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老照片
我与祖父、父亲三代人的合影，是1996年访问台湾时我姑母给我的。这张照片大约摄于我十二岁在南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49年随她到了台湾。照片前左的中年人是我父亲。在大陆，我的家庭照片早已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一批批地暗中毁掉了。仅剩下一张我进劳改队都保存着的我父亲的单人相片，我在一篇散文中记述过：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农场展开的第一天早晨，对我采取“突然袭击”，要把我再次关进“土牢”的时候，我乘看守不注意，从装我全部“财产”的一个破纸箱里抽出来偷偷地揣进衬衣，然后把它塞进一条水沟的泥底了。倘若当时被搜出来，那可是一份确凿的“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证据，对“右派分子”兼“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我，凭这张照片就可以立即逮捕判决的。这次从姑母那里，总算我又有了父亲的遗像。
1971年那天早晨，我们这些“犯人”的工作是脱土坯。不知用这个“脱”字是否对，方言音是“tuo”，动词，“脱土坯”就是把搅拌了草秸的胶状泥浆捣进木模使它成型，晒干后当做砖盖房子，那土坏房就是被称为“干打垒”的了。为了就近取材，劳动场地设在水沟边，这样，把沟底的泥捞出来拌上草秸便可以捣进模子了。多少年后，我又一次到这条小水沟边凭吊。小沟早已干涸，成了公路旁的路沟，长满丛丛杂草。指向天空的根根芦苇，抽出白色羽毛般的长穗，像一条条招魂的灵幡在风中摇曳。人的肉体被消灭了，灵魂飞散了，印有躯体模样的那张被叫做“照片”的纸，被深埋在泥土中最终也化为泥土，也许还变成了“干打垒”的一部分，也许已与我后来住的“干打垒”的土房融为一体。这么说，父亲的阴魂始终没有离开我。长久地立在路边，似乎听见周围响起某种宗教在安葬仪式中吟诵的如怨如诉的祷文：
泥土归泥土，魂魄归魂魄！
台湾的姑母翻箱倒柜地将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找出来给我。我曾在我选集的扉页上发表过，如今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置于我的案头。前一阵子，被称为“老照片”的旧时代的摄影作品忽然流行起来，和“重复建设”一样，不少出版社竞相重复出版，还有什么“红镜头”、“金镜头”、“黑镜头”之分。其实，有很多照片谈不上是什么“摄影作品”，不过是乡间小照相摊点照的全家福、纪念照之类的留影。但从畅销的情况看，人们仍非常喜欢这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出版单位把老照片说成是“文化”，那么，我家祖孙三代的这张合影也是“文化”了。可是，“文化”又是什么？为什么一些对“文化”并不感兴趣的人或说并不是在“老照片”中寻找“文化”的人，也很喜欢“老照片”呢？我以为不管将老照片当做文化也好，或只不过借此聊以怀旧也罢，人们对老照片的兴趣，总表示了人天生有对事物刨根问底的向往；“寻根”，是任何种生物内在的本能，树木“叶落归根”的自然现象，不也衍化成了一个政治性的感召吗？人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人、任何生物、事物当做突如其来的个体，从来都是将每一个人、每一个具体事物与他或它的上代结合起来观察和考察的。社会有社会的历史，人和生物，也有各自的谱系。
重又见到这幅“老照片”之前，我就一直对寻找自己的根感兴趣。1995年我参加在武汉举办的图书览会，抽空请我的好友、湖北作协副主席刘富道领我“寻根”。我记得小时听母亲讲过，外祖父是清末最后一任江夏县知县，她老人家1908年就出生在江夏县衙门。近九十年过去了，江夏县衙门当然不复存在，但我想房屋建筑总还留下一点遗迹吧。清末的江夏县在现在的汉口，离武汉市区还有一段路程，两人下的车来，富道陪我穿街过巷，转了半天，问了好几位老年人，都不知道清代的江夏县衙门。最后一位守杂货店的老人依稀想起旧时的县衙大约是现在的造船厂。到了“武汉第×造船厂”，工厂好像是停工或者放假，厂区没有工人，而传达室却不放我们进去。富道又着急四处找熟悉的人，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可是一时哪里去找？恰巧迎面来了个年轻人又是位文学爱好者，知道来了两个作家，领会了来意，蛮热情地带我们到处转。厂区里居然有座辛亥革命烈士的纪念碑，看来我们找对了，然而再没有旧时的碎砖片瓦，江水汩汩，细浪舔岸，空落的厂房聒噪着鸦鸣雀啼。这就是当年处理江夏县政务的官衙吗？机器的轰鸣，工人的喧哗，早替代了琴棋声、吟哦声和大堂上的审案声。我外祖父是在哪里读书的呢？他老人家名震一时，是清末的一位鸿儒，曾做过湖广总督的总文案，比附起来，要比现在一个省的秘书长大得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一期的《团结报》上还刊登过他任江夏县令时倾向革命党人的“进步事迹”。书房没有了，居室更无处可寻。即使厂房，今天也悄无声息；机器锈迹斑驳，厂内白草凄迷。县吏衙役执事巡捕等等在一次大革命后做鸟兽散，厂长科长主任工人等等又面临一次的革命将重新组合调整。但当年就在这一带的什么地方诞生了一个女婴，九十年后这个女婴的儿子又来到此处，儿子也两鬓斑白了。其他所有事物已随时光消逝得无踪无影。时迁事移，一切的一切都倒塌风化消失了，只有生命流传了下来。
是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顽强的呢？
应该感谢富道仁弟，事后他写了篇短文记述陪我“寻根”的经过，登在《武汉晚报》上。不久，就接到湖北黄石我本家兄弟子侄的来信，不是我去“寻根”而是“根”寻到了我。
我一直认为我祖籍安徽省盱眙县，生于南京，说我是江苏南京人也可。因1958年盱眙县划归了江苏省，所以至今我在各种表格中籍贯一栏下都填写的是江苏。我记得很清楚，被毁掉的家庭照里，分明有几张我母亲和奶妈在日寇人侵南京前，携我逃到盱眙县老家拍的照片。当时我尚在襁褓之中，其他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都是我老家的亲戚，大大小小总在十位以上，衣着整齐光鲜，不像是落难的人，背景是一座小山头，大概那小山是盱眙县的一个风景名胜吧，而且，照片还是自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么说，盱眙县老家的人光景还过得去，我家在盱眙大概还算“殷实人家”，所以我一直对盱眙县的印象很深。
可是，湖北黄石西塞乡亲戚来信并且寄来照片，在黄石西塞乡竟还有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茔。从照片上看，坟茔居然完好无损。这才给我解开了我在美国时产生的一个疑问。
1985年我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应邀出席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中午饭后趁便参观了大学图书馆。在中文书库的工具书部，陈列汗牛充栋的各类字典、词典、索引、年表、年鉴、百科全书等等，好像有关中国的资料都被图书馆囊括了。其中还有各个历史时代出版的中国名人录，放在架上任人翻阅。我随手抽出一本民国时期编的《中国名人录》，在张姓一栏里查到我祖父的辞条，我祖父张铭，号鼎丞，就是照片中靠右的年长者。但辞条下却注明他是湖北黄石人。我知道祖父曾在湖北黄石做过官，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大冶县县长（大冶即今天的黄石），但他并不能因此就算作湖北黄石人，是不是这部名人录搞错了？那天中午我一连翻阅了四五本不同的民国名人录，在祖父的辞条中，籍贯全注的是湖北，这么说来，我的祖籍应该是湖北了？
从黄石亲戚寄来的照片看，曾祖父母的坟茔坐落在山坡上，背后一片苍柏翠竹，也许是因为拍摄的角度吧，远处一株高高耸立的塔形杉树特别引人注目。从堪舆学上说，确实一处好风水。原来，曾祖父是清末长江水师的一名军官，被封为“武功将军”，谢世后即葬于黄石西塞乡。我祖父出生于曾祖任职的黄石，1977年去世，享年九十四岁。他在美国读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得到了芝加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两个法学学士后回国，一直在民国政府做不小的官，病故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那时我还戴着“帽子”在劳动改造，没能见最后一面。八十年代初在台湾的姑母返回大陆探亲，才遵他遗命将他的骨殖移葬到黄石西塞乡祖茔旁边。
肉身在世界上转来转去，起落沉浮，最终回到他（她）的出生地，“叶落归根”此言不虚。
接到黄石市本家兄弟来信不久，便又接到了盱眙县老家亲戚的信了，同样附有我家在盱眙县古桑乡张家庄祖茔的照片，并且还有一本家谱的复印件。家谱是宣统元年由在黄石做官的曾祖修订的，前有曾祖的题跋，开宗明义即注明我这一张姓家族是“盱眙支派”，世居“盱眙南乡古桑树张家庄”。也就是说，我曾祖尽管在黄石做官，但仍顽固地坚持自己家门是盱眙人氏。祖父生前希望回到他的出生地，曾祖何尝不想回到盱眙县？那么为何葬在黄石？我想是因为他去世时已是民国八年了，作为前清的官员，他已无力使自己的骨殖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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