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日本留言
一
日本是一个古怪的国度:数不清的人向它学习过,但是后来都选择与它对立的原则;数不清的人憧憬着投奔过它,但是最终都厌恶地离开了它。它象一个优美的女人又象一个吸血的女鬼;许多人在深爱之后,或者被它扯入灭顶的泥潭深渊,或者毕生以揭露它为己任。
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其中太深的东西。
百年以来两度侵略战争过后,尽管那么多的亲日派还活着,尽管一代代地在青年中被培养出了那么多的媚日派,作为中国的基本舆论和心态的一个外观,就是人们对日本的普遍反感。今天,简单的说,我欣赏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反感,哪怕是嘴上的不服气。
这不科学,也不认真,但是多少有着一点正义。
是否应该认真一些地归纳一次呢?我觉得应该也有必要。如果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只是昔日的仇恨,如果对于一个扩张的殖民主义传统只是反感而已,那么肤浅的反感是可以只隔一夜就变味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变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奸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有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鸠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
但是放弃批评更危险。半个世纪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时的名言,即所谓“以德报怨”,是错误的。在今天,日本的媒介几乎言及中国必怀讥讽,日本的许多人提起中国语必不恭。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了正义,可能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二
我也相当长期地在日本滞留。所以用滞留一词,是因为日本希望外国人只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居日。根深蒂固的对岛国之外一切的恐惧,使日本的及其善良的国民总是小心翼翼地盼望外人最好快点离开。于是代表他们国家的警察和入国管理局就露出了狰狞的脸。据我个人的但是真切的感受,日本最可憎的两大物,一个是gokiboli即一种大臭虫;另一个是简称“入管”的入国管理局人员。
岛国的闭塞性,是一个老得起茧的话题。据我看,他们一点也不闭塞;倒是文化小国的恐惧心理,酿制了日本的排外气氛。这首先对他们自己是可悲的:因为有着大量真诚的日本人渴望和世界交流,为了洗刷他们历史的家族史上的侵略者的淋淋血滴,他们做了不知多少努力。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作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国基地和美国大使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拼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延烧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着名的三里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在冲绳,由于美军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美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游行,其中837人被捕。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1886人。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仅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现这些幼稚的思想而作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坂口宏的年青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了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不惜用一条命夺一只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隘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使战争扩大于整个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作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它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的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和充满错误,但是,就象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的正义,6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本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换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三
不久前听到一句新闻:旷日持久的日本教科书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我马上想起了一盆翠绿的万年青。
那盆万年青,是我赠送给一个日本老人的。在外国,我专程拜访一个人,而且见到后表示并无他意,仅仅想向他表示尊敬然后就告辞的经历——唯此一次。
那老人惊人的瘦弱。在一米五左右的瘦小骨架中,隔着衣服觉不出他身上还有肉。我不详地想,他不会再活多久了。但我还在沉默之间是他先开了口。他说,据诊断他身上一共患有七种病,他呵呵笑着。
我不愿再看他那真正是骨瘦如柴的形容,只管把刚刚从花店里买来的万年青送过去,讲解了一些中国人对这种盆栽的常青植物的吉利说法。喝过一杯茶后我告辞了。我想,除了我大概没有谁这样做,但我一定要这样做。
着名的日本教科书诉讼案,是以家永三郎老人一个人为原告,以日本政府为被告进行的。这件事又是很难简单讲清——原谅我又要攻击我们亲爱的知识分子,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对祖国干系重大的事,他们就一定不介绍。即使低能也不是能解脱的解释,因为有些事作起来很简单:只须翻译些不难的资料(不是他们不懂的文学语言),也不犯忌。
又是只能用几句话归纳全案。
事情是这样的:日本政府审定中学教科书时,把对中国等国的侵略一词,改为一个汉字写作“进出”的词。这个词很暧昧,只能译为“进入,扩展,挺进”之类的意思。当然,修正不止如此一处而已,从用语到史实,日本政府的文部省(教育部)竭尽了掩盖,否认,粉饰战争罪行的全部吃奶之力——然后一届届地教他们有点傻的学生。
东京教育大学家永三郎教授出于正义,勇敢地向日本政府文部省提出起诉,这就是长久以来,久久地震撼着日本的教科书诉讼案。此外,日本取消了原东京教育大学的建制并建立了一所唯一由日本文部省直接领导的大学——筑波大学,家永三郎取道清洁,也毅然辞去了大学教授之职。
诉讼案漫长地持续着。谁都知道,一人对政府的案子会有什么结果。笃信民主主义的人也许对家永三郎胜诉报有过希望,然而我想,日本不会出现这种结果,那里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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