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讲啦赖声川演讲稿：走别人不走的路
很高兴，有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一起，希望今天能够跟大家说一些对大家有点意思的话，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走跟别人不同的路，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不要误会，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去寻找一个独一无二的，别人没有走过的，你要找一个没有人爬过的喜马拉雅山，不是这样子。其实我认为，走别人不走的路，你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到自己，你要找到你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然后我清楚了之后，我自然会找到我应该要找的一条路，这一条路就是独一无二的，就会跟别人不同。
我从小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寻找自己。来到节目之前，我就在想，回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在我80年代，我刚刚拿到我的学位，我回到台湾教书的时候，我们一些朋友在一起搞剧场，然后有一个朋友，其中剧团的一分子，他就很热心地每天在帮我们做一些心理测验。他问我的问题，第一个当然就是你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然后我愣了一下，他说你不能停，你不能想，你就告诉我，我嘴巴上冒出来的就是独角兽，后来他就翻书，告诉我说这时候直觉你最喜欢的动物，其实你就在形容你自己。反正走了这么几十年，可能我觉得那个独角兽的个性确实是存在的，那这个独角兽可能因为它独特地在一个森林里面，你也不知道它在干什么，然后它就在做出一些可能你也想不到的一些事。
我的成长可能就是跟人家不同，我是一个外交子弟，我父亲是做外交工作的，我出生在美国，因为我等于是在美国受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小学教育。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上小学，我上一年级，然后大概读了五六天而已，有一天，老师请了校长在门口，他们两个在那边讲一些耳语，突然他们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指着我，校长就看着我，最后就点个头，然后我们老师就过来，把我的书啊，我的东西收好了，请跟我走，我们就走，然后就走到隔壁二年级去了，然后我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了。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还问我说你做了什么事，让他们带你到二年级去，我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看到那个墙壁上有一个海报，有三个橘子，然后有两个橘子，然后三个橘子加两个橘子是几个橘子，我说就是五个橘子，然后我就到二年级去了，于是我的前途也就不被挡住了，就是不会被一些我不用学习的东西挡掉。
其实我12岁到了台湾，然后我父母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学中文，把我的中文学好，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很优秀的外交官。三年之后，他一定会外放去做大使，所以那三年时间就是我不管多辛苦，要把整个中国文化语言，整个把它学起来。我在美国是质优生，回到台湾，进入到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教育系统，我就立刻留级，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我的移民的方向是跟人家是不同的，我接受文化的方向是跟人家不同的。然后这个计划，后来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变数出现了，那就是我父亲生病了，然后他就过世了。当然我就不可能是他们原来想象的我，他们原来想象的我是什么，也就是那三年过了，我父亲在外放，然后我会在某一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哪里，一定念的就是国际学校，然后我又回到那个让我跳级那个环境里，然后我又可以成为质优生，然后我可能十六七岁 就念大学了，然后肯定念的就是哈佛或者是什么，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可以预期，因为我本来就是那样子一种感觉的一个小孩，你们以为那条路是好的，可是那条路不会带我到现在这个位子上，如果我没有真正浸泡到中国文化，然后认同它，我在台湾后来念初中高中大学，我觉得这些年，我所接触到的人、事，我交的朋友、我接触到的老师，让我深深地能够连接到我的根，那也就是中国文化的这个根。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我是谁。虽然我不完全清楚我要走什么方向，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我是属于台湾中国亚洲东方，我是属于这边，对于一个外交子弟来讲，这个很重要，你到底属于哪一个世界。所以你们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小孩，这么一个小独角兽，然后他英文永远是考一百分，然后他其实认同了中国文化，考大学更不可思议的，我考上了台湾的辅仁大学的英文系，那你说这个怎么说呢，我去念英文系干什么，因为英文系，一方面我轻松了，很多课我其实不用上，另外呢我有更多的时间来找自己，于是我就开始玩音乐，也是不知道什么缘分，开始玩吉他。第一次我拿起吉他，就很快就会弹，四个和弦一下学会，然后就发现有这四个和弦，大概可以唱个一百首歌，因为大家都是用 这同样的四个和弦，然后我们几个朋友就在台北市一个最偏僻的一个角落，开了一个小咖啡馆，叫艾迪亚，就是“idea”，就是“idea house”，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玩音乐。艾迪亚也就变成台北的一个小小的文化中心。
然后其实我当时音乐，就听得很凶，也听得很偏，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到今天来讲，我都认为是一个人类的某一种文艺复兴时代，在60年代。你听现在所有的音乐，尤其我觉得嘻哈，整个变成当道之后，一切的主题就是我，所有的歌词都是我，而且最重要是我要，我要什么，我要爱情，我要被爱，等等等等。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你看排行榜，第一名的歌曲，它可能在讲的是世界需要什么，不是我需要什么，是我可以为世界做什么，所有的一些人性的价值， 人类是一条心，我们要怎么样让明天更好，那就是要每一个人心中有更多的爱也好，或者更多的关怀，这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得到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我们每一个，我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很多的理想，这个理想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事吧，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吗。可是今天来讲，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大家已经不太是这样在想事情了，大家还是要一个房子，要一个车子，说实话，我那个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在想这些东西，我觉得看到世界，世界有问题，那我们怎么去帮助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好，就这么单纯。所以，要走跟别人不一样的路，要拥抱这样的理想，有那么难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啊，这就一种内心，你自己调整好，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而已。
我们艾迪亚是1973年成立的，然后我一直在那边表演到1978年，然后我就做了下一个重要的抉择，就是出国留学。我又回到美国，在加州伯克利大学，我念戏剧博士。我讲真的，他们凭什么收我，我真的不知道。第一天上课，我有9个同学，总共10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每一个都是挪威的着名导演、纽约的着名演员、伦敦的一个着名导演，然后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硕士生已经过来了，我只有一个台湾辅仁大学的英语系的学士学位，然后轮到我自我介绍，我只能说大家好我来自台湾，我知道的不多，请多指教，就这样，然后他们也就不当我一回事，过了一年，这十个人已经变成五个人了，到了第三年，五个人变三个人了，就是我们学校非常严格的，就是这些人就被刷掉，被很无情地，就是说走，你不适合我们再见。最后就是三个人拿到学位，我是其中一位。
伯克利是一个我很推荐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接触到我心中一些理想的一些真正实践，好比说全世界现在没有一个都市，没有这种人行道里面的一些斜坡给残障人士轮椅用的，当然伯克利就是全世界第一个有那个斜坡，50年代就有，然后你经常在校园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各式各样的残疾人士，有一次我在从一个教室走到另外一个教室上课，走廊上人很多，然后我就瞄到一眼，看到一张床在那边行走，是怎么一回事，我再仔细一看，有一个人躺在那个床上，那个床就是他的轮椅，但是呢他没有手没有脚，我说这是什么人啊，然后他有一个后视镜，他就用他的嘴巴在控制那张床，然后那个床就在走廊上走，没有助理没有人帮他，然后他就在那边走，我说我没看错吧，看着看着他就进教室了，然后我记得我站在那个走廊上站了很久，直到人都没有了，我站在那边看，我就说真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你可以让这样一个人，他四肢都没有了，然后他可以得到一个，平等的教育的机会，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人，然后你不会说你坐在那个位子，会不会不舒服，要不要过来，他会很生气，他会觉得说你干吗，你把我当什么，那我心里正想讲，我把你当残疾人士，错！你要把我当一个人。所以这个价值，就是我在伯克利学会的。在艺术创作上，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艺术上我们讲的是创意，创意这个东西是什么，在某一方面来看创意其实就是你要去掉概念，你脑子里有什么概念，你脑子里有残疾两个字，错！你应该去掉，你应该看到他，他是谁，那就是真正的他，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好一切的研究，一方面呢又要放掉所有的概念，这个时候创意就容易来了。
所以我后来在伯克利几年下来，我去对地方了，因为它就是能够让我更看到 你要走自己的路，首先你要认识自己，你要了解自己，然后你的路是要走去帮助别人的，而不是帮助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伯克利给我一个最深的，什么叫伯克利精神，我觉得这就是伯克利精神。那么从1983年我就回到台湾，然后我开始教书，台湾没有现代戏剧的一个传承，于是我，我不像今天在座，如果你有上戏，有中戏的学生在的话，你要学习，你有一个传承，这个传承它叫作曹禺，它叫作老舍，它叫作人艺，我们没有那些东西，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一个空的。那我要教什么，我要教学生什么，我要教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很伟大，很了不起，他的戏很棒，但是它是我们的东西吗，它不是啊，我那时候就觉得不行的，可能我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要走，别人走的路，我反而要去开拓一条我完全不明白的一条路，那就是自己的戏剧创作。
于是就和学生开始做实验，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叫作《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讲学生他们成长里面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些经验。1984年的1月10号演出，我记得在台北一个礼堂里面，它也不是一个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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