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船王，包玉刚
据了解，“江南第一藏书楼”天一阁收藏着海量家谱，目前总共收藏家谱近五百五十部，涉及一百多个姓氏。上世纪八十年代，包玉刚曾在天一阁里发现自己是包拯的二十九代嫡孙。
1918年出生的包玉刚，是浙江宁波人，父亲包兆龙是一位经营造纸业的商人。包玉刚小时候在上海求学，他上大学时，正遇上日寇侵略中国，书是没法读下去了。他先是到衡阳一家银行当职员，后去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他以宁波人的精明和兢兢业业的作风，使自已经手的业务蒸蒸日上，所以到抗战胜利，他已是重庆矿业银行的经理了。以后，他又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市立银行的业务部经理。许多人都认为，凭包玉刚的业绩和才干，再奋斗几年，行长的交椅一定会是他的了！
然而就在这时，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向行长呈上了辞职书，说他的兴趣不在银行方面，而在其它方面。他和父亲一起放弃了在上海的事业，全家迁往香港，靠着多年积蓄下的一点钱，去另闯天下了。
开始，他与父亲合伙，做进出口生意，从国内购买干货、豆饼、鸭毛、肥料以及牲畜饲料等土产，向外销售。后来，因为中国政府决定实行国家统办土产出口，包家小公司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以后干什么呢？父亲的选择是经营房地产，他是一个老式的商人，相信“无地不富”是真理。可是包玉刚却以自己的眼光，认为当时香港的房地产业只能坐收地租，是保守的投资，是“死的”；而且他们资本不大，去炒地皮，万一被人吃掉了，就什么也没有了。他看中的行业是搞航运生意，他对父亲说：“航运是世界性的业务，资产可以移动，范围涉及财物、科技、保险、经济、政治、贸易，几乎无所不包！”包兆龙尽管不是十分乐意，但他很欣赏儿子的独立思考和勇气，所以最后还是同意了包玉刚的意见。
1955年，37岁的包玉刚开始了他的“船王”之梦。可是，凭他们包家当时的资金，连一艘旧船都买不起。他专门去了一趟英国，想向一个很谈得来的朋友借钱。可是那个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买船，就变得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肯帮忙也罢了，他还抖了一下包玉刚的衬衣，讥刺地说：“玉刚兄，你年纪还轻，对航运一无所知，小心别连衬衣都赔进去！”这大大地刺伤了包玉刚的自尊心，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番大事业来。
包玉刚两手空空回到香港，只好向香港汇丰银行贷款。可是汇丰银行对航运业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航运的风险太大，这些船老板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风暴刮成穷光蛋，甚至落到什么荒岛上去做“鲁滨逊”！而华人根本不懂航运，借钱给他们去买船，那风险就太大了??银行业的原则是不搞风险投资的！连碰钉子的包玉刚并不气馁，他转身就去了日本。有趣的是，日本银行竟没有要他找日本公司作担保，就同意贷款给他。这样，包玉刚才凑足了77万美元，再次前往英国，买下了一艘以烧煤为动力的旧货船，这艘船已经使用了28年，排水量也只有8200吨。包玉刚看着这艘小山一样的旧船，却像得了稀世珍宝一样，请人将它整修油漆一新，并且取名为“金安号”。他说，这个名字，象征着他对经营航运业的设想和构思：“金”字表示要赚钱，而“安”字表示要稳中求胜。
当“金安号”从英国驶向香港，途经印度洋的时候，包玉刚已经办好了两件事，一是成立了“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二是与日本一家船舶公司谈妥，将“金安号”转租给这家公司，从印度运煤到日本。包兆龙看着儿子坐在香港的沙发中，就安排好了这一切，也不能不佩服儿子的能耐。这艘他还没见过模样的船，就已经开始为包家赚钱了！
当时，世界各国经营航运业的人，都是采用传统的短期出租方式，也就是每跑一个航程，就同租用船只的人结算一次。这样不但收费标准高，而且随时可以提高运价。闻名世界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可斯，美国船王路德威克，以及老一代香港船王董浩云，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包玉刚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长期出租的经营方式，就是把自己的船，通过订立合约，为期3年、5年甚至10年地租给别人，租用者按月交纳租金，但租金标准却要低得多。一些同行见包玉刚这样做，都讥笑他为“门外汉”，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傻瓜”！然而包玉刚有自己的算盘，他承认自己对于航运业务还不熟悉，不如先长租给别人，倒可以持续、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就可以逐渐学会航运业务了！
包玉刚确实赶上了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他买下金安号的第二年，由于苏伊士运河因埃及战争而关闭，航运费用猛涨。当年年底，金安号赚的钱，就已经够包玉刚买下7艘新船了！到了1957年的下半年，航运业出现萧条，运价跌到最低点，那些搞短期出租的船主，每天都要赔老本，只有包玉刚却可以凭着合约稳收租金。事实证明他这个“门外汉”的经营策略是最好的经营策略。人们不得不承认，包玉刚的运气和眼光都是一流的！
这次低潮过去后，不少人都学包玉刚的办法，开始买旧船长期出租。可是包玉刚又改变了方针，将新船长期租给人家，旧船留着自已经营。因为，新船出租，租金自然比旧船高；而旧船自己用，效果则与新船一样。
尽管连战皆捷，包玉刚仍不满足，他认为单靠经营利润来买新船，这个发展速度就太慢了，一定要设法争取银行的贷款。当时，包玉刚还是个不太出名的小富翁，远不是银行家眼中看好的投资对象。可是包玉刚也有他的优势，那就是他自己曾做过10年银行家，对于银行家的心理把握得很准。要找就找最大的银行，而香港最大的银行就是汇丰银行。有人说香港是由四大势力操纵的，指的就是政府、马会、汇丰银行和怡和集团。汇丰银行的资产超过50亿美元，香港的钞票大部分是由它发行，大部分贸易也是由它支持，它发挥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
包玉刚找到了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桑达士，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更凭着他对银行业务的熟悉，很快就赢得了桑达士的信任。桑达士了解了包玉刚的长租经营方式和收入状况后，当即拍板同意向包玉刚提供数额不大的低息贷款。
有一次，包玉刚有机会以100万美元购买一艘7200吨的新船，并把它租给一家日本航运公司，双方议定租期为5年。日本航运公司急于用船，所以愿意出面请它的银行资助包玉刚买船。包玉刚算了一下账，航运公司应该付给他的第一年的租金是75万美元，那么，由日方银行给他开一张75万美元的信用状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包玉刚就去找桑达士，希望汇丰银行贷款100万美元给他买船，他说他可以用75万美元的信用状作担保，汇丰银行不会有什么风险。
100万美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谨慎的桑达士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他毫不客气地说：“包先生，你不是在向一个小孩子说你会发财吧？”包玉刚不慌不忙地反问：“桑达士先生，如果我拿到信用状，你能不能贷款给我？”
桑达士干脆地回答：“贷！只要你有信用状，我马上贷给你！”
桑达士相信自己的经验：你包玉刚船还没有买，就要人家租你的船？还要人家请银行给你开信用状？这不等于是人家出钱让你买船了么？！世界上哪会有这样的好事！他认定包玉刚是在说笑话。
包玉刚一点也不含糊，他到家就打点行李上东京，他对那家日本航运公司说：“我是来拿信用状的。因为我买船的钱还差一点，只要把信用状开给我，我保证在3天之内就把船交给你们。你们信得过我，就先把信用状给我吧！”
在这场“空对空”的斗争中，包玉刚的良好信用成了最有力的武器。结果，桑达士不但实践诺言贷给包玉刚100万美元，而且还从此确定了与包玉刚的长期合作关系。1962年，桑达士升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不到2年，汇丰银行便开始投资包玉刚的环球航运集团有限公司。汇丰银行实际上成了包玉刚的后勤部，使包玉刚的资金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包玉刚在汇丰银行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后来竞成为汇丰银行的副董事长！
而日本船厂呢，也同样更加信任包玉刚，常常是要包玉刚“先把船开走，慢慢付款！”
在包玉刚的精心经营下，环球公司的船队迅速壮大，1980年达到巅峰，船数达到200多艘，总吨位达2000万吨。国外报纸上都以大量篇幅介绍包玉刚，用的标题是《比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都大??香港包爵士》。第二年，包玉刚的船队总吨位达到2100万吨，比美国和苏联的国家所属船队的总吨位还要大，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船王”！
包玉刚虽然成为世界船王，但他也看到，航运业的风险太大，不少曾经成功的航运商都被无情地淘汰了。所以从7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登陆”，将赚得的部分财产投资于越来越红火的房地产业，兼营酒店和交通运输。为了在陆上也能取得海上那样辉煌的成就，他和香港首富李嘉诚一起，和英国资本集团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英国资本集团和华人资本集团一直是香港实业界长期摩擦的两大资本集团。自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资本集团垄断了许多行业，华人资本长期处于劣势。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开始，华人资本渐渐壮大，李嘉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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