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钱易演讲稿：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是教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被邀请来《开讲啦》，跟大家能够交流，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都是有关我的事业。因为我大学毕业是1956年，然后做了研究生，1957年就开始参加一些工作，到今年2017年应该是六十周年，还不敢说从教六十周年，因为我真正地站上讲台讲课是1959年。那么我想在我的近六十年的生涯中间，我要跟大家交流的主题，就是我非常非常热爱教师这个事业，我认为这个事业是社会不可缺少的。
我当教师可以说是，有家庭很大的影响，或者说家风的传承。因为我的父亲是教师，我的母亲是教师，那么在上一辈中间，我有两个叔父是教师，有两个姨妈是教师，还有两个舅舅是教师，所以我们家可以说当时我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教师之家了。然后有两件事情，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我母亲，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当时她白天在学校里上课，晚上就做家庭教师。因为当时我们住在苏州，苏州大家知道非常出名的就是园林。我们当时住的是一个小的私人园林，然后花园旁边有很多住房，所以住的人家很多，大家知道我妈妈是一个小学老师，所以希望他们的孩子晚上也能够有人指导，能够好好做家庭作业，是这样。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比较多的时候，至少有八个到十个孩子，来到我们家来，在一张吃饭桌子上，然后我妈妈就指导，这个是一件对我印象很深的事。后来年纪大了，我想总结当时这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觉得我妈妈那么被人喜欢，那么被人需要，所以我就觉得我妈妈这个事业，是非常非常受人欢迎，被人需要的。
第二件事情也是我妈妈的事情，抗美援朝的时候，前线有很多伤病员回来，结果正好他们治病、养病的房子，就在我们家住的那几间房子的旁边。这一次是我妈妈主动了，我妈妈看他们的生活比较单调，就是治病养病，然后白天很多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干。结果我妈妈就去看他们，然后就跟他们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学点文化啊，就零零碎碎的时间，我妈妈去给他们补一点课，然后就教他们，这些年轻的志愿军战士，还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发现，他们称呼我妈妈的名称就多了，原来他们叫她阿姨，后来他们又叫她老师，再后来，有很多年轻的战士，叫我妈妈就叫妈妈。我就体会到了，我妈妈热爱这个工作，她认为她到哪里，就有这个义务，就有这个责任，来培养年轻人，所以她就努力在做。所以我想我从小就受到了这么一个熏陶，我从小呢倒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做老师很好，所以我初中上的那个学校，就是苏州的女子师范学校的附中，而我妈妈，我两个姨妈，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所以当时我觉得是很自然，将来我也去学，然后我将来也做老师，当时是有这个想法。
然后也可以说是巧，就是等到我的三个哥哥，一个妹妹，我们五个人都慢慢长大了，最后的结果我告诉大家，我们五个人都是当教师。有大学的教师，有中学的教师，有小学的教师，而且我们五个人找了五个配偶，这五个配偶我告诉大家，四个半是教师，大家一定会很奇怪，为什么是四个半？我给大家解释，那半个就是我的老伴儿，我们是同学，然后后来相识、相知、相爱以后，就形成了伴侣，那么他的工作单位，是北京市的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但是他们研究院，有培养博士生的计划，他是一个博士生的导师，所以我叫他半个老师还可以吧。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就使得我们跟教师这个事业，我不大愿意叫它是职业，实际上它就是我们的一个事业，这个关系非常非常地密，非常非常地深。但是我新苏师范学校没有念完，当时就被调出去工作了，工作了有一年多以后呢，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了，所以从工作的年轻干部里头，抽调一些人去上大学。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十六岁，上大学上什么专业也不懂，在老师的动员下，我选的专业当时叫给水排水，就是城市建设里的一部分基础设施。你要供给大家自来水，保证饮用水安全，你要把所有家庭排放出来的污水都收集起来，都处理干净，防止污染，所以这个是事业上。
我后来怎么又会回到教师的岗位呢？这个就有一点故事了，这个可以看出来我后来遇到的好的老师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影响。当时我记得我之所以能够到清华来，就是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我大学是上的上海同济大学，当时同济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它选择了一些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来组织参加国家考试。我们清华大学的陶葆楷老先生，他就是我答辩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就是我后来的导师，应该说是我一生的一个恩师吧，他对我的印象比较好。主要印象比较好的，一个是我说的普通话比较好，当时上海的大学生，很多不大会说，另外一个，就是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回答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害怕。所以他在答辩完了之后，他就和我另外一位恩师，就是同济大学的老师，叫胡家骏，这位先生现在九十九岁，还健在。他就跟胡先生说了，他说我今年要招一个研究生，你动员这个女孩子来考我的研究生，他说她不错。
然后胡先生就马上来动员我，大家能猜想动员我的时候，我马上答应了还是不答应？我不答应，对了。我就跟胡先生说，我说已经上了四年学了，我不准备再上学了，我说我要赶快去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做点贡献了，当时正是国家在号召建设大西北，我说胡先生，我要去兰州。后来大家猜想，胡先生跟我说了三句话，就把我原来已经下定的决心，给改变了。第一，我要告诉你，陶先生是我们中国给水排水，这个学界成就最高，学问最好的一个老师；第二句话，你如果能够考上陶先生的研究生，这是你这一生的一个重要的机遇；第三句他说，这次陶先生招一个研究生，肯定有很多人要去报名，你能不能争取考上还是问题，这是对你的一个挑战。所以大家听了胡先生的这些话，你说我要不要心动，我就完全被他打动了，又想去争取这个最好的机遇，又想去迎接这个严峻的挑战，我当时是年轻人，还是有点好胜嘛，我想我这个应该要试试，所以这样子才下定决心。所以我一直说这两位恩师，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恩师。
我到了北京了，胡先生跟我分开了，但是他还不断地关心着我。我曾经收到他一封信，那是八十年代了，我已经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胡先生知道了，他就给我写了一封长达两页的信，他说听说你现在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你还有没有时间做研究，你在教学上有没有受到影响，他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在这个专业里，要有一个好学生，有一个好人才也不容易，他说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精力太分散了。我收到那封信实在是太感动了，我想他远在千里之外，但是还在关心着我在干什么，而且还在指引着我，而且他的提醒很重要很重要。后来我也给他写了一封两页的回信，我就跟他仔细地汇报了，我现在在干什么，我说我有三个永恒的话题，在开这种会。第一个话题就是环保，第二个话题就是教育，就是学校该怎么办，第三个话题，我看今天有很多女同学，就是妇女，我一直对自己有两个原则，一个原则就是我不能不说话，不能光是去坐那儿去开会，但是第二个原则更重要，就是我不懂的事情，我不说意见。然后我也汇报给胡先生，我现在在做什么科研，在上什么课，然后我一天的时间，大体上分配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写了以后，我自己稍微安慰一点儿，但是也还有点儿忐忑，我不知道胡先生接受不接受我这样的说明。最后胡先生又给我写回信，他说我放心了，他说你那些工作也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做这个工作，没有社会的支持，没有政策的支持，也是不行的，所以他就放心了。这个故事，也是让我记一辈子。
陶先生当然故事更多，陶先生指导我，除了指导我怎么写论文，怎么收集资料，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就是陶先生只要有一次会，一定要带我去。大家可以设想，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人，那个都是这个行当里的专家，我根本没有机会说话，我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但是我听到很多很多，我认识到很多人。我后来才觉悟到，陶先生是用这种方式在教育年轻人。然后我们俩一起回来的路上，他会问我意见，他会来听我说，你的想法怎么样，然后我再讲了，他再跟我讲他的想法怎么样，所以这个教育人的方式，我觉得对我来说，实在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收获了很多很多。
刚才主持人讲到我现在还在讲课，主要就是因为我觉得环保事业，太落后于人类的需求了，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做更多的努力，而这个工作，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搞环保的人能够完成的？你在点头，但是我要摇头。因为产生污染的工业太多了，我们搞环保的人，我们的基础知识，我们学习的本领，够不够来发展它，来改变它的工艺，我们不太够。所以我们必须得依靠各行各业的人，大家都有这个环保的理念，他就都来发展清洁生产了，就像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了，我就觉得技术很重要，但是战略更重要。
特别中间做了一件比较大的事，就是1998年的时候，我就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就是完全从写提纲，写教材，然后讲课，都是从我开始，这个课程就叫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就是面向全校的学生，学生的来源不是环境系，而是各个院系，然后这个课，我不自己谦虚，应该讲还是很受欢迎。我最享受的是，我们每年八个礼拜的课，最后的第八周，我们那个课不是老师上，而是让学生来谈学习的体会，结果这堂课非常丰富。有一位同学有意思，他不是汽车专业，但是他从小喜欢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他居然可以去总结出，很多地方是危害环境，比如说消耗能源啊等等，然后今后应该怎么改进。比如我们也有同学，从小学就开始关心那个塑料口袋的回收，他就专门来讲塑料袋的问题。比如我们还有学生做了好多调研，调研清华大学电耗大的地方，不应该浪费的地方有哪些。他去专门调查清华大学所有的阶梯教室，如果晚上有课，那个教室三、四百人都坐满了，如果晚上是自习，他们总结下来，那个里头三十多人都可能，但是灯火通明，跟三、四百人坐的一样，然后他们就计算这个里头，电能浪费了多少。我可以看到那么多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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