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李强演讲稿: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同学们,我今天这个话题,实际上是从贝宁他刚才讲到的,关于高考开始的。我是比较早的,当时是七七级、七八级,因为这两级的时间特别近,大概一次是1977年,其实到年底了,一次是1978年夏季。那么对我来说,我当时实际上是下乡九年。1968年的7月1日,我就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大概坐了三天三夜,昏天暗日的,就坐的火车啊汽车啊,拉到一个地方。现在想起来,那个地方连地名也没有,就是在黑龙江的边境。所以我实际上是很长一段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
然后1977年回来,当时还很茫然。因为我们这么大年龄,能不能让考试,其实不是很清楚。我印象1978年,大概春节前后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亲戚,他在一个汽车公司工作,他说这样吧,你到我北京市人民汽车一厂来吧,将来能开汽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叫好工作呢?有两个事情肯定是好的,一个叫手拿方向盘,一个叫手拿听诊器,这很厉害对不对。我说那好啊,于是我就在好像春节前后,就到他那一块儿去工作了。但是到工作才知道,说你要想开汽车呀,得先当售票员,那怎么办?那就当吧。
后来当了一两个月售票员,突然意识到可以报名高考了,然后就得找材料。那时候不像现在,说你还能到街上买一本复习考题,那时候哪有这些东西呀。所以我印象就是说找几个好朋友,然后大家你有一道题,抄下来,有一个笔记本专门抄题的,每门课都有一个笔记本。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怎么考你啊,于是你就找各种考题温习,参加高考的。那个时候,选拔人才的机制都没有了,谁也不知道谁有什么本事,没有办法,所以我认为,高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才筛选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个机制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来识别人才。有了高考以后,七七级,七八级,其实因为这两级当时就隔半年,所以这两级基本上学的时候,也很密切,在一块了。我所在的人民大学是1978年复校,所以我算是很幸运,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那么我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其实大家想想,我下乡九年是十八岁去,二十七岁回对吧,这是人生多灿烂一段时间啊,所以你能理解我们到了以后对知识的渴求度。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书啊,那个时候看书杂乱无章,今天是《安娜·卡列尼娜》,明天突然拿一本叫《电工原理》,后天是《卓别林——不朽的流浪汉》,完全没有关系。那时候渴望知识嘛,而且那个时候书很少,所以我印象就是一本书,翻到最后的时候都得小心翼翼,再翻那本书就翻烂了。而且这本书到你手里以后,你必须一夜把它看完,因为第二个人,早上就在你那里盯着呢。所以你尽管干了一天的劳动,那简直疲乏得要命,晚上熬着夜也得把它看完。
夜里怎么看书呢?就是拖拉机上有那个煤油,把那个煤油拿来,弄一个棉花的小灯捻,然后就在那个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你看吧,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对知识非常渴求。谁要是能回一趟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把书带回来。有一次,我碰到作家梁晓声,他好像跟我经历差不多。他说当年回北京头一件事,就是找书,把书带回来。他说他有一次好容易带了一提包书回来,结果没想到,刚进村,你想大家都渴望书啊,结果书就被别人抢走了。有一本书,不知道被谁抢掉了,后来始终没还他。他跟我说的时候还耿耿于怀。所以我感到,我那个年代上大学,享受在知识的海洋里,真的是享受,真的觉得太好了。这样一个时代,终于可以有一个文明的,有系统的梳理了。我们读过无数的书,但那个书杂乱无章,你没有被真的高手梳理过,这个知识的体系和知识的进程,这个事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但是图书馆的书显然不够,因为刚刚复校嘛,书不够,于是就去北大图书馆去找,因为都是邻居。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发现书最多了,叫作北京图书馆,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更名,叫作国家图书馆了。每次真的我自行车后面,高高的一摞书啊。我都不知道有多少次,我骑着自行车,也可能是刮风下雨的时候,骑着这个车就往返于人大和北图。所以可见我们那个时候,真的跟大家今天不一样了。今天我估计不是没有书的问题,是浩如烟海的书,到底怎么来看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大家,对纸质书都没有太深的感情了。因为天天大家拿一手机,天天扫那个微信,好像纸质书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书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
大家如果读过作家高尔基的“三部曲”,他曾经写《大学》。高尔基没上过大学,但高尔基的大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他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经历。所以我认为我有两个大学,你想我是1968年下乡,1977年回来。我今天思考起来的话,如果我后来学的不是社会学,假设我学的是物理学,是化学,是数学,是其它学科,那九年顶多也就是一个生活阅历,也就是一种品格,意志的培养等等,它跟学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我做的这门学科恰恰叫社会学,所以想起来的话,跟我关系还真是深刻。因为我们社会学有一个看家本事,就是说像一个研究生,你想写一篇社会学的硕士论文,头一件事你先去“田野工作”,你在一个村庄你都没待过一年,你在一个地方都没做过深入研究调查,你怎么敢写文章?这个东西有个英文词叫,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叫参与式观察。实际上后来我仔细想想我那九年几乎是做了九年的参与式观察。
实际上我上人大的时候,还没有社会学,我最初学国际政治。大家说那你学国际政治转社会学,这挺大的转变。一个是研究国外,一个是研究国内,这不一样啊。毕业的时候,我就仔细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优势在哪里?那么我仔细一想呢,其实我在国际上没有什么优势,我连美国都没去过,我还研究美国,欧洲也没有去过。所以我很质疑,我对于所谓国际问题的研究。而我仔细想我可能最了解的还是中国吧,所以这也是促使我很大程度上,后来做社会学研究的。我怎么知道社会学的呢?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1979年,当时有一个国际图书展。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了,大量的图书开始被引进到国内了。那么我去外文图书展,我发现有一面架子都是这个社会学,Sociology。觉得这很有意思,一看艾瑞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那一想我是哪阶段啊。因为那之前没有这种学问啊,所以我逐渐意识到了,还有这样一门学科,它告诉你怎样认识你自己,怎样认识社会,我觉得很精彩。
所以我后来很自然地就觉得,人大正好有社会学,我就在社会学系当老师。社会学让一个人认识自己,这挺重要的,就你先想好了,我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判断很重要,自己为什么要学。
我自己从1999年到清华,后来我做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每年就要给学生讲话,所以今天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清华故事。
这故事发生在1937年,大家知道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就攻进宛平城,清华校园被占了。这时候清华的一个教授,叫赵忠尧,物理系教授。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东西落在实验室里面了。什么东西呢?就是放射性的镭,这是他当年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他的导师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很友好,把大概五十毫克的放射性镭放在一个铅管里,在那个实验室里面。
七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赵忠尧教授就匆匆忙忙来到梁思成家。因为梁思成条件比较好,他有辆小汽车,因为大家知道城里离清华也很远。赵忠尧说,恐怕咱们必须得把这个取出来,两人商量好了,夜闯清华园。然后就把一个小铅筒取出来,他就拿一个咸菜罐子,把这个藏在那个咸菜罐子里。后来一路其它东西都丢掉了,终于跑到长沙,找到清华的梅贻琦校长,讲他一路的艰辛。赵教授热泪盈眶而出,然后梅校长也热泪盈眶而出。所以我们能理解,清华是一个有理念的学校。那么我们作为老师,总是给学生提出一些希望,学生其实无论能力大小,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就是一个有理念的孩子。
今天的演讲是从我们高考开始的,所以我们再回到高考上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1978年,我查了一下数据,我们叫高校毛入学率,它的概念就是说同龄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在大学里上学。我查了一下1978年,高校毛入学率只有1%,我们国家发展非常快,10%,20%,30%,高校扩招,那么大家知道本来我们国家原来预定2020年才能达到高校毛入学率40%,结果我们提前达到了,2015年我们高校毛入学率40%。所以我觉得在座的同学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也就是说想上大学的,差不多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你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但是社会对你们提出的挑战其实也是更多了。比如说知识结构加快了,大家意识到了吗?越是专一的技术,被淘汰的速度越快。
今天结尾我也讲两句,为学和为人,为学要严,严谨求实,严肃认真,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
【开讲啦李强演讲要点】:
1、在把“手拿方向盘”、“手拿听诊器”当作好工作的年代,28岁的李强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
2、把那个煤油拿来,弄一个棉花的小灯捻,然后就在那个豆大的灯捻下,看一夜书。第二天早上两个鼻孔都是黑黑的。
3、李强如何得知、了解社会学,又是如何走上研究社会学之路的呢?
4、为学要严,严谨求实,严肃认真,严师出高徒。为人要正,正大光明,清政廉明,正人先正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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