活，是现实，更是一种升华。
（二）唤民族意识觉醒，展时代风貌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实质上是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觉醒。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高度统一，抗战舞蹈艺术作为在特殊时期的艺术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象化写照。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面对民族危亡，舞蹈家们并未一蹶不振，抱着 拓荒者 的志愿，用舞蹈承载力量，用舞蹈保家卫国，鼓舞民众斗争，彰显出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承载了战时民族使命与民族精神，重温战时舞蹈艺术，对树立民族意识，民族自信与自豪感，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有着重要教育意义。
四、结语
抗日战争期间的舞蹈作品带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艺术色彩，间接地促进了中国舞蹈文化向多元化阶段的发展，舞蹈种类多样，形成了多层次、多种类、多风格的格局。多元化的舞蹈发展初步确立了民族的艺术价值观，更从侧面增强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在抗战时期，抗战舞蹈艺术给人们带来了极大地鼓舞与动力，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御敌，对中华民族抗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意义。如何使舞蹈艺术紧密联系时代，同样又能充分发挥自身艺术特性，战时舞蹈家们为人们带来了思考。在当下也要高度重视舞蹈艺术的社会作用，舞蹈工作者们要不断贯彻落实舞蹈艺术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舞蹈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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