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沉重的寓言——评电影《鬼子来了》
王朔曾说，姜文是中国的库布里克。而姜文自导自演的《鬼子来了》可以说达到了国产片的一个高境界，本片是由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改编而来，在电影里“我”就是送俘虏来却又不履行承诺的“五队长”，整部影片也因“五队长”送两个俘虏(一个是鬼子花屋小三郎，一个是汉奸翻译董汉臣)给主人公挂甲台的老实村民马大三并承诺不日来取之后却没有履行承诺而展开。从片尾字幕里我们发现既没有“五队长”也没有“吴队长”而只有一个神秘的“我”，就是电影在保留原著小说的基础上向其他的方向发展，那么片中的“我”到底是谁?原著小说《生存》中并没有秦始皇始建的长城的场景，也没有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的人物形象，而整个影片却用这样的场景体现的“我”便是“朕”，是王者，是杀害全村村民的侩子手与失信者。
其实，纵观整部影片，“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因为“我”的失信与缺席，强制把整个村民置于鬼子迫害的水深火热中，又正是因为“我”的失信与缺席竟然出现村民与日本鬼子“关系密切”的荒诞情形。
八年的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挂甲屯的村民却依然以固有的方式在生存，并没有因为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大氛围所感染，什么深明大义、保家卫国与他们而言似乎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没有“我”送来的两个俘掳，他们依然像经历的8年“有惊无险”的抗战一样，得过且过，混沌度日，挂甲屯村的村民们的品性是一派全然混沌的麻木状态。而正是这些生活在如金字塔般社会阶层最底层的“沉默的大多数”却是在战争中的最普遍生存状态，这也是原稿小说《生存》的主旨体现。
经过历史的积淀，留存下来的太多的内容是一种固定的意识形态，大多是一种过分理想化的体现，包括我们之后的宣传与引导都更趋于理想化的意识形态，所隐藏的东西似乎比表现出来的多很多，而《鬼子来了》却是充满质疑与颠覆的去意识形态化倾向，它完全脱离了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准绳所形成的文化传给文学艺术加上的人为光环，是对主流模式的彻底颠覆。
在诸如《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抗日题材的经典电影中，无一不是通过借助一些英雄人物(比如目光炯炯有神的游击队长、视死如归的英雄母亲等等)来塑造党的形象，更多的场面是军民齐心打败敌寇，小鬼子在大义凛然的中国人民面前充满慌张与恐惧，而此部《鬼子来了》却恰恰更真实地反映了那段历史片段，以花屋一心为代表的日本人求死的态度，既体现了当年日本军人武士道精神中军人荣辱感，也更符合历史事实。他们这样的态度也是我们中国人难以理解的。
《鬼子来了》是一个抗战故事，更象是一则寓言，一则暗喻着民族命运的沉重寓言，它值得我们深思：它绝不仅仅是娱乐，而满满是对世人的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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