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行动者的热血，来填补人生那苍白的画布
文/野夫
法国有一个学者写过一本书，叫做《无所在的故事》。他把人的生活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所在”，一种是“无所在”。
什么叫有所在的生活呢？他的描述是这样，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固定的程序里面，比如说你每天从家走向单位，从单位走向菜场，然后从菜场走回你家的厨房。你的一生沿着这样一个固定的道路，重复着，偶尔有一点点意外。
那还有一种人生呢，叫无所在的状态。就是当你踏出家门的那一刻，你就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你在每一个码头、车站，甚至每一个大街转角的地方，你都有可能因为踩住了一个少女的裙边，因为一声道歉，而产生一场意外的爱情，或者其他的故事。
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无所在的生活，我的一生就这样走在路上。大家看见我已经50多岁了，还像一个老操哥一样地活着。
但是过去的我并不是这样。
我也曾经在有所在的生活中，度过了我的27年。在我童年、少年、上大学、青春，在我们那个年代，我198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分到一个单位。每天上班，按照领导的部署每天做着同样重复的工作。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每一个边镇小镇长大的孩子，都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向往，都渴望走向远方的道路。远方一直是我们心中永恒的诱惑。
而那个时候，我们上完大学又分回了故乡，觉得自己的一生都会埋葬在那个山沟里面，道路对我们构成一种诱惑，也对我们构成一种折磨。
许多年前，民国时期，同样在武陵山区，另外一个湘西青年，沈从文，他在湘西的一个最大的军阀手下做文书，那个军阀叫陈渠珍，他完全可以在那个部队里面成长，当官，但是他怀揣着一个远方的梦，饥寒交迫地来到了北京，开始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这样的故事也激励着后辈的我们，我一直想走出深山，但在那个年代，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中国是一个不能自由迁徙的国度。今天大家看到的可以自由迁徙，只有很短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农民进城，甚至十几年前我们的农民进城，都要必须无数个证件，才能来到你自己祖国的其他的地方，没有单位介绍信你是没办法走出远方的。这个国家一切都体制化了，把每一个人，都奴役在它的一个网格之中。
我们要想走向自己的远方，踏上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1985年来到武汉，不敢自己冒昧地过来，而是拿省作协的介绍信才过来。考上武大，之后分配到海口市公安局当了警察，哪怕我已经离开了故乡，走向了远方，走向了天涯，但是还是在体制之内，而且在体制的核心部门。
警察系统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下级要服从上级，每天要必须去执行任务。去蹲守、去便衣化妆、去晚上搜捕，去抓妓女，我审过成百上千的妓女。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它是我需要追求的一份生活吗？
我一直质疑着自己的生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出口。
1989年，我决定从此离开这个体制，踏上自己的真正的自由的道路。那个晚上，我在痛哭喝醉之后，写下了几千字的辞职信，然后第二天，用警帽端着自己的警官证、肩章、徽章、警号、手枪等等这一切走向办公室，非常神圣地给我的领导们说，老子不干了。
在那样一个年代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很少或者说很少有中国人，敢公然背叛自己的体制，敢公然背叛自己被规定的道路。我尝试着这样去做了，而且义无反顾。甚至在后来的审查之中，我的局长问我，你真的想好了吗？你现在要是检讨，要是悔过，要是交代，我们还可能把你留下，但是我放弃了，于是我又回到了山里，回到了我的故乡。成了一个烟厂的工人。
接下来的故事更精彩但是不能多说，就是我突然又从警察变成了一个囚徒，而且就在这个附近不远的地方坐牢。
坐牢的生活当然是被规定好了的。每天六点钟吹哨子集合，每天要六次点名，每次点名你都要立正答：到！
这就是我的被规定的生活，我一生都不喜欢这种被规定，我一生渴望自由，我渴望自由带来的全是锁链，但我相信我会挣脱它。
1995年我回到人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系列事情，我家破人亡了。
武汉是我的伤心城市，我决定离开它，再次踏上道路。我的一个兄弟叫李斯，今天没有来，他原来说要来的，是中国着名的一个翻译家，那个时候他也是一个下岗的知识分子。他和另外一位朋友送我到武昌南站，1996年的正月十二，是中国所有的农民工开始蜂拥而出打工的时候。
在武昌南站的门口，所有的农民工背着卧具、被子、行李，蜿蜒曲折地在南站门口排着队。警察保安不断地训斥，不断地用脚踢那些农民。排好一点队，不许插队等等训斥来自于我的耳边。我们三个人默默地跟随着在队伍之中走，我对我的兄弟李斯说，我从此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
我说，我心态非常平和，这就是我的道路的开始。
我的另外一个来送我的好朋友，最奇怪的是他给我拎了一口锅来，他非要我带着这口锅到北京去。我说，我已经有换洗衣服，我不能带一口锅去。他担心我在北京需要买锅，需要埋锅造饭。我说我要是带了这口锅离开武汉到北京去的话，我一生都会抬不起头来。这口锅你必须把它带回去，否则我就在铁轨上把它砸碎。因为古人说，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把锅砸碎了，这个命押上去了，赌进去了。
于是我的朋友终于把他的一口新锅拎回去了，我没有带着。我相信这个世界，我所到之处都有我的锅。（掌声）
我怀揣着这样的信念去了北京，在北京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活。成了一个小有成就的商人，也完成了原始积累，又过上了一个规范的生活。
居家过日子，生活一天天开始沉闷起来。每天晚上要打电话向全国各地讨账，因为各地的批发商都欠我的账。我活到四十多岁的时候，活得像一个黑道人物一样，而且不惜在电话里面威胁：你欠我的钱再不拿来我一定要找上门去。
可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再一次醒悟了。我想我还是应该踏上我的道路。于是，离婚，把所有的财产放弃，一个人开着一辆破车离开北京，到了云南。
再次踏上了我的道路，就像我的背景这幅画一样的铁轨，这是我一个朋友画的，这个画家叫孟煌，现在在德国。他的这一组画的主题就叫“在远方”。
我到了大理之后，又一次把自己洗白了，又一次一无所有了。于是我开始写作，到处行走、访友、喝酒。我突然发现我真正地在46岁以后，找到了我真正渴望和喜欢的生活。
我结交了天下无数的义人，我们行走在公益的路上，默默无闻地做很多很多的慈善的、维权的、救助的、公益的各种各样的好事，我结识了这个世界上一批真正怀揣着良知，为了自由而奔走于途的人们。他们就像当年墨子的子弟一样的行侠仗义，扶弱抗暴。
这都不是我的虚构，我一直说江湖不死，江湖社会一直留存在我们的心底。这些年来我做过无数次关于江湖的演讲，我们这些喜欢道路的人，喜欢自由的人，从我们自身的生活开始革命。
革命不意味着是暴力，我最喜欢的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如果没有一种对自己生活方式的深刻的革命，即使有一场社会的革命，我们依旧还会活在奴役之中。
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没有了，皇室没有了，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到今天为止还一直残留着。
那么在路上的人生，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是对体制的一种挑战，一种背叛。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个性之中，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我们把自己的生活活好，我们把真与爱的火种传遍天下，那这个社会才能够真正的获救。
我在我的这种在路上的生活中感到了特别的快乐，无论是方外之交，无论是底层的，那些普通平民，还有那些草根知识分子，就像刚才大家听见的这位乐手，莫西子诗。在我的行走的路上，我结识一大批这样的民谣歌手，就像大家熟知的周云蓬啊等等这些人，俊德啊舌头乐队的。这样一些乐手我为什么喜欢他们，我在我的行走的路上经常看见他们，到了黄昏摆一个地摊儿，自弹自唱，为孩子挣一点点奶粉钱。这是他们真实的生活。
但是当你驻足坐下来，听他们的歌声，听清楚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歌声里面，有非常美丽的诗句，有非常警醒人的很多哲理的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乐句，在嘲弄批判着这个恶世。
他们也要行走在路上，他们不行走在路上他们就无法生活。他们一点点地走，一点点去挑战着黑暗，一点点地嬉笑怒骂着他们所不习惯的锁链。
我们都各自行走在自己的命途之中，我们必须对自己规定的命运进行一场反叛，否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每个人一生要么早夭，要么寿终。早夭和寿终，如果它是一个平庸的生命，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喜欢把自己的生命过得特别精彩，我们去结交每一个朋友，就像阅读一本本不同的精彩的书一样。
我是在这样的路上，因为结交了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于是我开始写作。写作给我带来了生存的资源，也给我带来了荣誉，带来了尊严。
我从我的故乡那个偏僻的土家族苗族小镇出发，湖北省的最偏僻的那个角落，就是我的故乡，我的今天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甚至出国，欧洲、美国、东亚。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少年的梦，一直激励着我，就是我们被道路诱惑着。
我们如果一生在一种有所在的生活下，完全地循规蹈矩地忍受着自己的那份被奴役的生活，我觉得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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