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鲁迅路口
一
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游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脚又踩过这块潮湿土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我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二
一九〇五年是秋瑾留学日本的次年，其时鲁迅做为她的先辈，已在日本滞留了两年。不知他们是否做好了思想准备，国家兴亡与个人荣辱的大幕就在这一年猝然揭开，并与他们的每一个人遭遇。
一件大事是日本政府与清朝勾结，为限制留学生反清政治活动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应该注意，取缔一语在日语中主要意为“管束、管理”)。此事引起轩然大波，秋瑾的表现最为激烈。
诸多论着都没有涉及当时留学生的反应详情；但参照（比如八十年代末以来）留洋国人的多彩面孔，我想当时的诸多精英一定也是形形色色。冷眼看着中国留学生的样相，日本报纸《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嘲笑中国人“放纵卑劣，团结薄弱”。湖南藉留学生陈天华不能忍受，他以性命反驳蔑视，投海自杀。
与他们气质最近的日本作家高桥和巳，对此事的叙述如下：
陈天华的抗议自杀，最富象征地表现了投影于政治中众多之死的、文化传统与传统心情的方式。
一九〇九年,日本的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不用说，这是应清朝的要请，限制留学生革命活动的东西。当时，《朝日新闻》侮蔑地批评那些反对《取缔规则》、进行同盟罢课的中国留学生，说他们“出于清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其团结也颇为薄弱”。陈天华痛愤于此，写下了绝命书，在大森海岸投海自杀。
他在《绝命书》中说，中国受列强之侮，因为中国自身有灭亡之理。某者之灭，乃自己欲灭。只是中国之灭亡若最少需时十年的话，则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死于今日。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以养实力，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中国不灭亦未可知。
他区别了缘于功名心和责任感的革命运动，要求提高发自责任感的革命家道德。
（《暗杀者的哲学》，《孤立无援的思想》所收，页一九三至一九四）
每读这一段故事我总觉得惊心动魄，也许是由于自己也有过日本经历。陈天华感受过的歧视和选择，尽管程度远不相同--后来不知被多少留日中国学生重复地体验过。只是一个世纪过去到了这个时代，陈天华式的烈性无影可寻了。在一种透明的、巨大的挤压之下，海外中国人的感情、公论、更不用说行动，日复一日地让位给了一种难言的暧昧。陈天华的孤魂不能想像：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和自欺之间半推半就。
陈天华已经死了，活着的还在争论。在侃侃而谈中学人们照例分裂；有的是学成救国派，有的是归国革命派，我想更多的一定是察颜观色派。身为女性言行却最为“极端”的秋瑾那时简直如一个“恐怖主义者”，面对纠缠不休的同学，她居然拔刀击案，怒喝满座的先辈道：“谁敢投降满虏，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而在场者中间就有鲁迅。
显然秋瑾不曾以鲁迅为同志。或许她觉得这位离群索居的同乡太少血性，或者他们之间已经有过龃龉。大概鲁迅不至于落得使秋瑾蔑视的地步？在秋瑾的资料里，找不到她对这位邻居的一语一字。
我更想弄清当时鲁迅的态度和言论。但是诸书语焉不详，本人更欲言又止。渐渐地我开始猜测，虽然不一定有过争吵和对垒，大约鲁迅与同乡的秋瑾徐锡麟有过取道的分歧。或许鲁迅曾经对这位男装女子不以为然；她太狂烈，热衷政治，出言失度。鲁迅大概觉得她不能成事，也不是同道。鲁迅大概更嗅到了一种革命的不祥，企图暗自挣扎出来，独立于这一片革命的喧嚣。
留学日本是一件使人心情复杂的事。留日体验给于人的心理烙印，有时会终一生而不愈。
敏感的鲁迅未必没有感受到陈天华的受辱和愤怒，但是他没有如陈天华的行动。或许正是陈天华事件促使鲁迅加快选定了回避政治、文学疗众的道路。
他的意识里，说不定藏着一丝与鼓噪革命派一比高低的念头。但是时不人待，谁知邻居女儿居然演出了那样凄烈的惨剧，而他自己，却只扮演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逐渐地，我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影子。
它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乡的自责，从此在心底开始了浸蚀和齿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了一个影子。这影子变做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
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
三
隔开了百年之后，寻觅鲁迅如同盲人摸象。
但仍然还有思路可循，这思路是被作品中的处处伏笔多次提示了的。研究鲁迅的事不能用顾颉刚的方法，但是一样需要考据。
它不像考据山阴大禹陵；那种事缺乏基本的根据，谁也很难真能弄得清楚。鲁迅的事情与我们干系重大，它不是一家之说壶中学术。流血的同学和鲁迅几位一体，身系着民族的精神。从一九〇三年鲁迅留学日本开始计算，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 一九〇七年徐锡麟和秋瑾死难的世纪忌日，也正在步步临近。应该梳理脉络，更应该依据履历。这履历中，有刻意而为的--他的做法，他的伏笔。
站在绍兴的路口，眺望着鲁迅纪念馆和鲁迅故居，还有出没着正人君子的“咸亨酒店”，我感到了作品的明示，和刻意的作伪。
在经历了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的刺激以后，或者说在使自己的心涂染了哀伤自责的底色以后，后日直至他辞世的所谓鲁迅的一生，就像恐怖分子眉间尺的头和怨敌在沸水里追逐一样--他与这个日本纠缠撕咬，不能分离。
那以后的历史可能是简单的：三一八，九一八。三一八在北京的执政府门前再现了绍兴的轩亭口，他绝不能再一次看杀学生的流血。九一八使那个日俄战争的幻灯片变成了身边的炮火，使他再也不能走“纯粹的文学”道路。
不是每一天都值得如陈天华那样一死，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如陈天华那样去表现人格。回顾他归国后的生涯，特别是三一八和九一八之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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